近现代佛教义学资料
近现代佛教义学资料
佛教学成为我国宗教学的重要分支内容之一，关于近现代佛教义学如何理解。下面是有近现代佛教义学，欢迎参阅。
近现代佛教义学
(一)金陵刻经处创立的背景和因缘
19世纪中叶，伴随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西方列强大肆向海外拓展殖民地，侵略势力逐步向我国延伸。自1840年战争开始，我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深重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传统佛教由于自身积弊日深、国内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外来政治文化力量的挤压，也已衰败至极，处境艰难，命若悬丝。正如太虚大师曾经指出：“西汉以来，中国之社会，处儒教专化之下，佛法虽来中国，以避其排斥，僧乃游方之外，住持佛教之净仪。而社会之承受其化者，一为功成身退之隐逸;一为施政者借充神道设教之用，以鬼神祸福辅治愚民;故非僻于离世之禅寂，即为腐于流俗之迷信，初未尝宣传佛法之真义于民众，俾社会之伦理、政治、经济裁
成于佛之教化焉。唐、宋来为僧化根本精神之禅宗，宋、明儒亦闻其风而自张门户也。夫禅宗本高建于律与教义之基础上者;元、明以降，律仪隳弛，教义淹晦，宗门亦漓为大话欺人之口头禅。持律、谈教之净土家，乃从而代之;故明、清来沙门居士之高者，大抵归崇净土。然晚清后儒化之中国民族，一被劫于西洋之武力侵略，再被劫于西洋之宗教侵略，三被劫于西洋之民治侵略，四被劫于西洋之科学侵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值此思想解放之时会，清末杨仁山居士汲汲流通精典，游扶桑者既习闻佛故，康、谭、章、严、梁氏等之政论者，亦时好谈佛，于是佛之教义浸为士夫学子所留意。”②
面对民族与佛教的双重危机，大批爱国爱教的仁人志士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救亡图存的探索与实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杨仁山居士于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开始了刻印流通经典、研究佛教义理、培育佛教人才的弘法利生事业。
杨仁山居士(1837-1911)，名文会，祖籍安徽石埭，其父朴庵公与曾国藩为同年进士。自幼颖悟，聪明能文，性格豪爽，喜读奇书，知识广博，“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之术，靡不探颐，韫之于心，”③并对当时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工程技术等亦有兴趣，在他身上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也融会着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精神，但他淡于名利，不愿为官。
1864年，杨仁山居士在回乡料理父亲丧事时，感染时疫，于病中研读《大乘起信论》，连读数遍，爱不释手，遂启发宿慧，窥得其中奥旨，对佛教产生信仰。从此，“一心学佛，悉废弃其向所为学，”④并“凡亲朋往他省者，必央觅经典。见行脚僧，必询其从何处来，有何刹竿，有无经卷，”⑤欲寻求佛经以深入研读。但当时江南久历兵燹，佛教典籍损毁殆尽，殊难觅得。1865年，时杨仁山居士初至金陵，管理工程建设，遍事搜求佛经，也仅“得经书数种”⑥。感叹“末法有七千余年，初分时经论不昌，何能延此长久!”⑦认为“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众生。”⑧1866年，居士移居南京，在精于佛学的同事王梅叔家中发现魏源所辑《净土四经》，顿感“喜出望外”⑨，遂与郑学川等学佛同道共同筹划刻经事业，联络社会各界捐资，于当年腊月初八佛成道日，刻出第一部经典——《净土四经》，并作《重刊净土四经跋》，标志金陵刻经处始创。
(二)开展的工作
金陵刻经处自创办以来，集刻经、研究、讲学于一体，在流通经典、重振义学、培养人才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刻印流通佛教典籍、画像
计算机专业自荐信自1866年刻出第一部经典《净土四经》后，1868年杨仁山居士于南京鸡鸣山北极阁发布《金陵刻经处章程》和《募刻全藏章程》，刻经处工作正式启动。《募刻全藏章程》规定刻经处书籍刊刻形式为“均用书册一本，以便刷印流通，”⑩所刻经籍，“拟照楞严寺书册本目录，不复增减”(11)，“须分先后缓急。不拘经、律、论等，但取现前所亟需者为第一起。捐得某部之资，即将某部开雕，”(12)但并非所有经书都能刊刻，“名德撰著，藏内未收者尚多。全藏刻竣后，倘有余力，须众议僉同，亦可续刻。或有指刻某部者亦听。但非由戒定慧三学出者，不得滥收。”(13)晚年，杨仁山居士有感于当时日本编印的《续藏经》驳杂凌乱，立志组织编刻《大藏辑要》，“此书专为初学而辑，分别部类，以便检阅，”(14)亲自手订《大藏辑要》目录，收入经籍460种，计3300多卷，将藏经内容分为华严、方等、净土、法相、般若、法华、涅槃以及传记、纂集、弘护、旁通、导俗等21部。
小雪吃什么金陵刻经处印经，遵循“凡有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15)的三不刻原则。在法义上审慎辨析，在版本上严格选择，在内容校勘上极为精审，“古本书籍，改定行款，校正讹误，甚费心力，”(16)版式疏朗，刻工精致，纸质绵柔，字大悦目，从内容到形式均堪称精良，因此所刻印经籍被称为“金陵本”、“宁刻本”，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
覃沐曦除了刻印佛经，杨仁山居士还潜心研究佛教造像，依据《造像量度经》，审定章法，并延请著名画家绘刻精美佛画，摹绘刊印流通。金陵刻经处所刻印之佛像，章法谨严，层次分明，形神兼备，清净庄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刻印风格，具有极高的宗教价值及艺术价值。
本着弘法利生的精神，金陵刻经处所刻佛典采用书本形式，方便携带;所刻印流通的经典佛像，只按纸墨印工计算成本，使一般大众易于获得。如杨仁山居士晚年自述：“鄙人志愿，亟愿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务使校对刷印，均极精审，庶不至贻误学者。”(17)“鄙人四十年来，屏绝世事，专力于刻经流通，窃以弘法利生为愿。”(18)张姓牛宝宝取名
2.研究、讲学，培养佛教人才
杨仁山居士心怀大愿，而尤对当时中国佛教教风不振、教理不明、戒律废弛、佛教整体势态颓败深感忧虑，认为唯有提倡兴办新式的僧教育才能挽救佛教于“佛法入支那后，第一隳坏之时。”(19)杨仁山居士在《与某君书》中说：“鄙人所期于后学者，将来可作人天师表，开阐如来正教，不入歧途，不落权小，则末法衰颓之象，或可振兴乎?”(20)1907年，杨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佛教学堂祇洹精舍，培养佛教人才，振兴佛教。1908年，精舍正
式开课，两个学期后，因经费不支而停办。dnf没频道
祇洹精舍停办不久，杨仁山居士又与同仁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佛学研究会，针对佛教衰微之象，力图振衰起弊，复兴“本师释尊之遗教”(21)，居士被公推为会长。“该会每月开会一次，每七日讲经一次，听者多欢喜踊跃。”(22)参与者多为当时学界名流。
1911年秋，杨仁山居士去世;1914年，金陵刻经处编校主任欧阳竟无又在金陵刻经处创立了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大兴研究讲学之风;1922年，复以研究部为基础成立了支那内学院，继续培养佛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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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与现状——几经沧桑而慧灯不熄
金陵刻经处地址于1868年发布《金陵刻经处章程》时设于南京鸡鸣山北极阁，后迁至常府街杨仁山居士暂住处，后又转迁至花牌楼居士租赁的住宅中。为使刻经处有一个永久场所，更好地开展刻经弘法事业，1897年，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城内延龄巷内购置一块土地，建造新房，全家人连同刻经处一起迁入。不久，母逝，三年服阕，即劝三子：“我自28岁得闻佛法，时欲出家，徒以有老母在，未获如愿。今老母寿终，自身亦已衰迈，不复能持出
家律仪矣。汝等均已壮年，生齿日繁，应各自谋生计，分炊度日。所置房屋，作为十方公产，以后毋以世事累我。”(23)1901年，令三子立“分家笔据”，并特意叮嘱：“此屋专作刻经处公业，系父亲三十余年经营所成，永远作为流通经典之所，三房均不得认为己产。目前家眷暂住在内，以十年为限。十年之后，照例起租。不得自添屋宇，以杜占踞。俟各房自造住宅，即当移居。经局刻板之资，系十方善信捐助，永远作为公业。”(24)“近年家用不敷，积有欠债。通盘清算，所欠各处债项计银三千八百一十两。以目前进款大小分认归还。”(25)居士舍宅为法，爱教利生，悲心可鉴。此即为现金陵刻经处所在地，南京市淮海路与延龄巷交界处，白下区淮海路35号。
1878年与1886年，杨仁山居士曾受邀先后随外交官曾纪泽和刘芝田，以参赞身份出使英、法等国，深入考察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科学、文化等，深刻认识到：“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今欲重兴释迦真实教义，当从印度入手，然后遍及全球。庶几支那声名文物，为各国所器重，不至贬为野蛮之国矣。”(26)“世界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人心，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矣。”(27)“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
莫如佛教。”(28)刻经弘法之心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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