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非均衡增长的经验与改革路径--基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的考察
中国经济特区非均衡增长的经验与改革路径 ——基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的考察
颜 冬，姬 超
苹果手机怎么刷机【摘 要】摘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特区经济属于中国整体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构件，不能将其作为一个同质的区域经济体加以分析。非均衡增长方式直接带动了特区经济的起飞，为其融入世界分工体系提供了条件，同时使得特区的现代化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走在了全国前列。然而随着特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再深化却逐渐停滞，出现了向全国传统体制收敛的迹象，这一点被特区32年来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变化趋势所证实。因此，实现特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与转型的出路在于进一步消除影响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互补发展。
【期刊名称】商业研究
【年(卷),期】2015(000)005
金钟奖2013【总页数】名贵树种8
【关键词】经济特区；非均衡增长；市场经济体制；劳动市场一体化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起点，特区30多年来的改革与发展经验始终为中国整体经济发挥着重要的窗口和示范效应，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固有的缺陷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特区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其它更加富有活力的城市逐渐超越特区，人们开始冷静地反思特区试验带给全国其它地区的真正经验是什么，而不是简单地复制特区增长模式，毕竟不同地区的差异体现在多个方面，所处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发展环境更是天壤之别。通常认为特区在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上领先于全国其它地区，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更有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特区也借此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才，这被认为是特区经济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但伴随特区高速增长，特区内外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巨大鸿沟不但制约经济的内生性转型，还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分化问题，从而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随着特区高速增长的结束和持续增长的乏力，有必要怀疑特区市场一体化的真实水平究竟有多高，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①及其在特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具体过程和机制。为此，必须在真实而具体的发展场景中加以分析，这也是理解特区成功本质的关键一点，只有这样才能为特区未来的转型与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从而继续完成全国经济改革的制度试验田、排头兵和示范窗口的历史使命。
阳春旅游景点大全一、真实发展场景中特区的产生与增长模式
研究特区首先不能脱离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政策，就不会有特区的产生，若没有经济特区的实践，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在全国范围的确立和发展，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深入(陶一桃和鲁志国，2008)。因此，特区的产生属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制度变迁的一部分和不可或缺的环节，其与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相辅相成；特区的率先发展首先是中国非均衡增长方式的一部分及起点，不能在讨论特区或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时将两者作为同质的对象而并立。一方面，作为当时特殊政策的产物，特区是一种由中央至地方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当时与繁荣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面临着极端的贫困威胁，出现了大规模的“偷渡潮”，面临严峻的政治压力和地方政府发展诉求，中央政府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因而，特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有其内在的推动力，非均衡增长策略的确立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之所以选择深圳等五个沿海地区设立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除了地缘因素，还因这些地区远离政治中心，计划体制基础相对薄弱，国有经济成分较少(深圳和珠海的国有经济比重更是接近于0)，遭受的阻力也会相对较小，有利于发挥改革窗口和试验田功能。五个一清二白的特区，特别是深圳通过充当连接海内外、特区内外商品和信息的集散地，在路径上形成以加工贸易和出口导向为主体的经济模式，在方法上依靠“内引外联”，对内引进
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对外联合以港澳台资本为主的外资共同开发、共同发展，在主体上促进企业家和政府共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以获得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驱动和保障上则以各种优惠、自主的政策为前提(Graham,2004；Fewsmith,1996)，从而导致传统农业的快速萎缩以及超乎寻常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经济得以实现超高速增长。
二、特区经济非均衡增长的经验
计算机毕业实习报告作为示范区，有必要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其它地区是否有可能通过复制特区模式获得类似的经济成功？如果不能简单复制，那么特区提供给其它地区的真正经验又是什么？事实上，我们不认为优惠性政策是特区之所以“特”的根本原因，基本相同的优惠政策导致了特区内部差异和非均衡结果，而初始禀赋绝非造成差异的本质和唯一因素；我们也不赞成将特区的成功简单地归为解放思想、冒险精神、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等主观品格，尽管这些都是必要的。相反，我们主张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考察经济特区的增长本质，考察各种要素互相作用的具体方式。
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桥头堡，特区经济鲜明地体现为一种非均衡式发展，即国家通过各种
倾斜性政策鼓励特区优先发展，促进资源向特区流动，形成以特区为中心的增长极。非均衡增长策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情境，而政府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政府的作用
利特瓦克(John M.Litwack)和钱颖一(1998)注意到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一方面要满足一定社会消费需求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又缺乏规制政府掠夺行为的制度。当发展中国家的绝大部分企业因为糟糕的初始条件而放弃生产性努力时，税收收益也会较低，政府就很可能迫于压力提高税率；政府在事后提高征税水平进一步抑制了企业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性，导致低水平均衡陷阱。此时，如果通过设立特区实施非均衡增长策略就可能强化企业生产性努力的激励，进而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突破上述低水平均衡陷阱。相比税收激励，投资激励的相对好处在于承诺的不可逆性，即使这种承诺并不完全可信。当承诺不完全可信时，最优的转轨策略可能通过协调投资与税收两种激励方式产生，而经济特区恰好是这种协调的产物。此外，他们还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特区，第一种类型特区的策略组合为高投资，低税率，目的是实现特区建设的激励最大化；第二种类型特区的策略组合是高投资，高税率，目的是实现特区对其它地区的溢出效应。哪一种特
区类型更为合适则由特定的发展阶段和时代背景决定。由此可见，非均衡增长策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情境。
成功的特区需要一定的条件，特别是政府行为在特区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徐现祥(2008)用“试验-推广-趋同”的空间渐进改革路径解释了特区成长的轨迹和内在机制，他指出中央分权让利、权力下放使得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者和参与者，地方政府由计划执行者转变为发展型政府，开始积极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由于特区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性为其它地区免费提供了公共物品，为了对特区形成生产性激励，早期中央政府严格限定了特区的边界，确保了特区试验的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的一致性，随后再对特区经验进行推广示范，使其它地区也获得发展，最终导致全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在实践中，特区内外的差距，甚至特区城市内部也存在较大差距证实了以上结论，政治结构和政府角差异为特区差距提供了更加有效的解释。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是所有的经济体起飞都适用非均衡增长方式，非均衡增长策略的成功还依赖一定的其它条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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