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 商会服务功能研究_公共品还是俱乐部品供给
摘要:本研究通过定位商会公共品和俱乐部产品两种服务功能,利用广东和浙江近120家商会组织样本实证考察多组影响商会服务功能的特征变量,结果认为商会规模随着对行业影响力的提升而提供更多的俱乐部产品供给而非公共品供给。商会自治权越高,越有利于其服务功能的扩大;商会组织的专业管理通过员工激励可促进多样化的俱乐部产品供给;异质性负面影响商会服务供给;竞争性行业则不利于公共品供给。结论认为“自上而下”主导的商会治理模式应让位于“自下而上”的商会自治模式,商会组织也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实现更有效地供给公共品和俱乐部产品。
关键词:商会
公共品
俱乐部产品
Tobi t 估计
一、引言
传统上,人们认为政府与市场是解决公共物品问题的两大基本机制。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会和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商协会)作为介于企业(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第三方治理机构,发挥着重要的治理功能①。尤其在转型经济中,市场秩序混乱,交易成本高昂,大量存在着市场与政府机制均
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如价格协调、涉外仲裁等),需要企业以集体行动方式,创设或参与自主治理组织,建构准公共物品为成员享用(吴军民,2005)。自发产生的商协会通过向其成员提供一个相对稳定、协调和信息充分的制度环境,起到了提高市场效率和改善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Recanatini and Ryterman ,2001)。Doner 和Schneider (2000)把商协会弥补政府失灵的功能称为“市场支持”(market-supporting )活动,这类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游说政府提供或改善有利于行业发展的公共产品(如产权保护、基础设施和税收政策等);把商协会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称为“市场补充”(market-complementing )活动,这类活动旨在协调企业间的横向和纵向关系,克服市场失序和恶性竞争,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专业化水平(如制定行业标准和行业规范,向会员提供市场信息、技术咨询和人才培训等服务)。如果我们将商协会视为市场经济运转所不可缺少的制度安排,将其治理功能视为其向企业提供的产品,那么商协会的“市场支持”活动类似于蒂博特(Tiebout ,1956)所提出的地方公共产品(local public goods ,本文称之为行业公共产品)②,其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完全的非竞争性(这种非竞争性存在辖区的限制);而“市场补充”活动则类似于布坎南(Buchanan ,1965)所定义的俱乐部产品(club goods ),这类产品具有排他性(只有加入俱乐部才能消费)和弱的非竞争性(当俱乐部的规模超过一定范围后对产品的消费会产生拥挤效应);商协会不仅为企业创造了信息共享和面对面接触认识的平台,还提供了企业在集体活动参与中检视(监督)他人预期、发展社会联系与集体认知和抑阻“搭便车”的有效机制(Waarden,1991)。
从广义上看,二者均可归类为准公共产品,但非排他的行业公共产品更接近于纯公共产品,而排他性的俱乐部产品则更接近于私人产品;但在商协会内部,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之间存在双重关系(既存在互补关系,又存在竞争关系)。从互补关系来看,俱乐部产品有助于强化会员参与提供公共产品的动机;某些公共产品还可能增加对俱乐部产品的需求,如政府授
商会服务功能研究*
———公共品还是俱乐部品供给□赵永亮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672059)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8&ZD030)的资助,一并表示感谢。
权商协会对从业人员的资质进行认定可能增加对商协会培训的需求;加之某些俱乐部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商协会内部的维权规约经政府授权后被推广到全行业时,该规约就由俱乐部产品转化成了公共产品(余晖等,2002)。竞争关系则主要表现为两种产品的生产会在商协会资源的使用上发生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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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试图解决以下问题:(1)商协会治理功能定位的依据是什么?(2)商协会的不同治理功能与其规模、组织结构和自治模式是什么关系?
二、商协会治理功能
的经济学依据
不少国内文献(余晖等,2002;秦诗立,2003;郁建兴等,2008)都指出,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商协会的存在是因为它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从而节约交易成本。但是,这些文献没有明确地说明,与企业和政府相比,商协会在哪些产品的提供上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以下我们试图通过简单的成本比较法来解释该问题,从而为商协会的功能定位提供一个经济学的依据。我们将市场经济划分为3个部门:企业(b)、政府(g)和商协会(a);三大类产品: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每大类中还可以有若干子类产品)(见图1)。然后,根据3个部门的治理特征,对它们提供各类产品的预期成本(含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大小加以排序,出它们各自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领域。以下是全部排序的集合,我们把它们按照产品的外部性强度加以排列。
2014年广东高考俱乐部产品和行业公共产品的商会供给。在排序1中,企业提供产品的预期成本低于商协会,商协会提供产品的预期成本又低于政府,显然,这是一种完全竞争的私人产品,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运行,产品适宜于由私人企业提供;排序2依然是企业具有最低成本优势,但政府提供的成本低于商协会,这
种情况往往属于带有自然垄断特征的私人产品,在由企业提供的同时,还需要政府规制或者由企业与政府联合提供;在排序3中,商协会提供产品的预期成本最低,其次是企业,再次是政府,表明这种产品是准公共产品中接近于私人产品的子类,有弱外部性但又有排他性,属于俱乐部产品(主要指对商会会员的产品服务);排序4仍然是商协会提供产品的成本最低,但由政府提供的成本低于企业,表明这类准公共产品更接近于纯公共产品,只是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不完全,属于行业性/地方性公共产品,适宜于由商协会单独或者商协会联合政府来提供;排序5和排序6均是由政府提供成本最低的纯公共产品,但排序5的外部性稍弱,因而可以由政府也可以由政府委托企业来提供;排序6则具有更强的外部性,适宜于由政府或由政府委托商协会来提供。
通过排序集合分析,商协会在3和4两类准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故提供俱乐部产品和行业公共产品就成为商协会的基本治理功能。商协会之所以适宜于提供准公共产品,是因为准公共产品具有弱外部性(weak externalities)的特征(即受其外部性影响的范围有限),其外部性强度介于私人产品和纯公共产品之间。因为存在外部性,由企业单独提供这类产品将产生生产者动力不足的市场失灵;又因为外部性涉及的范围较小、产品种类较多,由政府提供这类产品会产生由于缺乏消费者偏好信息和规模经济而导致成本过高的政府失灵;这时只有通过由企业自愿组成的非营利组织来提供这类产品,才是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正如布坎南和塔洛克(2000)所指出,一个理性的个人,在面对具有外部性的活动的制度选择时,将采取使他所预期的社会相互依赖成本最小化的行动③,以便使他所预期的“来自社会相互依赖的效用”最大化。
三、决定商会服务功能的变量
以上从古典公共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商(协)会治理功能的必要性,但是商会如何保障俱乐部产品和行业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这显然成为商会的治理模式问题,主要涉及的因素包括组织规模、自治模式、商会成本、组织结构特征等,我们分别给予具体分析。
借鉴冯巨章(2006)的商会产品分类思路,本研究主要考虑两类分法;第一类是公共产品,例如,质量监督、维权、游说政府以争取有利的产业政策。第二类是俱乐部产品,即只有其会员才能享受的产品,例如,成为商会会员所带来的声誉、生意伙伴及社会资本等④。综上所述,商会提供的产品从性质上区分可以归结为“公共产品+
俱乐部产
品”(以下简称为:“公+俱”)。其中公共品具有q 个子产品(供给收益为πi ),俱乐部产品包括m 个子产品(供给收益为Πj );商会提供的两类产品供给分别由下式表示:
(1)(2)
其中π和Π分别为公共品和俱乐部品的总供给,但实际研究中我们需要权衡商会服务产品供给的结构差异以及影响因素,即P (π,Π)=f (a ,b ;c (q ),e )。a 和b 分别体现两类产品在总供给中的比重;c (q )为一组成本因素,基于不同规模商会在产品供给中存在3组成本⑤(分摊成本、决策成本与拥挤成本);e 为自治模式和组织结构特征等。
(1)商会规模。商会的规模以及其他特征变量决定了其服务产品的供给,但是供给的效率和程度需要借助于微观的商会样本数据来加以检验,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2007~2008年的微观调查数据,调查涉及广东和浙江的11个典型城市近120家商协会⑥。由此,我们可实现不同商会规模下公共品和俱乐部产品的供给曲线拟合。
1.行业商会的规模与公共品供给。为了观察不同商会规模是否影响其公共品供给决策,我们选取了会员占本行业企业数量的比重(%)作为商会规模程度的代理指标;公共品供给则由一组商会会员对公共品获取的满意得分来体现⑦,共7个子指标。其得分越高,说明会员企业获得公共品总的预期净收益越高;为了得到一个综合性评价指标,我们将所有子俱乐部产品预期净收益πi (i =1,2,…,7)求几何累积和,得,见图2。
结果显示商会公共品供给并未随着商会规模而呈单一U 型,而是多峰或多U 型曲线走势,于是我们无法描述出会员自由进入商会导致的单一最优规模。一种可行的解释在于,当商会运作初期由于“使命感
”和强烈的行业服务意识(可称为原冲动),商会显示出较高的公共品边际供给动力,因而可实现较高的公共品供给收益值π;但随之规模迅速增进,行业服务的原冲动消退后,商会公共品供给则表现出力不从心,相对低规模的商会不具有雄厚实力和资本运作,因而欠缺公共品供给能力,随后供给能力与规模呈一致方向累进;再后商会规模又一次遇到商会管理瓶颈(峰值处于30%左右),由于众多行业内会员参加,意味着商会必然需要进行内部管理自控和优化,一旦突破该管理瓶颈后,商
会公共品供给逐步增加;直到会员过多导致拥挤成本多大,制约了商会公共品供给能力和动力。
2.行业协会的规模俱乐部产品的供给。当理性的企业之间通过自愿结成商会组织来提供属性不同的准公共产品时,是否存在最佳的组织规模?仍需检验数据来考证。同理分析,我们按商会调查表的设置选择了8个子指标来体现俱乐部产品供给得分⑧,各指标的得分越高,说明会员企业获得俱乐部产品总的预期净收益越高;为了得到一个综合性评价指标,我们将以上8个子俱乐部产品预期净收益Πi (i =1,
2,…,8)求几何累积和,得,见图3。
图3类似于公共品供给曲线,随之商会规模增进商会俱乐部产品供给呈现出的多个U 型。总体来看,商会对俱乐部产品供给也存在规模阶段性,低规模运作阶段俱乐部产品供给随规模而增加;但商会规模扩充进入管理瓶颈阶段,俱乐部产品和公共品一样均遭遇供给受限;随后克服商会内部管理问题后,
规模扩大有利于商会服务向内部会员倾斜(俱乐部产品供给同步扩大);再后会员不断涌入商会导致拥挤成本过高,即不利于公共品也不利于俱乐部产品供给;当达到过高规模后,俱乐部产品供给再次提升。
(2)商会自治。体现私权程度的商会自治权,被认为对市场失灵和国家失败起到纠正的功能,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2000)认为人们通过自主治理合约可以达至公共物品问题的有效解决。自主治理是特定个人或体为解决和处置个人或集体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然而商会自治存在
Á江畔独步寻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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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乃馨代表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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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层面的隐意,一种是政府和私人之外商会集体行动的潜在默契或契约,吴军民(2005)认为该种自治应该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一致认同基础上;另一种体现于商会组织本身能否独立于任何组织内个体或政府的干预,自主实施商会组织设定的目标或计划,其服务功能存在相对独立性。就后者来看,商会自治能力取决于是否引入了相对独立的外部代理人,后者更可能独立有效地完成会员间的合作、利益协调、伙伴关系、维护商会共同目标的实现等,从而增加商会服务效率⑨。
但是本研究更为关心的是商会自治是否导致商会对服务功能的扭曲供给,如更高的自治是否意味着更少的公共品供给或更高的俱乐部产品供给?先前学者的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一方面,更高的自治意味着商会更自由地设置标准化制度干预市场,以及通过集体抵制或体默契行动等措施设置巨大的“市场壁垒”阻止新竞争者,可保障会员享受充分的俱乐部产品服务,而减少了公共品供给(鲁篱,2003);另一方面,存在相异的观点认为商会过度设置壁垒(包括市场和地域保护壁垒),将导致商会运作缺乏活力,难以实现其有效的服务功能。因而我们很难给出商会自治对于不同类型商会服务供给的预期影响方向,仍待以下实证给予考察。
(3)商会的会费、收入和支出。首先,在商会提供的产品中,只有付了费成为商会的会员后才能享受俱乐部产品(以及私人产品),属于广义生产成本;会费的增加是否意味商会可利用资源的增加,
进而可供给更多的产品服务?除了总量会费因素,商会的产品供给结构还取决于会费收入的结构和支出结构。一方面,商会运作需要资金支持,因而发展会员,增加会费收入是商会存在的基础;另外商会仍可以通过吸收更多捐款和赞助;拓展对会员的服务领域,增加服务性收入;拓展对外营业性收费项目;争取更多面向政府的服务项目;争取政府拨款和补贴。显然,以上几类型的收入存在来源差异,若商会正常收入主要来自于会员,理论上更应倾向于向会员提供俱乐部产品;而争取政府的资助则需更多地服务于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商会支出主要涉及专职职员的工资、办公场地租金、日常办公费用、公共关系支出以及年会和会员活动,我们有理由认为支出用途的结构不合理将限制商会服务功能的发挥。
(4)商会会员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决策成本。会员同质性是影响商会产品供给的一个成本因素,通常情形下,会员企业的差异度越小,商会越容易低成本提供服务产品(即会员趋同度与商会提供的产品总量呈同方向变化)。因为同质化越高,表明商会会员共性越大,共同利益越多,从而会员企业之间在达成合作协议时更少讨价还价,并且不会轻易违背协议,因而商会更容易协调会员的集体行动,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提供产品方面(冯巨章,2006);比较来看,异质性商会在决策运作方面有所不同,会员彼此间就采取什么集体行动,以及该行动的成本分摊和收益分享展开激烈的讨价还价,耗时耗力,商会也就只有更少的资源投入到提供产品方面来⑩。由此,我们预期同质商会提供更多俱乐部产品,也便于公共品的供给。
(5)商会组织特征。本研究选取了商会的专职人员及其学历结构。我们认为良好的管理组织更有利于商会功能效率的发挥,因为称职和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将带领商会朝向健康和规范的运作。
(6)行业的竞争特征。根据奥尔森(1995)的小集团效应,在企业数量少、垄断性强的行业,由于决策成本低,企业搭便车的动机弱,商协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动机和能力强。同时,垄断行业的企业大多数是具有内部规模经济的大企业,像信息、培训等类似于私人产品的俱乐部产品,它们完全可以自己生产或者从市场上购买;而大企业由于市场份额大,来自公共产品的收益也大,因此垄断行业的大企业更加偏好于公共产品,这些行业的商协会也更加倾向于提供公共产品。在企业数量众多的竞争性行业,虽然各类企业对公共产品也有需求,但企业需求众口难调,大量小企业选择搭便车,均会削弱商协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由于大多数中小企业无力单独生产或购买俱乐部产品,它们加入商协会的主要动机是获得低成本的俱乐部产品(Bennett,1999,2000),这种偏好使得竞争性行业的商协会更加倾向于提供俱乐部产品。
四、变量选取、数据描述与估计方法
商会对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的双重供给值得关注,不同类型的商会在权衡两种产品供给时,具有不同的激励动机和选择性偏好,于是诸多商会特征的关联因素可以用以解释两类产品供给的偏差,回归方程如下:
(3)
(4)
n i为商会的规模,由会员总数量表示,此外实证还选取了二个规模相关的子指标分别为n (1)i——
—会员占本行业企业数量的比重(%),n (2)i——
—会员占本行业企业营业额的比重(%)。以上3个指标从不同角度度量商会的规模。行业的竞争结构变量IST i(industry structure)主要由商会所在行业的企业数量来决定,企业数量越多,我们认为该行业竞争程度越高;具体指标可由关系式IST i=n/n(1)来体现,我们预期IST i值越大,公共品供给越小,而俱乐部产品供给越大。
商会自治(S i)与否对于商会功能发挥的潜在影响值得考察,问卷调查设置了“政府是否将行业管理的职能尽可能地转移给商会”和“是否尊重商会的自主权”(S1),该变量充分体现商会自我管理的空间和程度;“商会秘书长的产生途径”(S2)輥輯訛,也被用以体现商会自治程度;显然商会秘书长由主管部门指定,则商会功能可能更多体现于政府行业政策和宏观决策,因而相应的公共品供给将会更为显著,对应的俱乐部产品供给则会受到抑止輥輰訛;当商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则更体现商会发展的自治,但是商会发展的轨迹倾向于利己方向还是利他方向,并没有明确的路径,若商会发展更多倾向于利己,则商会将增加对俱乐部产品的有效供给;显然合理的逻辑推断仍有待进一步的实证考察。
Q i为商会专职人员数量,专职人员的多少决定了其运作的效率和管理的规范性;H i为商会专制人员的总体学历层次,主要由本科以上学历者的比重来体现;商会收入构成Inc i,由商会收入中非会费的比重来度量;显然会费的比重越高,是否影响商会提供服务功能时倾向于会员的俱乐部供给?而收入中外部赞助和政府投入比重越高是否意味着公共品供给越多?这是研究实证需要检验的一个方向;而商会支出构成Out更体现了其服务功能的方向,由支出中用于专职人员工资比重来体现,我们认为过多将支持用于工资支付而不是日常管理和会员活动则不利于商会的对外功能服务。Het i为企业异质性指标,由会员企业规模的整体差异结构来体现,主要分为(Ⅰ)“主体为行业内的大企业”、(Ⅱ)“基本上是中小企业”和(Ⅲ)“由少数大企业和多数中小企业”3个类型的商会。我们有理由认为Ⅰ类商会基本为大企业,且数量有限,会员最为同质性;Ⅱ类商会由于企业规模匀称且数量适度的而较为同质;Ⅲ类存在大量微型企业和少数大中型企业的倒“丁”字结构,总体显示出较大的异质性;为此,我们分别将Ⅰ、Ⅱ和Ⅲ三类商会赋值为1、2和3。
本研究首先对影响商会功能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进行简单描述,为了直观分析也给出了各个变量的预期符号,如表1。
碱性水考虑商会调查样本存在数据缺省,部分商会服务功能供给的相关数据未能详尽,主要存在两个原因:(1)该指标不被认为重要;(2)该指标无法清楚回答。于是出现了因变量缺省问题;为此,数据处理中我们分别赋予零值和均值替代原因(1)和原因(2)中的公共品供给及俱乐部产品供给指标的缺
省值。但零值或均值处理后的样本在OLS估计过程中通过缩减缺省样本来完成估计,这又因减少了本不充备的样本量,从而降低了估计的有效性。为了保持样本较为完整本文还将采取Tobit模型进行修正估计,简单的模型通过潜变量来定义,如下:(πi\Π)*=β0+Xβ+μ,μ|x~Normal(0,σ2)(5)
πi\Π=Max{a,(·)*}(6)
潜变量(π)*或(Π)*被认为满足古典线性模型假定,由于(π)*>a或(Π)*>a时(两个因变量在(6)式中由(·)*表示),相关体现商会服务供给特征的因变量才得以被记录(a表示一个足够小的因变量),π并等于(π)*;当(π)*<a时,π=0;X为自变量矩阵。
五、检验结果和分析
笔记本散热器什么牌子好基于方程(3)和(4)本研究分别对公共品供给和俱乐部产品供给作了4组OLS回归(共8组),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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