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海丝文化的历史钩沉——以厦门港为中心的追溯
闽南海丝文化的历史钩沉——以厦门港为中心的追溯
洪映红
【摘 要】历史上,厦门港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历史契机,创造了自己的航船和船舶文化等海丝遗产,留下了许许多多璀璨的人文往事.今天,追溯厦门港在海上丝绸之路发挥的枢纽作用和呈现的繁荣历史,不仅见证了港口引领城市走向海洋,融人世界的记忆,更为当代城市融入“一带一路”的新构想提供一定的经验、启示与借鉴.
做梦梦见蛇缠身【期刊名称】《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保险公司述职报告2016(019)003
【总页数】5页(P1-5)
【关键词】海丝文化;厦门港;人文历史
【作 者】洪映红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正文语种】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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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K203
(一)厦门港在海丝文化中的基本面貌
苏木山
山中访友厦门港(Amoy Harbour)“位处闽南泉州和漳州二府交界之处，在其北侧，是隶属泉州府的晋江县安海港；在其南部，是隶属漳州城的海澄县月港；历史上，这两个港口的兴盛，为厦门港日后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厦门港明末清初的繁荣与此前月港和安海港的发展实力是分不开的”[1]。
厦门港自古为我国东南海疆之要津、入闽之门户，具有港阔、水深、不冻、少雾、少淤、避风条件好等优点，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个天然良港。宋代，厦门岛上设五通、东渡两处官渡，是当时泉州大港的外围辅助港。元时，军港地位初步建立，“嘉禾千户所”成了这座岛屿新的官方地名[2]2。明时，厦门港和漳州月港海上交通初具规模，成了海上走私贸易的主要口岸，已有10条通洋航线，由厦门港和月港开往菲律宾的中国商船每年有三四十艘，每年进出口价值150万金元左右。清顺治七年至十八年(1650-1661年)，厦门港是郑成
功海路“五商”通台湾、日本、吕宋及南洋各地的中心。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统一后，厦门设“台厦兵备道”。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闽海关设立，厦门为其正口，成为“凡海船越省及往外洋贸易者，出入官司征税”[2]35之地。雍正五年(1727年)，清王朝规定所有福建出洋之船，均须由厦门港出入，厦门港为福建省出洋总口。嘉庆元年(1796年)，成为“通九译之番邦”，“远近贸易之都会”，与厦门往来的东西洋国家和地区达30多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厦门辟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2]20。
阿根廷对澳大利亚预测一般认为，唐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于泉州，在东南沿海有许多支港和喂食港。宋明之后，随着泉州安平港、漳州月港的逐渐衰落，厦门港兴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起点，并随着航运和经贸的不断拓展和发达，航线遍及东洋和南洋，贸易的内容不仅仅有丝绸、茶叶和瓷器，还有食糖、香料、药材等货物。明清繁盛之时，厦门同安的澳头、刘五店、渡船头就是海丝之路的重要枢纽，并新增了很多航线，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几乎扩展至全球，曾到达亚洲、非洲的39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南纬8度的麻林地(古国名)[3]。厦门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凸显其优势，曾经“统海船万五千艘”[4]192，特别是与台湾及东南亚众多国家进行着密切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还建立了海上驿站，运送“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4]192。可以说，这是一个伴海而生，因海而兴，拓海而荣的城市港口，是历史上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她参与创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辉煌，并引领城市走向海洋，融入世界。
(二)航船及船舶文化是厦门浓厚海洋特的文化遗产
船舶是厦门港海洋文化必不可少的角。在清代周凯主纂的《厦门志》中，特别提及同安梭船因为性能优越，被选定为全国水师装备的主要战船[5]。同安梭船是福船系列中的一个类型，民间在远洋客货运输和捕鱼作业过程中，船体用料讲究，制作精良，稳固性强。历史上这种由厦门制造的船只，航行范围北达朝鲜，东抵日本，南至南洋诸国。在蒸汽轮船时代到来之前，厦门同安梭船曾是我国最优秀的远洋木帆船。著名的还有厦门的大福船，有三桅甚至是五桅的，长度可达数十米，宽度达十余米，高度约十米。这种船在大洋上可以进行逆风航行，可以调整桅杆上风帆的角度，是当时世界上技术先进的船只代表。尽管当时西方世界中许多国家也都会造船，也有他们独到的造船技术，但西方帆船遇到逆风无计可施，只能够顺风航行。他们来到厦门，发现了厦门造船逆风航行的优秀性能，而且还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水密隔舱”结构，这种技艺是福建沿海木船制造的一项重要的汉族传统手工技艺，舱与舱之间互相独立，形成密封不透水的结构形式，即使是局部受损也能确保
安全。对厦门福船的这些特点，外国航海家大感惊讶，啧啧赞美，许多西洋航海家、传教士对厦门港的帆船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在他的游记中作了详细描述。1795年，英国本瑟姆将军引进中国的“水密隔舱”结构，为英国皇家海军设计并建造了新型船只，从此，中国先进的“水密隔舱”结构，逐渐被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造船工艺所吸取，至今仍是船舶设计中重要的结构形式。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五次会议2010年11月15日审议通过，中国申报项目“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被列入2010年“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6]
厦门港四通八达，无舟楫则不通，是商业、军事重地，也是重要的海疆要津，船舶文化是厦门港海洋文化必不可少的角，必然留下十分丰富的船舶文化史迹。在百年鼓浪屿民俗馆里，有一幅巨大的木板画，画面上是一艘巨大的轮船，停泊在城市的港口。据馆长洪明章先生介绍，这块木板画原来是厦门老建筑的一块构件，后来老建筑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庆幸地保留下来[6]。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厦门港的海洋文化具有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内涵，厦门先民善于吸纳外来文化，把关于船舶的历史画面融入在城市生活的建筑艺术之中，折射出丰富的海洋信息。还了解到，在厦门的许多古民居里，经常出现以船舶为题材的雕刻和形态不同的装饰画，比如，永裕堂门梁上绘着一艘鼓动着风帆的多桅帆船，很
容易辨认出是西洋船只；另一幅壁画绘着两艘带眼睛的船只，这种船只在闽南一带出现，老造船师傅说，维修的时候，船不离水，但通过丈量船眼睛的长度便可知船龙骨的长度，先人的智慧真是绝妙！在厦门的一些街巷地名中，也烙印了船舶文化的痕迹，如现今浮屿一带有个地名叫甲板寮，据厦门民俗文化专家范寿春老先生介绍，是因为历史上那一带集中了很多造船的工棚，因此形成这个地名。在厦门港，还有个留存至今的地名叫料船头，也与历史上的造船业有关。特别是到了近代，厦门还善于吸纳西方先进的造船技术，在1858年，由英资在厦禾路靠近第一码头处创办了厦门船坞有限公司，新中国成立后改成厦门造船厂，她拥有我国第一座1 000吨级花岗岩干船坞，是我国近代造船业发祥地之一[6]。
(一)在海外创建功业的厦门人
厦门人沿着丝绸之路出发，在异域披风斩浪，落脚生存和发展，最终在海外留下佳话和故事。祖籍为同安的苏鸣岗，在1619年被荷兰殖民者当局封为首位“甲必丹”(Capital)，享有造币等特权。“甲必丹”是当地华人领袖的荣誉职衔，须有一定谋略与声望的人才可担当此任。他悉心解决侨胞内部矛盾，任“甲必丹”达16年之久。原籍灌口李林村的华侨黄仲涵，
在印尼商界和产业界均享有盛誉。他20岁起至24岁，屡屡受封，享有“甲必丹”“雷珍兰”“玛腰”等封号。1847年赴沙捞越(今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同安人王友海依托海上丝绸之路起家，经营土产、杂货、布匹，热心社会福利工作，被授予“甲必丹”荣誉称号，当地还有一条以他名字命名的“友海街”。厦门海沧区青礁慈济东宫的墙上有一块“会讲故事的石头”——上面清晰地记载了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以郭天榜、林应章等人为首的在海上丝绸之路拼搏的厦门人率众回乡捐资修建慈济祖宫的事。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的《重兴龙池古刹碑记》记载了郭天榜等一行人为保存家乡古迹—修建龙池岩，重兴龙池古刹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两通石碑印证了厦门人走出国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在海外发展并建功立业的历史，不仅拼搏出了巨额的财富，也为祖地厦门留下了许多人文佳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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