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出兵朝鲜——前景理论的解释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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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上对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原因分析旨在围绕中国国家安全，中苏同盟协作、意识形态斗争这三方面。而随着心理学中关于人物心理影响决策的相关理论的发展，前景理论揭示了人们决策时注重损失、收益的相对量，并且在“损失厌恶”的机制下容易做出风险接受的行为。在朝鲜战争前期，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出兵台湾海峡、轰炸东北边境等措施，使得在心理层面上处于不断地损失状态。在“损失厌恶”机制下，做出了出兵朝鲜这一风险性决策。前景理论的运用有助于探析得心理认知对于整个决策的影响。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分析上对于微观心理层面关注不足的缺陷，也完善对于出兵朝鲜这一决策的认识。
关键词：前景理论；朝鲜战争；损失厌恶；冒险性决策；
康途网一、问题的由来
朝鲜战争自爆发开始就并非简单的南北朝鲜的统一战争，而是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一广阔的国际局势。而且朝鲜的地理位置也非常特殊，与中国相邻，与日本隔海相望，更是涉及到苏联的东北亚地区和美国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因此，在朝鲜战争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中国决定是否出兵朝鲜受到了国内外众多因素的影响。“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
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中国决定出兵朝鲜，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一）以往出兵朝鲜原因研究概述
以往的研究中，最初针对于决定出兵朝鲜的动机是基于主动还是被动主要形成了两种看法。一种是：中国出兵完全是主动要求的，斯大林冒着扩大战争的风险被迫同意了中国的主张。另一种看法是：要中国出兵援助朝鲜是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5页。
教师节贺卡制作教程斯大林提出的，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并且只是在中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才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的。2但是这种看法随着相关史料的披露遭到了否定。在1950年10月之前，主张积极用兵，抓住有利战机，但是苏联则较为谨慎；在10月之后，虽然仍旧主张用兵，苏联虚与委蛇想打“中国牌”干涉朝鲜战争，避免与美国直接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这种涉及复杂的国际关系和不断发生变化的战场局势下不能简单的以二元论判定之。在随后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中国国家安全因素和苏联因素的影响上入手进行出兵的原因分析。国家“安全说”主要认为，朝鲜毗邻中国东北，朝鲜战争危险着中国东北乃至中国整个的新生政权的安全问题。从后来朝鲜战争的扩大中，美国干涉问题，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等行为可以看出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家安全问题。
钻石有从苏联因素的角度来研究，则是涉及一种更为宏观的背景与国际斗争的思路。首先，中苏缔结了同盟合约，中国、苏联和朝鲜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朝鲜战争的爆发本身就与苏联的幕后支持有关，否则美国不会轻易决定扩大朝鲜战争。而后朝鲜战争面临危局，甚至于影响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苏联的战略利益。苏联在整个局势中可以说是战略操控者，中国出兵与否不仅涉及中国利益，更关系到苏联利益。再者，从实际上看，当时中国落后的军事力量与强大的美国是有着无法弥补的差距的，中国不敢贸然向美国宣战，中国出兵朝鲜必须依赖苏联的帮助与支持。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中国的出兵决策受到斯大林的干涉与协调。当然除了中苏之间并非表面的简单的合作、同盟关系，也存在相互间的博弈与怀疑3。有学者从分析的决策动机入手，指出这位领导人的主要考虑可能有：避免被人指责走上铁托式的道路，而使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孤立地位；避免在美国把战火引向中国之机，苏联利用中苏同盟条约派兵进入中国东北。
坂本冬美以上都是比较传统的中国国家安全以及中苏间关系方面考虑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当然这是中国出兵朝鲜的主要动机和原因。但是对于当时特有历史背景下意识形态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有学者指出决心出兵以及他所用以说服党内同志的重要理由，不仅仅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量，而且更多是
2沈志华：“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及动机分析”，《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3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
注重意识形态因素对中国出兵决策的作用：阶级情感的本能反应；推广自身经验的必然选择；向莫斯科证明意识形态正统的重要机遇；动员教育民众和巩固阶级政权的现实需要。4美国出兵朝鲜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意识形态，遏制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的扩散。综观以上的各种研究分析，其都是出于宏观层面的国家安全、同盟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视角，缺乏了对微观层面的一些因素研究——领导人的性格、心理、认知——不能完整地摹画出当时决策的整个的原因图景。
（二）前景理论的提出
而反观美国的决策分析中，对于美国历届总统心理认知层面的因素影响决策的著作比比皆是。如霍尔斯蒂(O.Holsti)运用心理学中认知一致性的观点对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Dulles)的案例研究。霍尔斯蒂发现，苏联的意识形态与杜勒斯的核心价值观念完全对立，因此杜勒斯不愿意接受来自苏联与其原有苏联印象不一致的信息，不相信这些信息，而是寻求与其印象一致的信息。这种敌对印象和对待外界信息的僵化态度源于其对苏联的“敌人意象”。不管苏联的政策如何变化，杜勒斯坚信只要苏联是共产党统治的封闭社会，那么苏联“根本上就是不可信任”。这一研究从决策者个人层次揭示了冷战初期美国对苏联敌视政策的根源。因此，借鉴国外心理学运用于决策研究成果，本文将运用心理学中前景理论探析等心理因素对出兵朝鲜决策的影响，以此来弥补此前相关研究对于领导者这种微观的人的因素研究的不足。毕竟“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的人，”“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的理论”5。我们不能忽略代替国家行动的具体决策者，因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是由具体
的人做出的，也是由具体的人执行的，所以，作为重要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个人的心理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前景理论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揭示了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相对于传统的效用最大化理论，即认为人们做出选择，往往是基于成本与效应的分析，追求最大化的效用——‘最佳’模式，前景理论认为，人们决策的心理动机或基础在于防止损失，而不是追求收益”6。人们对于损失收
4邓峰：“近十余年朝鲜战争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
5张清敏：“国际政治心理学流派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
6尹继武：“国际政治心理学谱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
益的认知是不同的，具有极大的不对称性。一般而言，人们在面对收益时，其认知偏向于保守，其行为趋于规避风险；而面对损失时，其认知偏向于冒险，其行为趋于接受风险。其总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核心概念：(1)参考依赖。损失、获益变化量的考量必然基于一定的基准，只有在一定的基准下人们才可以做出损失、获益分析，并进一步的评估、选择政策。(2)损失厌恶。在决策者已经完成参考点的框定之后，其自身便会处于损失或者获益的状态。在这两种状态中，其获得的情感的刺激是不一样
的。等量的损失和获益之间是不对称的，决策者损失一定的利益所造成的痛苦高于其获得等量利益的喜悦。比如，损失50美元的感觉比获益50美元的感觉更加强烈。（参见图1）
图1前景理论的收益与损失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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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险倾向。损失厌恶会使人们对于损失和获益有着不同的情感强度与内心敏感度，因而人们在两种不同情境下反映出不同风险偏好。收益时人们表现出规避风险，而损失时人们则表现为接受风险。
总体而言，情境理论下人们一般框定现状为参考点判断损失与获益；受损失厌恶的机理的作用，人们在损失状态下情感刺激比获益状态强烈，并作出风险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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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损失厌恶”心理下出兵决策的过程分析
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在众多的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的损失规避心理促使其做出了出兵朝鲜这样的风险性决策。在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扩大朝鲜战争过程中的，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如美军进驻台湾海峡干涉问题、美军轰炸中国东北边境部分地区等。这些行为恶化了所面临着越来越糟糕的现状——参考点，使得判断中国处于不断地“损失”的状态。并且美国仍然不顾中国呼吁其停止越过三八线的警告，这直接导致中国的“损失”到了不能忍受的边缘，因而做出了出兵朝鲜这样的极具冒险性的决策。为什么说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战斗是极具冒险性的呢？因为在当时中国与美国有着巨大的差距，中美实力根本不具有可比性。1950年，
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量2200亿美元。而当年中国的钢产量是多少呢？只有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00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连实力远比中国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更何况中国呢？7这样极大的风险性决策到底是如何演化而成的呢？下面结合美国介入、扩大朝鲜战争的过程，并依据前景理论对该决策进行解释性分析。
（一）
美国迅速入侵朝鲜，使中国面领战略被动与威胁的“损失”，但是“损失”较小，中国总体上采取防御、克制的措施。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面临着部分地区的解放问题和新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国际上世界各国对新中国有着意识形态的隔膜和对台湾的同情。因此，中国在1950年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保障新中国的基本安全。在这时，新中国在国际上处于一个较为安全的状态。但是美国迅速介人朝鲜战争，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以美国侵朝军队为主组成“联合国军”，扩大侵略战争。杜鲁门随即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这使得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带来的基本的国家安全保证大大减弱，外部安全形势骤然恶化，东北地区面临战争的威胁。面对严峻的形势，。依据
7《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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