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传统文化
只在乎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体现在中华汉字和史书典籍。汉字整洁优美，字形多样，铿锵圆润，故中国书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承载者中华文化；中国从汉代开始就设立了史官，说明历代皇室对历史的重视，中国历史之长、纪录至今这些是外国怎么都比不上的，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得益于其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博大精深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独特性、区域性和民族性。独特性：中国的传统书目在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独树一帜，如四大名著、资治通鉴、菜根谭，其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塑造了一个礼仪之邦的形象，让自制辣椒酱的做法炎黄子孙得以二世、三世至万世延续下去，中国的戏曲国画也是匠心独具，如京剧、豫剧、越剧中老年服装品牌有哪些、山水画、宫廷画等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以其整体性、实用性在明清之前走在世界最前沿。区域性：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文化千差万别，由于经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各地相互借鉴、相互容纳，形成了具有区域性的文化。民族性：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异彩纷呈，如雕刻建筑艺术、各民族的语言文字等，这些都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瑰宝。
自从中国迈进文明社会的门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了上下五千年，传播到纵横数万里。一个
个王朝的毁灭，一次次残酷的战争，多少次外族的入侵，乃至无数次山崩地震、水旱、瘟疫等，都未能阻止它前进的步伐，这与它所具备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有着直接关系。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中国文化要义》，概括了中国文化的14大特征；台湾学者韦政通则说，中国文化有十大特征。其实这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我将它概括为八大特征，提出来仅供大家参考。
  第一是它的延续性、凝聚力与包容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种文化形态，其中包括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体系，即中国古代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等。但在这些文化形态中，只有一种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不断，经久不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外历史上，不少优秀的文化因为异族入侵而中断，如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人入侵而中断沉睡了上千年；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则因入侵者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曾经一度希腊化，后又罗马化，再后又伊斯兰化。这都是由于它们根基不深，站脚不稳。中国传统文化却大不相同，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的相继南下，乃至蒙古、满清入主中原，都未能中断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却是征服者最后被征服、被同化、被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反而增加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之所以有这种顽强的延续性，这是因为它有强大的同化力与融合力，外族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中国化，与汉族文化、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佛教文化，如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以及西域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体归属感。近年来，千百万华侨都来关心中国的振兴，正是这种文化凝聚力在起作用。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唤起海外广大同胞的爱国心，争取他们从道义上、物质上支持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早日统一，正是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目的。
  第二，以人为本，重人伦，重道德，尊君重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点。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曾教导他的弟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
知矣。”又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处理人事与天道的关系时，不少政治家与思想家，都主张要先尽人事，然后再考虑天道。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中国传统文化还强调人伦道德，强调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要求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兄友弟悌，朋友之间要讲义讲信，为人臣、人妻要守节，与一般人交往也要讲忠恕之道，要努力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家庭和睦、社会、君臣合力、朋友同心。在处理君与民的关系时，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强调君主专制，强调臣民要忠君，但同时也有不少政治思想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贵君轻，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著名论断。因此尊君重民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并不一致，与社会主义时代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和主张更是存在着本质区别：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是以家庭、家族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巩固专制王权为最终目的；西方的人文主义则以个人为本位，以法制为中心，以个人的充分发展为终极目的；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力和自由，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充分的条件。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而是
将个体融入体之中，强调个人对他人、对家庭、家族以及对国家、天下的义务，可以说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以道德修养为旨趣的重人伦、重道德的人本主义。而西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则注重个体的价值，强调个人的权力和自由，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个性主义。它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本主义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本主义的积极因素，重视人的作用，重视道德伦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个人修养的积极作用，同时又避免了重人伦轻自然、重体轻个体的倾向，尤其反对封建的专制主义。对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我们则予以批判与扬弃。既重视个人的作用，又强调集体主义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既尊重人权，尊重每个人的生存权、劳动权、发展权，又强调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强调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发展。这才是人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堑新的阶段。
  第三，主张自强不息、勤劳刻苦、刚健有为、鞠躬尽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特点。《易经》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的运行是刚健有力，生生不息的，人的活动也应该效法天，应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也就是说，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一种奋斗拚搏精神、积极向上的精神。孔子对他自己和对他的弟子都是这样要求的，他认为一个人不仅应该“学而不厌”，而且应该“为而不厌”，他自己则是“其为人也，发
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还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远大的志向，并努力为实现自己的志向而奋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个人的志向应该是坚定不移的。他的弟子曾参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们希望人们应该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而奋斗终身，死而后已。三国的诸葛亮正是实践这种传统思想的典型。
  第四，强调人格，提倡节烈，主张为国尽忠，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点。孔子认为，人生在世一定要有独立的人格。为了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能苟且偷生。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政治清明，符合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可以出来做官；天下无道，政治黑暗，就应该退隐，而不应贪图宝贵荣华。孟子认为，生命与道义都是可贵的，假如二者不能兼得，就应该舍生以取义。他认为，作为一个大丈夫，应该具备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我国历史上出现了苏武、杨业、岳飞、文天祥等无数忠君爱国的英雄。这种思想，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当然，对于“忠君爱国”思想也不能一概肯定，而要进行批判和扬弃。对于那些只知忠君并
不爱民，以及一味忠君、不分是非的所谓“忠臣”和行为，并不值得宣扬和歌颂；而在当今的时代，我们也不能要求人们像忠于封建皇帝那样去忠于哪位上级或领导。但在封建社会，国君往往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少人将国君当作国家的象征，实质上是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和民族，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对于这样的“忠君爱国”就不能否定，而应提倡与学习。比如郑国的弦高犒师退秦兵，蔺相如完璧归赵，屈原“书楚语、用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以自己的赤诚之心和一生的血泪写下了《离骚》《国殇》《九歌》等爱国主义诗篇，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自然应该肯定。西汉的苏武誓不投降匈奴，在北海牧羊十九年，持汉节不失，忠心不变；杨业宁死不降，岳飞精忠报国；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拒绝当元朝的宰相，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走向刑场；明朝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抗倭名将戚继光写下了“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著名诗句；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一腔正气，无私无畏。所有这些，无一不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写照。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强调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这种精神教育与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中华民族最可贵的精神传统之一。这种爱国主义的精
神传统永远值得继承和发扬！
  第五， 崇尚统一，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征。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出现的三个王朝夏、商、周，地域虽然不十分广大，政治上实行分封诸侯的分权制，但名义上毕竟是三个拥有“天下共主”的统一王朝。只是在东周后期才出现了诸侯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而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向往和追求的则是国家统一、法度一统的理想社会。《诗经》的作者歌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局面；春秋五霸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则是要维护中原地区诸侯国的共同利益，企图由霸主代替天下共主；孔子提出“张公室，杜私门”，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才是“天下有道”的时代，而“陪臣执国命”则是天下无道，礼坏乐崩（《论语。季氏》）；孟子明确主张“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也反复强调“一天下”（《荀子。非十二子》）。这些儒家大师无不主张国家统一，从而奠定了我国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并得到后世的广泛认同。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并根据韩非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治国方案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国家统一的措施：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
、地同域，法令由一统，彻底改变了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并在思想文化上“别黑白而定一尊”，企图用法家思想统一人们的思想，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它说明，法家思想尽管与儒家不同，但在维护国家统一这一点上又是十分一致的。
  汉承秦制。汉朝不仅继承了秦朝天下一统的局面，而且实行了秦始皇制定的郡县制、三公九卿制等基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秦始皇开创的统一大业，到汉武帝时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发展。秦皇、汉武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受到子孙后代的崇敬。从秦汉时起直到现在，我国统一的时间大概在三分之二以上，分裂的时间不到三分之一。它说明，在我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在统一时，多数政治家、思想家和广大人民都反对分裂；而在分裂时，人民又盼望统一，进步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们则为争取国家统一而奋斗不息。比如，三国时期的曹操、刘备、孙权等，都认为自己代表正统，都希望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南北朝时，无论南朝还是北朝的统治者，都希望由自己统一中国；南宋时期，人们常以恢复中原为念；元朝的忽必烈君臣以“混一四海”为己任，建立了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封建王朝，使台湾、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在蒙古、云南、东北正式建立行省；清朝的康、雍、乾竭力维护祖国统
鞋码一，先后平定了新疆、西藏等地的叛乱；直到近代，云南人民掀起保界运动，与英国入侵者抗争，保卫了西南边疆；甲午战败后，清朝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当地高山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起奋起反抗，血洒宝岛；１９０４年，英国企图入侵西藏，受到藏族人民的坚决抵抗。所有这些都说明，崇尚统一，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中国民族的优良传统。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它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盼望统一的心声。
    第六、 持中贵和，崇尚中庸，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和”作为哲学范畴，是指对立面的统一。“和实生物”，只有“和”万物才得以生长，天下才能太平，国家方能兴旺，个人才能幸福。儒家的著名学者荀子一方面主张“致天命而用之”，但同时又认为宇宙即是一个大和谐的局面：“列星随旋，日月递照，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而认为日食月食，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则是天地失和的表现。《中庸》则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九月九日重阳节的来历和意义  在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先秦各家多以“和”为最高理想。老子主张“守中”（《老子》第五章），认为婴儿（喻“道”）状态乃“和之至也。”（《老子》第五十五章）
。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了“和之以天倪”的论断，都是认为“和”才是天人之间最理想的状态。名家学者惠施则认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尽管万物有差别和矛盾，但最终的结局和最佳状态却是和谐。汉代的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主张，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都是相类相通的，因此可以达到和谐和统一。
  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和谐统一，是持中贵和思想的侧重点。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认为在先王之道，在礼制当中，“和”是最重要、最优秀的品质。但也反对无原则的调和，更反对同流合污，故而提出了“合而不同”（《礼记。中庸》）的主张。儒家主张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弟之间讲“悌”，朋友讲“信”等等，目的也是为了维持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局面。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将“人和”作为战争胜负的关键。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战争，在其他工作和活动中，能否做到“人和”也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问题。
  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持中贵和的精神渐渐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中国文化各门类的共同追求：如政治上，人们重视君臣、国家、民族间的和谐，主张“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经济上，主张“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荀子。富国》），“不患贫只患不均”；思想方法上主张“执其两端而
用其中”，既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个人修养上主张“从容中道”，“文质彬彬”；艺术上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美学上主张“以和为美”；戏剧文学上“大团圆”的结局等等。都是强调“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持中贵和思想植根于农业经济，表现出一种“静态”特征：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每个人内心的和谐等。它与西方文化中重视分裂对抗形成了鲜明对照。西方文化反映了商业文明，只有唯利是图、竞争、对抗，才能发家致富，才能取得个人生存发展的权利。
  这种主张和谐，持中贵和的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自然也是双重的：其积极方面是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但不可否认，这种思想压抑了人们的斗争精神，使人们缺乏西方人那种竞争、进取精神，这对社会发展也带来了不少不利影响。
    第七、 儒道互补，外儒内法，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先秦诸子学说都具有鲜明的文化目的性，这就是“救时之弊”。梁启超认为，先秦诸子百家“皆起于时势之需求而救其偏弊，其言盖含有相当之真理。”（《中国古代学术流变研究》，《饮冰室全集。专集》）胡适则说：“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并于韩非，皆忧世
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学皆应运而生。”（〈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文存〉卷２）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曾是春秋时期的“显学”，经过孟子、荀子的继承与发展，在战国时期仍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他们以“仁”和“仁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以贵和持中为核心的思想方法，以重人伦、重个人修养为核心的修身养性之道，以“信而好古”“宪章文武”“法先王”为核心的社会理想，并不符合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争霸称雄、夺取天下的政治需要，不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变法革新的要求，因而在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尽管他们也曾周游列国、招徒讲学、著书立说，但始终未能得到当权者的重视，始终处于“子”学的地位，而未能成为官方的指导思想。只是到了汉武帝时随着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地位的稳定，逐步由进取的力量向保守的力量过渡，他们的主张才适应了地主阶级巩固政权的需要，一下子从“子学”变成了唯我独尊的官学。从此之后，儒学虽然也曾几经变化，但其礼治德教的精神却始终一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家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从许多方面看来，它是与儒家对立的学派：儒家重视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则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但从另一方面看，道家与儒家在精神上也不是全然对立的，而是存在着相互
接近、相互沟通的质素。比如，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道家的崇尚自然就有一定相通之处。在战国时期，道家出现了黄老刑名学派，在各诸侯国的变法革新中曾经发挥了一定作用。汉朝建立后，黄老刑名之学曾成为汉初七十余年的统治思想，其中吸收了不少儒家仁政德治的主张。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之后，黄老之学虽然也在被罢黜之列，但其影响并未立即消失。东汉以后，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很快形成了儒道佛三家鼎立的局面。魏晋玄学从本质上说是儒道结合的产物，宋明理学则是儒道佛三教合流的产物。
  法家是战国时的显学，在战国各诸侯国的变法革新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秦始皇君臣也崇尚法家，正是用法家思想灭掉了六国，统一了中国，并建立了一整套巩固统一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由于法家过分强调暴力，滥用民力，导致了农民阶级和各国旧贵族的反抗，秦朝二世而亡。继起的汉朝虽然全面继承了秦朝制度，但却不敢公然宣称用法家思想治天下，反而大讲法家亡国论。实际上却是口头上大讲仁义道德，在具体行政执法时又不能不采用法家的主张与政策。直到汉武帝宣布独尊儒术之后，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现地发挥作用，历代统治者多数采用“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法，即外儒内法、阳儒阴法、儒法并用。个别纯用儒家学说的帝王除了导致大权旁落、国力衰微之外，没有更好的结果。
于是在中国古代逐渐形成了儒道互补、外儒内法、儒佛道三教合流的统治思想。 
    第八、 务实事，轻玄想，重实用，戒空谈，看实效，重实绩，主张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重要传统。学术界将这种实用倾向称为“实用理性”或“实践理性”。中国古代文化以“补偏救弊”，即以解决社会、人生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多数学者热衷于对政治、伦理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只有极少数人对抽象的思辩感兴趋。
  中国古代学者也研究宇宙和自然，他们称之为“天”。只有少数人研究天道运行的规律和神秘的鬼神世界，多数学者主要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研究人们如何适应“天”，如何利用“天”为人类服务。这就是著名的“天人合一”论。而对于鬼神则是“敬而远之”，即使谈到鬼神也是利用他们实现自己的主张，历史上称为“神道设教”。而对于宇宙的本原、天体运行的规律等问题，除少数天文学家进行过深入研究外，古代的儒、法大师一般都是“存而不论”。
  孔、孟、荀等三位儒学大师在讲到自己的治学重点时，对这一问题作出过自己的解释：有的学生向孔子请教鬼神之事，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有的学生问孔子人们死后的状况，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因此他的弟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
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这说明，孔子着重研究的是与人生密切相关的问题，对于那些玄妙难知的鬼神世界不感兴趋。孟子则说：“知者无不知，当务之为急。”“尧舜之知不遍物，急先务也。”（《孟子。尽心上》）像尧舜那样大智大慧的人还不普遍研究所有问题呢，何况其他凡夫俗子了。因此，人们的研究应该采取“急先务”的方法，也就是后人说的“急用先学”，“当务为急”“立竿见影”。荀子在《天论》一文中也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争之察，弃而不治。”孔、孟、荀子的这种治学重点和治学态度，对他们的弟子和后人发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老子、庄子主张“法自然”，曾经研究过不少抽象的理论，他们的辩证法思想、逻辑学说、相对主义理论等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而有关修身养性、有关真人、神人的论述等，则成为道教长生不老、成仙、成神的理论先鉴。这与孔孟的实用学说应该说是大相径庭，大异其趋。但老子关心的重点依然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着重研究的还是“君人南面之术”，包括以退为进、柔能克刚等为人处世之道。他们的后学弟子研究的黄老刑名之学，其实用性比起儒家学说来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名家主要研究思辩哲学，它促进了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但他们后来也与道家、法家、儒家结合，这才形成了黄老刑名之学。而他们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则是“名”与“实”的关系，它与国计民生也是密切相关的。
good time中文歌词  以上情况说明，中国古代各派学者都倾向于应用和实用，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身体力行的价值取向和经世致用的治学传统。“实事求是”，其原意是讲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同志将它引申为一种思想方法：“实事”就是客观实际存在的事物，“是”就是其中的规律，“求”就是去调查研究。它要求人们尊重客观事实，注重历史经验，并通过研究思考，从中出规律性的东西，借以指导今后的实践。这无疑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主张身体力行，就是反对说空话，主张办实事，主张“独善其身”或“兼善天下”，不论是加强个人品德的修养还是为人民办好事、谋利益，总之要有实际行动，并要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效果。这样才活得有意义，才是人生的价值所在。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经世致用，就是主张做任何学问都要有利于国计民生：比如修史是为了察古知今、鉴戒垂训，因此才有了《资治通鉴》等这样的史学巨著；写文章强调“文以载道”，因为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写诗作词也是为了“诗言志”，兴、观、、怨，不仅仅是要抒发自己的离情别绪，而是为了事父事
君（《论语。阳货》）；绘画是为了“助名教而翼伦”（宋濂：《宋学士文集。画原》）；音乐则是为了移风易俗，因为它可以善人心，感人至深，自然能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正是在这种经世致用的治学传统影响下，中国古代的科学也成为实用科学：无论天文、数学，医药、地理，农学水利，乃至四大发明，大多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实用科学。这些实用科学的成就之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之强，曾在世界历史上遥遥领先，不仅英国的科学家，甚至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叹为观至。但对于其中的原理和方法，我们的祖先却研究不够，致使有些原理至今仍然不知其详。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实用理性自然也具有两重性，正如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所说：它“既阻止了思辩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它淡化了中国人的宗教情绪，使得无神论思想源远流长，但它对自然科学、哲学、逻辑学等思辩学问的研究无疑又起到了阻碍作用。中华民族在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为模式方面的优点和缺点，都与这种实用理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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