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史官文化
夏商周三代史官文化
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博士生  李福敏
 
    韭菜花酱的做法中国文化的起源向来是从夏商周三代说起。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史上从传说走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三代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是从这一段时间开始的；国家在此阶段形成，整个中国历史时代的许多文物制度的基础也是在这个时代奠定的。而这一切都与中国古代史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上古三代时期，史官是政府中的重要官员，职掌天文、历法、记注，负责文书的撰写与档案及国家典籍的保管。同时，他们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始至终参与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创造，形成了中国文明的特及中国史官文化，并直接影响着其后的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
    一、夏商周三代史官的建置与史官的地位网络流行
    我国古代“史”即是史官。《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认为：“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设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意。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右从中，又者右手，手持簿书也。”江永以中为簿书，与今人所说的案卷同义。吴大澈《说文古籀补》从古字形上“史”像手持简形，王国维《观堂集林·思想政治教育考研释史》一文认为“中”为盛算之器，算与简册本为一物，因为史之所执，因此盛算之“中”为记事简册。他的结论是“qq为什么上不去中”是盛算之器，“史”持书之人。这些都说明“史”是掌簿书、记事的人，所以，古代史官，就是最早的文书档案工作者，也是最早的知识分子。
    我国史官建置是很早的，传说在黄帝时就有史官。据《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唐代刘知几《史通·外篇·史官建置》说：“盖史官之建置其来尚矣，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这些论述说明史官的建置是很早的。至三代时，史官已有确证。夏代在考古学上虽然还是一个没有完全揭晓的迷，但二里头文化已经证实了夏代的存在。考古研究表明夏代已经是奴隶社会，国家已经形成，社会规模空前
扩大，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活动空前复杂，于是文字、文书成为国家管理必不可少的工具，史官成为必置的官职。据文献记载夏代已有了记事、掌管档案之官——太史令。而且在夏代的官吏中太史令是以谏桀无效而闻名于世的。《吕氏春秋·先识览》云：“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奔如商。”又《淮南子·汜论训》云：“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可知夏代已有太史令的设置，其职能不仅负责形成文书和保存档案文献而且还可以据典劝谏君主。可见其地位是由其职能决定的。
    商代的史官，据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列举的史官类官职有：尹、多尹、乍册、卜、多卜、工、多工、史、北史、卿史等。其中乍(作)册是主持册命的官员，卜为占卜的官员。“史、卿史、御史似皆主祭祀之事。”①他们不仅负责文书的撰写与档案的保管，而且掌管占卜、祭祀等职责，是神职人员。在商代的神权政治中自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礼记·表记》载孔子讲到商周三代的思想意识时说：“夏道尊命，事鬼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商代的统治者标榜自己是神的化身，而且还与天上的最高神联系起来。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可见商人认为天或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因此一切大政均要向神请示。
史官，即是神职人员，也就是沟通神人之间的媒介，他们负责占卜，又以占卜决策，形成文书，以指导政事。   
    至周代，史官的建置进一步完备，不仅周天子设有史官，而且各诸侯国也有史官。据《周官，礼记》记载周代的史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其中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见周代史官不仅担负着记录帝王言行的使命，而且，还执行起草王命及政府文书，发布文告，管理档案、典籍等重要任务。各诸侯国也都相应地设置了史官，见于文献记载的在鲁国、郑国有太史，齐国有太史、南史，楚国有左史，秦国、赵国有御史等。《左传·僖公七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左传·襄公二十年》：“各藏在诸侯之策。”这些都是由各国史官来记载的。凡是天子、诸侯的国务活动史官必记录，可见史官主记政事，包括内政、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墨子·贵义》云：“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说明各国设置史官目的不仅要事载之于册，而且要传遗子孙，故政府典籍要严加保管，因而，各国非常重视史官的建置。尽管周代的“敬天保民”政治统治思想较商代有了进步，但并没有动摇史官在政府中的地位。《周礼》中所谓“内史掌王之八柄”(“八柄”，即天子驾驭下的八
种手段即爵、禄、予、置、生、夺、废、诛)、“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就是国家六种法典)，这些都说明史官以其职能赋予的职权已经深入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圈内了。
    二、三代史官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在上古三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因而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再加上神权政治的影响，文化掌握在巫史(史官)的手中。巫史(史官)是当时垄断文化知识的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多是地位很高的执政官员，他们主要负责起草文书、保管档案，是当时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也是当时文化的垄断者和代表者。他们首先是神权的体现者，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政治事务的决策权，比君主有更大的权威。祭祀、占卜是他们的主要职能，天文历法由他们制定和掌握。他们还经常担任君主的教师和顾问。正如周谷诚先生指出的：“史官主贞卜，保图籍，备咨询；在部落首长前，实为一最亲密的而重要之人。”  “史的重要任务，第一为代首长决定大计。凡祭祀，凡征伐，以及其他种种计划，先由史官贞卜吉凶，迨吉凶决定了，然后实行。……其次为保管图籍：贞卜所得结果，史官保管。……买房须知的18个常识史官以保管记录或图法等职，对于过去事情熟悉；则部落首长遇到大事，必
询问史官。所以备咨询实为史官的第三种重要任务。”②商代的史官在占卜预测过程中，长期的职业生活使他们掌握了预测学的知识并逐步形成了对世界的看法——世界观。用这套世界观去解释自然现象，并将他们的智力劳动凝结在档案中，如商代甲骨档案即是商代知识分子——史官所创造的文化浓缩，也是他们世界观的再现。尤其是占卜的方法，占卜时的推测，恰恰与数学中的预测学原理是相吻合的，占卜预测方法对后世的直接的影响的结果是《易经》这部不朽哲学著作的问世，而《易经》则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于《易经》，而《易经》渊源于甲骨预测，所以，甲骨档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上古三代史官所创造的最早文化是中国的史官文化，并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源头而对后世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连西方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也感慨地说：  “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③晚近研究先秦史的学者们也比较注重史官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中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干是史官文化。④他说：  “黄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巫。黄炎族与一部分苗黎族混合成华夏族，巫史两种文化并存，互相影响也斗争。”又说：  “史重人事，长于征实；巫事鬼神，富于想象。……战国时期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
成熟期。”⑤有的学者在谈到史官文化的重要性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肇始于先秦时期。⑥而先秦时期中国文化构建运动的起点，是以巫、史文化的起伏与兴替为标志的。笔者认为前者更多指的是萌发于原始巫术和宗教的一种原生的文化形态，后者则是指我们的祖先走进文明社会以后继生的新的文化趋向，两者之间的冲突与交汇，便构成了民族文化精神的底基。⑦早期史官不仅创造了文化，而且还起了文化传播的作用。
    史官对于文化的传播作用表现在《吕氏春秋·先识览》所载的夏太史令终古抱其图法，乃出奔如商。这条史料记载，一方面反映了档案及其保管者与政治兴衰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史官的文化传播功能，即太史令终古把夏代的文化典籍带到了商朝，终古这一文化现象在先秦时期屡见不鲜。范文澜先生对此有很精辟的见解，他在分析这一文化现象时说：  “夏殷史官则有太史令终古，内史向挚，皆季虐乱冠军赛民，抱其图法，归身有道，彼岂轻背宗国哉，王官世守，守之以死，高文典策，诚不忽坐视沦亡而无所托也。”⑧可知史官对文化的垄断及传播作用。由于他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使他们具有了职业的敏感性，了解档案的价值和意义，便自觉养成了一种职业传统，使这些档案有所依托。因此，古代君主均重视档案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正如同九鼎的所在标志着政权所在一样；  “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⑨
    总之，夏商周三代史官不仅是政府中的神职人员，而且是当时的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和博物学家。他们以所掌文化知识，从宗教神学的角度为现实政治服务。因此他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滥觞阶段所起的巨大开启作用，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①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 520页。
    ②周谷诚：《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 57—58页。
    ③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61页。
    ④范文澜：《正史考略绪言》，上海书店，据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版影印。
    ⑤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9—263页。   
    ⑥王东：《中国史官文化的演进》，载《历史研究》， 1993年第4期，第痴情司16页。
    ⑦陈伯海：《中国文化精神建构观》，载《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第142页。
    ⑧范文澜《正史考略绪言》，上海书店，据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版影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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