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特征及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特征及机制
□　周春山，邓鸿鹄，史晨怡
[摘　要]区域协同能发挥初始禀赋与比较优势，实现发展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文章以协同学为基础并参考相关研究，
将区域协同发展分为孤立、扩散、共生和融合4个阶段，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通过梳理其协同发展进程，从经济、城乡、交通、政策与规划5个方面分析了现阶段(共生阶段)的协同发展特征，剖析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由此提出下一阶段(融合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的问题与对策，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下一步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关键词] 协同学；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文章编号]1006-0022(2018)04-0005-08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周春山，邓鸿鹄，史晨怡．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特征及机制[J]．规划师，2018(4)：5-12．
A Study On Synergic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Zhou Chunshan, Deng Honghu, Shi Chenyi
[Abstract] Regional synergy may fully exert potential and advantages and realize favorable resource co
nfiguration. The paper divides four phases of synergic development: isolation, dispersion, symbiosis, and integration based on synergy theory. With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case, the paper concludes its present collaboration characters from economy, city-countryside, transportation, policy, and planning,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puts forwards problems and measures for its next step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he paper offers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policy mak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Key words]  Synergy theory, Synergic development,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0引言
“协同”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学领域，指两个企业在资源共享的基础上产生的共生互长关系。协同学认为，子系统的结构、行为和特征受相同原理和规律支配，产生影响整个系统的联动作用，促使系统由无序向有序发展[1-2]。协同效应、伺服原理和自组织原理是协同理论的三大核心[3-5]。
区域协同指由城市及城市之间的人流、物流和信
息流等构成的开放系统[6]，突破行政区划制约，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发挥初始禀赋与比较优势，实现发展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自发形成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进而实现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推动共同发展[5，7]。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协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要素的协同发展方
面，从全球、国家联盟或城市尺度，对经济、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协同测度和实证分析[8-10]，探寻产业、城市、环境和交通网络之间的协同演化问题[11-13]。
[基金项目][作者简介]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RK010)
周春山，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邓鸿鹄，史晨怡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期主题：区域协同与同城化发展
[编者按]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与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加速推进，区域协同已成为众多邻近区域(城市)间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实现互利共赢的必然选择，而同城化亦被视为区域(城市)推动经济发展，协调社会、经济、环境持续发展的先进方式和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协调区域(城市)发展目标、开发方向与空间结构，以及区域内各城市的功能定位与分工、协同发展
体制机制等建设，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区域(城市)发展实际的区域协同与同城化发展路径，实现共同发展，已成为区域发展和城市规划探讨的重要课题。基于此，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区域协同与同城化发展”为主题，在区域协同层面，通过梳理粤港澳大湾区、武汉城市圈的协同发展历程与现状特征、问题，探讨区域协同的发展机制、对策及规划治理协作策略；在同城化发展层面，通过分析、测度西咸同城化发展的水平与空间格局，评估厦漳泉同城化程度，总结同城化发展的特征，探寻同城化发展的空间应对策略，以飨读者。
大湾区的重要载体，是我国未来重要的战略地区和经济增长点，湾区的协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区域协同发展的理论分析入手，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特征、机制与问题，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1区域协同的演化阶段与内容
以协同学为基础并参考相关研究，本文尝试构建区域协同系统的理论框架，将区域协同系统分为经济协同、城乡协同、交通协同、政策协同与规划协同五大子系统，系统运作服从协同效应、伺服原理和自组织原理，子系统内部的快变量在伺服效应下服从序变量，自组
织程度不断提升，形成功能有序、具有高层次结构的系统。同时，经济、城乡、交通、政策和规划协同子系统之间的合作通过协同效应不断深入整合，最终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实现区域协同(表1，表2)
。
区域系统的协同发展程度可以用协同度表示，协同度越高，区域冲突越小，协同合作越成熟。根据增长极理论，区域内各城市的发展一开始是孤立的，之后发展条件好的城市成为增长极核，通过扩散效应推动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最终实现区域协同(图1)。根据区域发展的特征，本文将区域协同发展过程总结为孤立、扩散、共生和融合4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协同度、驱动力、子系统自组织程度及主要特征等是不同的(表3)。
2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进程
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成型不久，但由于三地地域邻近、历史同源与资源禀赋各具优势等因素，合作历史已久，虽然期间也出现过矛盾冲突，但是总体呈现趋同态势。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系统演化遵循“孤立—扩散—共生—融
粤港澳大湾区以珠江口为依托，集聚了珠三角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其概念前身为“环珠江口湾区”，最早在1980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提出[14]，201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首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湾区独特的空间组织、经济形态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目前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粤港澳三地地缘关系与区域协作[15-16]、内部经济关系与时空演变[14，17-18]及发展策略思考[19-21]等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协同发展研究较少。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与区域竞争的加剧，城市与区域正经历着巨大变革，区域间以协作的形式扬长避短、实现共同繁荣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话题之一。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对标(即对比标杆差距)
世界三
经济协同产业结构合理、经济发展差距缩小、无差异化贸易市场、经济联系度高城乡协同城镇化水平均衡、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区域内城市定位互补
交通协同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合理、交通管理政策统一、同城交通高速便捷
政策协同政府引导作用强、区域政府密切合作、清除地区保护主义和行政壁垒、优势互补的政策
规划协同
多区域、多部门合作，具有空间统一、可操作性强的区域总体指导性文件哈尔滨特美食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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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协同系统的主要内容
协同效应
各子系统通过相互非线性作用产生的整体效应
伺服原理快变量服从慢变量，慢变量逐渐演变成序变量，序变量影响子系统
自组织原理
子系统内要素在没有外部指令的条件下，按照特定规律自发促进子系统向高层次结构发展
祝福语留言
表2 区域协同系统的运作原理
孤立低
发展基
础主导-----
区域间的内在联系较
弱，增长极出现，解决各自发展问题扩散中市场主导或政府主导
++---
增长极扩散作用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区域内经济、城乡合作增强，面临的共性问题开始增多，主要解决城乡、经济协同问题共生中高政府主
导或市场主导
+++++++
区域发展差距缩小，协作范围扩大，相互之间只有密切合作才能解决各自矛盾，主要解决交通、政策、规划协同问题
融合高
创新主导
+++++++++++++++
区域间相互依赖，进入高度融合和一体化的协作阶段，需要新的协同驱动力，解决区域发展的共性问题
表3 区域协同演化阶段及特征
注：“-”表示不协同；“+”表示初级协同；“++”表示中级协同；“+++”表示高级协同。
合”的发展路径，经历了孤立、扩散阶段，目前正处于共生阶段，尚未进入融合阶段。区域内拥有不同要素的子系统逐步完善，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组织结构不断调整，协同度不断提高。
2.1孤立阶段(1949～1978年)：三地独立发展，香港经济腾飞
改革开放以前是粤港澳发展的孤立阶段，三地独自发展，协同系统尚未成型，协同度较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内地坚持自给自足的经济战略，珠三角的对外联系大幅衰减，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城镇化进程缓慢。香港凭借港湾优势及西方国家的资本转移，贸易、航运、金融和工商业得以发展，实现经济的腾飞，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该时期由于制度与政策的差异，三地发展较为独立，合作交流较少。
2.2扩散阶段(1979～2014年)：从“前店后厂”的非制度合作到建立更紧密经贸合作的制度性安排
改革开放后至2014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扩散阶段，又以2003年粤港澳三地签署《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 协议”)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
在扩散阶段前期，香港发挥龙头作用，带动珠三角和澳门的经济发展，经济、城乡等方面的合作在市场驱动下逐步展开。区域协作主要集中在产业上，珠三角以低成本的土地劳动力和宽松的金融政策承接香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香港发挥自由港优势负责接单、销售和管理，粤港形成“前店后厂”模式[18]。
在扩散阶段后期，CEPA协议、《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自由行”、“资金自由行”等一系列政策规划的出台，降低了粤港澳区域内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建立起开放的贸易市场，促进粤港澳合作从“非制度性”向“制度性”过渡，推动力逐渐从市场驱动转向制度引导。三地产业协作从以出口导
向的制造业为主转变为以拓展内陆市场
的服务业为主 [20]，跨境消费、度假、医
疗和养老等社会联系明显加强，呈现出
更为紧密的生产、生活协作特征。
2.3共生阶段(2015年至今)：三地
生产、生活、政策规划的深入融合
2015年后粤港澳区域协作上升为
国家战略，合作方式由双边发展转变为
多边推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标志着
区域协同发展进入共生阶段。在合作领
域上，从较为单一的基础设施建设、工
业分工走向生产互补、生活融合和政策
统一的全方位合作。在生活方面，三地有格局 昵称
通勤、医疗、休闲和养老来往更为密切，
出台了一系列开放医疗市场政策，跨境
居住和旅游往来更加频繁；在经济生产
方面，借助珠三角的广阔腹地与港澳联
通全球的营商网络，建立起对外对内更
为密切的经贸关系；在制度规划方面，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带
一路”倡议与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提出，使粤港澳大湾区在政策规划上成
为一个有机整体，规划建设也从战略层
面落实到空间上。
3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特征
粤港澳大湾区目前处于区域协同共
鲁迅先生珍惜时间生阶段，其协同特征如下。
3.1经济协同：区域发展差距缩小，
经济联系度逐步提高，存在一定产业
同构现象
广州、深圳近年来保持着较快的
发展速度，与香港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
(图2)。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变异
系数波动下降，由1995年的1.48下降
到2015年的0.84，区域差异不断缩小
(图3)。
随着中国加入WTO及CEPA协议
的签订，三地经济贸易壁垒逐渐弱化，
经济联系逐渐增强，形成了开放的商品
与要素市场。本文依据1995年和2015
年的经济数据，采用传统引力模型来度
图2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GDP水平示意图
赋条件相似，珠三角产业同构现象突出。从第二产业看，珠三角2015年工业相似系数平均值为0.65，相比2000年下降0.04，虽然制造业分工日益明显，但局部城市相似系数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从第三产业看，珠三角积极推动产业转型，金融服务、物流和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猛，产业发展逐渐与港澳趋同，三地出现同质化竞争现象。
3.2城乡协同：城镇化进程有差异，城市分工逐步明显
总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乡发展水平大致形成了三大阵营(图5)：第一阵营的城镇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较大，包括广州、深圳、香港、佛山和东莞，各城市地区的GDP 均在6　000亿元以上，人口规模大于700万，城镇化水平大于85％。第二阵营的城镇发展水平较高，但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较小，包括珠海、中山和澳门，各城市地区的GDP 在2　500亿元左右，人口
规模为60万～350万，城镇化率大于85％。第三阵营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与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包括惠州、江门和肇庆，GDP 在2　500亿元左右，
人口规模在400万左右，城镇化率低于70％。
(1)城市规模分布均衡。用“位序—规模”法则检验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规
模，1995年和2015年的回归方程分别为Y=-0.895　X+0.301　8和Y=-0.996　2　X+3.331　2，相关系数R 分别为0.64和0.69，拟合度较好。在线性回归方程中，
回归线斜率从0.895上升到0.992，说明区域城市逐渐走向均衡。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首位度2 城市指数为1.19，即广州总人口规模除以深圳总人口规模
所得的值；4城市指数为0.50，即广州总人口规模除以深圳、东莞与佛山三地总人口规模所得的值，这也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规模分布接近均衡。
(2)城乡统筹相对协调。由于发展
量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的经济联系程度。结果显示：相比1995年，2015年粤港澳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度均有显著加强，形成了以广州、佛山和深圳为核心圈层的网格状经济结构，联系强度总量占粤
港澳地区整体的84.85％以上(图4)；粤港澳三地的资金贸易往来频繁，珠三角实际使用的港澳外资从1995年的37.2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182亿美元。
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资源禀
(a)1995年(b)2015年
图4 1995年和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示意图
图3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人均GDP 变异系数示意图
1.81.61.41.21.00.80.60.40.20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亚洲金融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
变异系数
年份
图5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规模等级与发展水平示意图
02510GDP(图例
条件、历史等原因，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各不相同，2015年香港、澳门与深圳的城镇化率已达到100％，肇庆、江门和惠州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落后于其他地区，其中肇庆的城镇化率最低，为45.16％。粤港澳大湾区的非农产业产值的占比不断增加，区域内各城市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总体降低幅度较大，说明城乡统筹发展较好，城乡关联度不断增加，城乡社会发展协调度较高(表4)。
(3)区域内城市定位分工逐渐明显。香港的金融贸易发展较为成熟、国际化程度较高，是具有全球影响的金融、商贸中心；澳门为自由港和离岸金融中心；深圳拥有高度成熟的市场环境，集聚了众多IT、金融企业，已成为新型的国家经济中心城市；广州是具有强大组织能力与区域辐射能力的行政中心；此外，东莞、中山等城市近年来工业发展快速，成为专业化制造中心。
3.3交通协同：交通结构与人口、产业、贸易发展总体上匹配，重大基础设施布局相对集中
广州、深圳和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内经济、产业发展领先的城市，对其他城市有较强吸引力，交通结构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与之相匹配的向心性，枢纽功能高度集中。
纪晓芙谁演的
公路交通方面，粤港澳地区公路通车总里程接近7万千米，广州占比为13.58％；轨道交通方面，珠三角地区铁路客运的61.83％集中在广州，其余集中在深圳和惠州；航空运输方面，广州、深圳、香港三大机场的航线数量、入驻航空公司数和客货运吞吐量都高于其他
区域，香港机场客运和货运吞吐量为区域之最，占比为39.36％和62.70％；港口运输方面，广州港、深圳港和香港港在粤港澳大湾区港口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集装箱吞吐量和货物吞吐量总份额占粤港澳大湾区的85.59％与68.15％。与此同时，非中心城市(诸如江门、肇庆)与中心城市的城际交通连接较少，各种运输方式建设发展不平衡。由于地理位置与政策体制差异，珠三角与港澳连接的交通设施尚不完善。
3.4政策协同：“三地分治”到“一国两制”，政策环境逐渐协调
在港澳回归之前，三地的沟通交流多为非官方的民间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粤港澳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三地关系多次因边境侵犯、非法入境和海难事故等问题发生摩擦，其交往带着浓厚的“外交事务”性质[21]，是“三地分治”下的“对外”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三地关系趋于缓和，合作逐步增多，但由于英政府与葡萄牙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粤港澳官方往来较少，主要为民间的商团访问[22]。港澳回归之后，三地变成了在不同管理体制下的国内关系，政治壁垒逐步破除，加上香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政府当局的意识形态开始发生改变，三地在政治交流上更加积极主动，顺利实施了多项有利于区域合作发展的政策(图6)。
2003年签署CEPA 协议之后，粤港澳地区的政策合作更加频繁，“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和一系列规划政策的出台，更标志着珠三角与港澳的合作从区域层面提升到国家议题层面，迈
向了涉及面更为广阔的合作新阶段。
3.5规划协同：从分头规划到发展共识
在孤立阶段，三地规划分头进行，仅将其他两方作为影响因素进行参考，主要通过学术交流与征求意见来考虑三地的产业、交通、旅游和基础设施的协调。改革开放后的扩散阶段前期，三地已经逐渐意
识到粤港澳在战略规划上需要协同合作，1987年广东省旅游局率先明确提出“粤港澳大三角国际旅游区”的设想，1994年编制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域城市规划》提出打造“广深(香港)发展轴”“广州(澳门)发展轴”，但这个时期的三地合作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23]。
港澳回归后的扩散阶段后期及共生阶段，三地已普遍接受一体化发展思路，规划合作也逐渐从战略层面落实到空间上。2008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珠三角“与港澳紧密合作、融合发展，共同打造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的目标要求。之后出台的相关规划与实施方案，都以区域全面合作为主线，加速推进粤港澳基础设施的对接，深化合作机制创新，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表5)。
综上所述，粤港澳大湾区的城乡、经济基本达到协同，交通、政策和规划协同发展刚刚起步，需要进一步完善。
4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不同时
期，主要驱动力有所不同。总的来说，
非农产业产值比0.94/0.980.76/0.990.91/0.850.84/0.980.87/0.920.95/0.980.88/0.980.98/10.83/0.950.95/11/1城乡居民收入比  2.28/2.42
1.93/1.70
2.11/1.80
2.28/1.62
1.30/1.53
3.42/1.87
2.10/1.64
2.33/—
1.73/1.90
—
—
表4 2000/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城乡经济与人民生活指标
注：资料来源于各城市2000年和2015年统计年鉴。由于国家统计局调整，200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统计数据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纯收入，2015年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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