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表面文化差异掩盖实质共同点
东西方表面文化差异掩盖实质共同点
 
教代会制度我在新加坡南洋大学读完经济学本科学位后，于1967年3月30日与刘淑香结婚，当天坐飞机到悉尼（把飞机当洞房；别紧张，没有在飞机上做什么事），开始读我们的第二个学位。 毕业后，没有到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大学的职位，留在澳大利亚大学工作，一直到2012年底离开，2013年初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在澳大利亚四十五年半，即使扣掉期间离开到其他国家访问的时间，也约有33年的时间在悉尼、阿米达（Armidale）与墨尔本居住，其中以后者的时间为最长。
澳大利亚虽然在东半球，但主流文化属于英国与欧洲大陆，算是西方国家。不过，澳大利亚几十年来强调多元文化，加上越来越多的亚裔移民，经济上又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与日本）来往为多，所以有一些‘融入亚洲’的倾向。（中国占澳大利亚出口约三分之一，日本占15%。）
出塞古诗
比较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表面上有很大的不同。我要强调的两点是，这表面上的差异，掩盖
大学生自我介绍范文了实质上的大致共同点；差异主要是文化上的，而不是基本人性上的。文化上的差异，是可以改变的，可以趋同的；基本人性上的差异，除非是到了很久的将来可能可以通过基因改造，是很难改变的。而在这基本人性上，我认为东西方没有重大差异。
支持我这看法的是，移民到不同文化的地方的人们与当地人民的许多差异，在一代之后就大量减少(Yann Algan 等 2010)大明皇帝列表排名表。Hartmut Esser (2006, 第38页)总结说，移民“第二代几乎跳跃地同化 … 而这发现是对所有移民体、所有年龄组 、与所有时期都是稳定的”。（详见拙作《快乐之道》。）
在这点上，我有一个亲身经历。我们到澳大利亚时，在各方面与当地本地人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语文方面。在马来西亚时虽然有读英文，但读书容易，而听人讲话，与人交谈却有很大的困难。听不大懂人家说的，人家也听不大懂我们说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夫妇在家里是讲（中国）普通话的。当我们在悉尼读书时，我们两个女儿就出生了。她们的的母语，也是普通话。我们是在她们入学前几个星期，才快点教她们一些像‘要上厕所’之类的英语。然而，上学几个月后，她们的英语已经讲得比我们还要好。我们的小女儿大学一二年级时，替一位父母是从英国来的讲正统英语的中学学生（16岁）补习，而且教的竟然是：英文！教了几个月，她的父母还很高兴，因为孩子的英文有了很大的进步。
车牌号的含义澳大利亚与亚洲城市一个很大的表面不同是，在澳大利亚，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多数人居住的房子是带有花园土地的独立式屋子，而在亚洲城市多数人的住房是公寓。不难看出，这主要不是因为两地的人们的偏好不同，而是人口密度不同。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墨尔本人口只有350万，却是全世界以地理区域算最大的四五个城市之一。独立式屋子在中国好像被误称为‘别墅’。别墅应该是主要居住房子以外的，多数用为度假、避暑与享受生活之类的在海边或风景区等地的房子。有人说经济发展要达到人人有‘别墅’。其实，我在独立式屋子居住了几十年，现在在新加坡住公寓，反而认为比住独立式屋子方便，不必割草。这也是一个例子，说明经济发展只要达到小康水平，更高的消费水平，并不能够增加人们的快乐水平。（详见拙作《快乐之道》。）因此，重要的是消除贫困，维持与提高环境品质，保障人身与食品安全，增加社会和谐等，不是盲目追求人均GDP的不断增加，不是梦想人人有‘别墅’。
同样地，澳大利亚的出口中，农矿产品的比例比其他许多国家多很多，这并不是因为澳大利亚人民比较会种田与开矿，而是因为地广人稀。以出口而言，虽然农矿很重要，但以GDP而言，农矿合计只有GDP的约一成，而制造业只有7%。与其他已发展国家一样，澳大利亚的GDP也是以第三产业或服务业为主，包括商业与金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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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国，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服务业会越来越重要，不但绝对量会大量增加，其占GDP的比重也会提高。还有，中国这几十年来虽然大量城市化，但其城市化的程度，比起其他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的程度还低许多。因此，随着经济继续发展，城市化会继续加大。虽然由于一些特殊因素，使投资或投机因素而购买第二间以上房子的比例很大，因而房子的空置率很高，我还是认为大城市的房价下降的空间不多，回弹的可能性很大。
另外一个东西方表面差异很大，而实质没有很大不同的例子是，在东方，至少是中国，一个人如果是个人主义者，几乎没有人要和他做朋友；在西方，一个人如果是反对个人主义的，也几乎没有人要和他做朋友。这看来几乎是相差180度，但实际上主要是对‘个人主义’的定义不同所造成的。在中国，个人主义是指自私自利，只照顾自己，不管他人死活；在西方，个人主义是指，构成社会的是个人，社会的福祉就是社会内所有个人的福祉。根据这样的定义，中式个人主义是不好的；西式个人主义是好的。而这看法应该是东西方大家都接受的。
一个澳大利亚与中国很大的差异是，妓院或性交易在澳大利亚是合法的，在中国是非法的，
而新加坡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澳大利亚在这方面的公开程度很高，甚至很多小报，尤其是华文报章，长期大版面刊登妓院的广告。这种合法性并没有造成社会问题，反而使家庭更加稳定，犯罪率减少，也使包二奶，搞小三的情形减少，对男子与女子大致都是远远利大于弊的。相反的，在妓院与性交易非法的中国，非法的娼妓与性交易也大量存在，还增加性病的传染，更不必说到助长黑社会分子的活动与公安的贪污腐败了。（详见笔者在新浪与搜狐博客上的有关文章。）
妓院的合法性问题，也只是法律上的不同，在人性上，所有国家的人在这方面都是一样的。既然不是人性上的不同，只是法律与其它文化上的不同，是可以比较容易改变与趋同的。为什么要改呢？不是应该保留甚至发扬优良传统文化吗？对，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部分应该发扬，但这不排除去劣存优。中华文化有很多优良的精华，包括优秀的古典诗词、勤奋耐劳与未雨绸缪而有很高的储蓄率等。不过，在口是心非、假道学、伪君子方面，我们是否有些过分了？为什么不向澳大利亚学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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