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作家凝视的“中国”风景
两台电脑如何联机——上海老城厢湖心亭的文学镜像
秦刚
摘要：上海老城厢的核心地标湖心亭和九曲桥，自晚清时期就已成为一处驰名世界的中国景观，是“他者之眼”中一个象征中国的视觉符号。文章选取甲午战争至二战末期近半个世纪间的多位日本作家的游记、随笔和小说作为分析对象，考察他们如何观看和书写湖心亭并赋予其象征性；同时，论述来自外部的凝视如何反向影响中国作家，以及在这些关于湖心亭的话语中如何体现观看者面对景观的自我建构。湖心亭作为一个景观的文化史，其实正是以其为媒介的自我与他者互识与互视的历史。
关键词：上海；湖心亭；中国景观；他者的凝视；日本作家
中图分类号：I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21）01-0090-（09）
DOI：10.13852/J.CNKI.JSHNU.2021.01.009
中国人在上海看世界，必定要去外滩。而世界在上海观看中国的目光，一直聚焦的则是老城厢豫园对面的湖心亭和九曲桥。上海开埠之后，这里是“他者之眼”中最具中国特的标志性景点。
湖心亭建成于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原为豫园中一景。兴建之初有文记曰：“湖心有亭，渺然浮水上，东西作石梁，九曲以达于岸，亭外远近植芙蕖万柄，花时望之灿若云锦，凭栏延赏，则飞香喷鼻，鲜袭衣，虽夏月甚暑，洒然沁人心脾。”①这里曾一度辟为上海青蓝布业公所，1855年作为上海第一座茶楼开业，至今运营已有165年。但与其建筑本身及作为茶楼的价值相比，湖心亭作为一处历史积淀丰富的文化景观的意义与价值，才真正是难以估量的。所以，虽然上海曾在2004年和2008年把精致的湖心亭仿古建筑分别赠送给两个欧洲城市——法国的里尔和德国的汉堡，但那两处复制品必将生成全然不同的景观意义。
广东车牌号城市代号按照英国文化地理学家丹尼斯·科斯格罗夫的著名观点，景观其实是一种“观看方式”，是由特定的历史、文化力量所决定的。而且，具有这种“观看”特权的，是能够将自我与场景分离出来的外来者。②这个观点完全可以通过追溯清末以来的湖心亭的历史得到印证，因为这一景观就形成于海外旅游者观看的目光之下。虽然它只是国际化城市上海这面多棱镜中的一个断片或侧面，但在展示中国特性方面几乎独一无二，因此，在“他者之眼”中它成为象征中国的视觉化符号。从晚清到民国，不同时期不同角度拍摄的湖心亭照片被大量复制在英、法、德、美、日等国家发行的不同语种的旅游明信片上。作为来沪观光的海外游客必看之景，湖心亭和九曲桥驰名世界。
1923年西班牙作家伊巴涅斯环游世界时来到中国，旅游了北京、上海、广东、香港等地。他在《一个小说家的环球之旅》中描述湖心亭说：“我们所欲参观的目的物，就是这座茶亭和曲折的桥。
作者简介：秦刚，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089）。
①清代上海乔钟吴撰《西园记》，见上海市南市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市区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1页。
②马尔科姆·安德鲁斯：《风景与西方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1页。
秦刚：近代日本作家凝视的“中国”风景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著名的建筑，等于是我们心目中的埃及金字塔，巴黎圣母堂，华盛顿的白宫一样。……这座（老爷花园）中的水亭为世界所公知，没有别的中国纪念物比它更出名的了。”①伊巴涅斯说它在中国人心中有如埃及金字塔、巴黎圣母堂般的地位，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误会，难怪让“家居城隍庙东已三十余年”的张若谷在《上海的湖心亭面面观》中认为伊巴涅斯“把一座普通的中国私家园亭”“升列为世界名物之一”，完全是“过火”之举。②然而，这位西班牙作家说湖心亭“为世界所公知，没有别的中国纪念物比它更出名”——这个说法，即便有可能令当时的国人感到意外，却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
如果不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视角出发，湖心亭景观的文化史就将难以被挖掘和揭示。本文选取从甲午战争到二战末期近半个世纪间的多位日本作家的随笔、游记和小说等文学文本作为素材，探讨日本作家
如何观看和书写湖心亭并赋予其象征性，同时也将论述来自外部的凝视如何反向影响了中国作家，最终在中日间的互视与合力之下，建构出以湖心亭为媒介的“中国”话语。由于本文聚焦的是文学文本中的湖心亭，解读的要点在于“观看”的视角和方式，因此这种讨论呈现出的重点并非在于景物本身的时代变迁，而是观看者通过赋予湖心亭以象征性来重塑主体自我的过程。
一、永井荷风的“荷风”幻想与眼中的“小便”
近代来沪日本作家中，第一个留下湖心亭记述文字的，是永井荷风。1897年，18岁的荷风随家人在沪居住过两个多月，当时他的父亲永井久一郎任日本邮船公司上海支店长。回国后，他用“汉文调”的文体撰写了一篇《上海纪行》在其就读学校的同人杂志发表。这也是目前已知的这位唯美派文学巨擘正式发表的首篇作品，当时他刚进入高等商业学校附属外国语学校的清国语科学习，但在学仅一年后即被除籍。
在《上海纪行》里，永井荷风先记述了上海法、英、美租界的“沪北洋场”和“申江壮观”，然后介绍“上海县城”。当时城内每晚10点关闭城门，文中记述县城的“道路家屋皆存中国固有之风，外人称之不洁而不入，其中的楼亭及豫园等，建筑之宏大实为可惊。多年未修诚为惜哉，故今已失画栋朝飞、珠帘暮卷之观”。③必须指出的是，晚清以后的外国人关于上海老城厢的文字记述中，“不洁”几乎是一个必然出现的词汇。对此，早已有历史学者从上海公共卫生史的角度撰写专文进行了考论。④不仅上海老
城厢，天桥等北京老城区在海外游记中亦是如此。乃至有学者指出，在日本人的涉华著述中，“不洁”已成为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一个“关键词”。⑤永井荷风说老城厢“外人称之不洁而不入”也必是实情，因此，在走入城隍庙附近区域的外国人眼中，“乞丐”或“粪尿”几乎成了湖心亭之景必有的局部点缀。
可是城内的“不洁”，却全然没有影响到荷风走进老城厢的兴致。虽还未及弱冠，但他已经显露出日后专好散步于陋巷的城市漫游者气质。他称“邑庙为城内最壮观处，庙前如我东京浅草寺前”。“邑庙”即指城隍庙。随后他这样描绘了湖心亭和九曲桥：
渐行至内园前有一大池，据云夏天多莲花，今则香瘦呈秋风败荷之状，止于与
残柳共哀之诗句。池中有楼阁翼然卓立，
名湖心亭。内园之壮观，至此处为极。左
右架石廊，云九曲桥。小史等徐步过桥，
渐达湖心亭，重栏层壁今不及修缮，已无
昔日之观。且亭中以店铺为市，贩卖茗
茶，极为喧噪，使风情大减。若夏日倚栏
杆低亚，满湖荷风，香气漠漠，凉气遍浸罗
衣矣。盖游沪者必来一次且必看之
买车首付多少处也。⑥
此日正值农历重阳，荷花池中的荷花已经残败，茶楼的喧闹让湖心亭“风情大减”。但他却想象这里在夏季到来之时，必有一番“满湖荷风”之
①引用自张若谷：《上海的湖心亭面面观》，《良友》第119期，1936年8月号。
②引用自张若谷：《上海的湖心亭面面观》。
③《荷风全集》，第1卷，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版，368页。除注释注明的情况外，日文原文的中文翻译均为本文笔者所译，以下不再另注。
④例如胡成：《“不卫生“的华人形象中外间的不同讲述──以上海公共卫生为中心的观察（1860—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集，2008年6月。
⑤王升远：《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45页。
⑥《荷风全集》，第1卷，第369页。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景。此文发表时署名为作者的本名永井壮吉，“荷风”是此文发表一年后才开始使用的雅号。可是，在如上引用的文字中，就已经出现了“荷风”一词。他用幻想出的“满湖荷风”的理想态，去覆盖眼前“败荷”之景的现实态。有趣的是，1912年他还曾在一张明信片上以“败荷”署名。当然，仅此还无法断定“荷风”的笔名就一定和《上海纪行》有关，但至少可以说，作者用想象力投射出的湖心亭的夏日之景，恰好和他无意识中的理想的自我像相符相通。
最后的“盖游沪者必来一次且必看之处”，也点出了湖心亭风景的特质。自19世纪后半叶，该景观经由文字、摄影、图像、绘画等一系列媒介，在他者凝视的目光下被定格和复制出来。而在本地人眼中，它原本并不具备观景的价值。这也能够说明，为何永井荷风称为“游沪者必来”的地方，在上海本地的文学中却鲜有言及。不论是清末的《海上花列传》，还是当代作家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都没有湖心亭出现。在上海本土的文学书写中，这里基本上是被排除在城市地图之外的。
海外作家关于湖心亭的最著名描述，来自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1921年春，受大阪每日新闻社派遣，芥川龙之介以海外特派员身份访华的第一站就是上海。他虽然在大学期间专攻英国文学，但在熟谙中国古典诗文方面，并不输给学过一年“清国语”的文学前辈永井荷风。他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大阪每日新闻》便对他即将在报上连载游记预告和宣传，称“芥川氏在现代文坛首屈一指，是新兴文艺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人所共知的‘支那’趣味爱好者”。①
在大正时期被称为“支那趣味”的文化现象中，创作过《杜子春》等中国题材作品的芥川的确身处其中。但在“支那趣味”一词所衍生的耽溺于中国古典想象的趣味化东方主义审美的含义上，来到中国后的他其实已经与之背道而驰了。从《中国游记》中可以看出，他抵沪之初便有意识地脱离“趣味”化的表层理解，试图捕捉中国社会的现实之态。他批判说：“一味沉溺于瓷器上的亭
台、睡莲或者刺绣的花鸟之类的廉价且伪造的东方趣味，曾经在西方流行一时之后，如今已经偃旗息鼓了。那么，除《文章规范》和《唐诗选》以外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汉学趣味，在日本也应该适可而止地自行消失才好。”②正是这种对乌托邦式的、浅薄的中国观的祛魅意识，让他有了一番现实主义视角的湖心亭观察。
他写道：“沿着这条摊床街走到尽头，声名远扬的湖心亭一望在即。”可见在实地造访之前，他对此地早有耳闻。“说起湖心亭似乎应该很壮观，然而，其实那不过是一个看起来随时可能坍塌的颓败至极的
茶馆。亭外的池水中漂浮着墨绿的水垢，几乎看不见池水的颜。池的周边砌着古怪的石栏。”③此时，“正好碰见一个穿着浅葱棉布长衫、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往池里小便。此处，芥川提到他曾因在小说中写如厕之事而被菊池宽嘲笑，但是，在写中国纪行时因场所本身的“下等”，不打破礼节就无法生动描写。这句本不必要的戏谑之语，未免落入歧视性话语的窠臼。④但接下来，他精准地抓住了中国人现代公民意识缺失导致中国社会孱弱和封闭的要害之处，用散点透视法形象描绘了一幅具有“辛辣的象征”意味的“风景画”。
那个中国人正悠然地往池内小便。
陈树藩意欲谋反，白话诗的流行已日渐衰
微，日英两国即将续盟，凡此种种对这个
男人而言无疑都是毫不相干的。至少在
他的态度和面孔上，有着一副只能让人做
如此判断的悠闲。高耸入云的中国式的
亭子，溢满了病态的绿的池水，和那斜
着注入池水里的隆隆的一条小便，——这
不仅是一幅令人倍感忧郁的风景画，同时
也是我们老大国的辛辣的象征。我对着
那个中国人的身影凝视了许久。⑤
在这幅“风景画”的画面上，视线首先聚焦于那个“悠闲”的小便者的神态。芥川将他毫无公共意识的行为，上升到欠缺国家意识与政治觉悟的高度来解读，犀利批判了此人的精神麻木。这幅
①《“支那”印象记新人眼中映出新“支那”近日本报即将刊载》，《大阪每日新闻》1921年3月31日。
②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秦刚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页。
③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第14页。
④日本作家林京子在小说《预定时间》里，借主人公之口对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的此句戏谑之语发表意见说，“不打破礼节就无法生动描写”确是很好的表现，“但是，场所云云之见，就让人不快了”；“对《中国游记》的局部虽有抵触，但这部毫无阴翳的书，让我很喜欢”。《林京子全集》，日本图书中心2005年版，第2卷，第312、336页。
⑤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第15页。译文有细微改动。
秦刚：近代日本作家凝视的“中国”风景
画里，小便者的“长辫子”，也起到了将他意识上的与世隔绝加以放大的作用。自辛亥革命成功通令全国剪辫，1917年张勋复辟时，皇城根下的百姓已经需要四处寻觅假辫了。可以想象，1921年的国际化都市上海，辫子必定已是罕见之物。在中国知识精英的眼中，辫子也成为国人意识中劣根性的象征物。正是这一年的年底，关于辫子时代中国人的最著名的精神画像《阿Q正传》在鲁迅的手中完成。芥川笔下“悠闲”的小便者，就很有一丝“他者之眼”中的阿Q的神韵。
“风景”对于观看者而言，也具有镜像一般的规定性。正如山室信一指出的那样，他者认识中具有“看即是被看”和“言他即在言己”的一面，其相互规定性不言而喻地包含了“如此看待他者的自己是什么”的问题。①所以，当芥川龙之介把湖心亭视为“一副令人倍感忧郁的风景画”时，同时也定位了凝视中“倍感忧郁”的自己。他本来是一位以艺术至上主义自诩的作家，来沪后，政治意识猛然觉醒。他解释说，“那是因为现代中国的空气中，积蓄着二十年来的政治问题”。②正由于观察者自身的政治关切与焦虑，那个往荷花池中悠然小便的身影才具有了某种反讽意味，从而作为时代游离者的符号，被定格在湖心亭的“风景”中。
二、郭沫若的“凭吊”与楼适夷的“礼赞”
芥川龙之介的旅华游记于1922年先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之后，1925年10月才出版了单行本《中国游记》。所以，从时间上看，郭沫若于
1925年8月15日发表在《学艺》（第7卷第1期）的小说《湖心亭》，难以判断一定受到了芥川的启发。但小说的叙述者“我”承认，之所以想去湖心亭，是因为见过一位日本画家发表在报上的素描。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如今很难查证，但是郭沫若对湖心亭的最初认知来自日本游客，则是毫不足怪的。
前几年我在日本的时候，不知道在甚么报上看见过一位日本画家介绍过一次
“湖心亭”。他画了一个素描，在一个池子
中间涌出一座飞甍跃瓴的楼阁。他说这
个“湖心亭”在上海县城隍庙的后面，是上
海市上所保存着的唯一的古建筑物。礼
失而求诸野，他们日本人中都有这样热心
的画家不远千里地肯来探访“湖心亭”，难
道我们守着住在上海的中国人竟没有来
凭吊一凭吊的兴趣吗？请自傀始！请自
傀始！我存了这个心，想去凭吊“湖心亭”
已经好久好久了，但在上海快要住满两
年，我却还不曾来过一次。③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还尚未走近湖心亭，却使用了“凭吊”“瞻仰”等反讽性质的叙述语言，这意味着他对湖心亭被赋予的“老大国”的象征性含义是既知的。从日本回国后已在沪居住两年的郭沫若，其家国情怀有些错综和复杂。上海让他对故国的乡愁彻底幻灭，全家人居住在租界的飘零生活也令他难以获得感和归属感。虽然文中使用了“他们日本人”和“我们守着住在上海的中国人”的区分方式，但一旦回归到个体的“我”，他依然是无法融入这座城市的外来者。
《湖心亭》的“我”和日本妻子吵架后独自走出家门，不知不觉从租界走进了老城。由租界到老城虽然“只消走几步路。走过一条横街”，却犹如时光“退返了好几个世纪”。当天正是农历除夕的前一天，是具有传统节庆意义的特殊时间。所以“我”寻湖心亭的过程，很像是这位“精神与现实的双重流亡者”④在寻求自身的文化身份与民族意识，也像是在确认自我必须面对的中国现实。“我”在城隍庙里转来转
去，却总也不到目标。其间他摆脱了相面人的纠缠，观察了几个乞丐在香炉边取暖，甚至还窥视了两个西洋夫人为买鼻烟壶的一番讨价还价，最后才终于到了湖心亭。
高压线辐射安全距离上海小吃一条街这篇小说对湖心亭的建筑结构描述至细：“亭子的结构是一列三间的二层建筑，正中的是四方亭，左右各附一个较低的八角圆亭。各层的屋顶在屋角上都有险峻的鳌头，倒画着抛物线形的无穷曲线向空中飞跃。”⑤而且，“我”一眼就看出这座亭子的基本结构是由多个部分组合而成，“亭的后
①山室信一：《面向未来的回忆——他者认识和价值创建的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7页。
②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页。
③《郭沫若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0页。
④李永东：《文化身份、民族认同的含混与危机——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创作》，《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⑤《郭沫若全集》，第九卷，第411页。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部上下两层各添出一部分长方形的寻常建筑，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是后来添补上去的”。他认为添补上的部分完全是“佛头的烂污，续貂的狗尾”，只能用“杀风景”形容。而石板铺就的九曲桥上更为触目惊心，“每一曲折处坐着一个叫花子，有的立着便向湖里洒尿，有的坐在桥栏上便扯起污来”，这里已经成了“宏大的露天便所”。而且茶楼入口处的东侧就是小便坑，一道木槽将小便直接引到湖水里。这让他不禁感叹：
——哎，颓废了的中国，堕落了的中国人，这儿不就是你的一张写照吗？古人
鸿大的基业，美好的结构，被今人沦化成
为混浊之场。这儿汹涌着的无限的罪恶，
无限的病毒，无限的奇丑，无限的耻辱哟！
美好过的我们古人！你们的成绩虽然已掩蔽在那重重的丑劣的秽障之中，但
你们的精神不是通过了那千重万层的秽
障来和我接触了吗？我想这池水里面，在
三五百年前一定植满着美好的荷花，那四养老金查询个人账户
周的商场一定是修整的林树。在那时一
定有清脆的好鸟时常飞到林间歌吟，一定
有悠然的游鱼在清可鉴底的荷池中浮泳，
荷花开的时候，满池都浮泛清香。那时或
许会有如高青丘一类的诗人在那亭榭间
赋诗饮酒。啊，那种消逝了的美好哟！丑
恶的榴弹，一个个打碎我们的神经，我们
后人已经成了混坑中的粪酱了！
——哎，要解救中国，要解救中国人，除非有一次彻底的兵火！不把一切丑恶
的垃圾烧尽，圆了寂的凤凰不能再生！①
在郭沫若的笔下，“混浊得无可言喻”的湖水成为“颓废”的中国和“堕落”的中国人的“写照”。但在这里，“
我”不单是观看的主体，其实也是被看的客体。而且无论是观看还是被看，都有他者的视线掺入其中。因为“我”内化了他者的视线，所以“我”看湖心亭也几乎等于“我”被他者所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荣辱与家国荣辱难分难解，令“我”感受了无可比拟的羞耻感。基于这种羞耻感，湖心亭的负面含义被无限放大，乃至必须用“无限的罪恶，无限的病毒，无限的奇丑，无限的耻辱”这般夸张的排比才能表达。
郭沫若的文字中，也有一段和永井荷风相近的对“美好”往昔的浪漫主义想象，但是这股怀古
之情，对他来说更意味着从古人的文化传统中寻求民族认同，进而在“古人鸿大的基业”早已沦落的现实面前，确立自身激进的政治立场和民族意识，最终落实于要用“一次彻底的兵火”改造现实的宣言。最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里传达出的这种革命的意志。如果说“我们后人已经成了混坑中的粪酱”的自我批判，承袭了五四新文学的国民改造思想，那么“把一切丑恶的垃圾烧尽”的呼号则带有浓烈的“革命文学”彩。《湖心亭》可视为郭沫若从私小说风格写作转而追求文学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功能的转型之作，也是此时期作者对于“今日的文艺便是革命的文艺”这一认识的创作实践。
楼适夷以林翼之的笔名发表于1933年6月13日《申报·自由谈》的短文《城隍庙礼赞》，是中国左翼作家借用湖心亭来批判时局的另一个实例。楼适夷曾于1929年留学日本攻读俄罗斯文学，对日本文学也有深入的了解，回国后相继担任了左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等宣传部门的要职工作。
《城隍庙礼赞》从“四五十部黄包车”的高鼻蓝眼的西洋人观光团前往城隍庙的场景说起，分析其中的因由，说在外国人眼里，外滩、霞飞路不过是“上海的皮毛”，城隍庙才是“上海的心脏”。逛了城隍庙后若是去湖心亭喝茶，“更会认识中国民族性的伟大，臭气腾腾的小便处旁，有人正品茗清谈”。
虽在闹市，如绝尘嚣，参透了这儿的三昧，才够得上做一个中华伟大国的顺
民。但是这种精神，据说也有来源，那便
是城隍庙里的一个湖。这湖上有九曲栏
杆的九曲桥，桥底下流着泥汤一样的水，
被日光蒸发着，发着绿黝黝的光面，放着
一阵阵的恶臭。日本的文学家芥川龙之
介，曾经亲眼看见有人在这湖里放尿，其
实比尿更丑恶万分的东西，都望这湖里
丢。但这是列名在中国大观里的名胜佳
境，（亦犹万里长城虽被敲指为“新兴满洲
国”的新疆界，而在决心收复的决心之下，
总还是中国的名胜一样。）所以居住在这
湖水里的乌龟，依然相信自己是在名胜佳
境里，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有时候虽抬
起头来在水面上喘喘气，或许也觉得恶浊
①《郭沫若全集》，第九卷，第412—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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