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候变暖：事实还是阴谋？
本⽂原刊于《纽约书评》，译者冯博。转⾃：经济观察报书评
全球变暖是事实还是阴谋？我们是否真的⾯临严重的⽓候危机？全球变暖对⼈类的⽣存会有什么影响？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候环境经济学顶级研究者，曾回应相关争议。
为什么全球变暖是杞⼈忧天？
致编辑：
在2012年3⽉22⽇纽约书评的⼀篇⽂章中，威廉·诺德豪斯提出了他对全球变暖怀疑论者的⼀般看法，还特别指出撰写了两篇《华尔街⽇报》专栏⽂章的“16位科学家和⼯程师”的观点是“错误的”。作为这16位作者其中的3位，我们在此对诺德豪斯教授的批评进⾏回应。
诺德豪斯教授的论⽂包含6点。
第⼀点，⼀个明显的事实是，过去⼤约15年来全球⽓候没有出现任何统计上显著的变暖；⽽诺德豪斯教
授将我们的观点歪曲成“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没有⽓候变暖”，这话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接着，诺德豪斯教授将这与归因问题——即探讨导致⽓候变暖原因的问题——混为⼀谈。归因是⼀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尽管在公布的温度记录中存在很多争议，但⼈们普遍认为全球平均温度的净增长与诺德豪斯教授的第⼀张图表中显⽰的相似。
之前两到三百年的时期要冷得多，被称为“⼩冰河时代”，当然，如果我们有更长的记录，那么会显⽰存在跟现在⼀样温暖或甚⾄更温暖的时期。最近⼏年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温暖年份，但就如同创纪录的股市⾼位并不⼀定意味着未来股价会稳健增长⼀样，这⼀观察结果并不意味着未来的变暖趋势。变暖⼤⼤趋缓的事实意味着，⽬前⾄少还有其他因素能与稳定增加的温室⽓体的影响分庭抗礼。
第⼆点是关于我们的观察，即当前的计算机⽓候模型似乎夸⼤了⼆氧化碳造成的变暖效应。其中的关键在于⽓候变化对⼆氧化碳的敏感性，即⼤⽓⼆氧化碳含量增加⼀倍时会导致温度上升的量有多少。诺德豪斯教授⽂中展⽰了IPCC 2007报告中的两张图表，它们声称，在没有⼈为排放的条件下，模型成功地模拟了直到⼤约1970年的全球平均温度，但同样条件下的模型⽆法模拟在那之后的平均温度。以此作为依据，IPCC声称过去五⼗年中⽓候变暖⼤体上是由于⼈类排放造成的。这⼀推演步骤要求模型正确地考虑所有其他变量对⽓候变化的影响。然⽽，模型⽆法预测过去15年中⽓候变暖趋势所出现的⾮连续性，这说明上述条件并不满⾜。此外，另⼀个令⼈尴尬的事实是，模型不能再现1910-1940年之间的变暖趋势，这⼀趋势⼏乎与1970-2000年的变暖趋势相同，但前者发⽣在⼈类的⼆氧化碳排
放量变得⾜够⼤、以⾄于对⽓候变化产⽣重要影响之前。
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候变化对排放物的敏感性时，IPCC指的是⼈类活动所造成的所有排放物，并不单单指⼆氧化碳。原因在于，如果没有由某些排放物形成的⽓溶胶所导致的冷却效应，该模型会显著过度预测温室⽓体排放所造成的变暖效应。然⽽，不同的模型给⽓溶胶对变暖所产⽣的消除效应设置了不同的参数值。不同模型之间缺乏⼀致性，这意味着这些模型只是对⽓溶胶的消除效应进⾏校准调整，以使模型结果与历史记录⼀致的同时、保持⽓候变化的⾼度敏感性。因此，如果认为这些模型如果不考虑⼈类排放就不能解释1970年后的⽓候变暖趋势，这种说法在科学上毫⽆意义。
《⽓候》
小米手机省电（美）威廉·诺德豪斯著 / 梁⼩民译
东⽅出版中⼼ / 2019年9⽉
第三点涉及我们关于⼆氧化碳不是污染物的说法，我们仅仅是诉诸常识⽽已，这只不过是字典中对污染物的惯常定义。⽜津英语词典将污染物定义为“污染中介物；特别地，⼀种污染环境的有害或有毒物质”。诺德豪斯教授说，“⼆氧化碳并⾮污染物的论点只不过是⼀种修辞⼿段。”⽽他反倒认为最⾼法院以9位⼤法官以5：4的⽐例做出的⼀次判决是权威的。事实上，最⾼法院的多数票并未将⼆氧化碳视
为污染物；它⽆关事实本⾝如何，只是发现《清洁空⽓法案》中的定义是如此⼴泛，以⾄于⼆氧化碳这种⾮污染物也受到该法规的管制。接着，因为另⼀位经济学家理查德·托尔（Richard Tol）的研究结论与此不谋⽽合，诺德豪斯教授就将之作为依据证明⼆
氧化碳产⽣了特定的负⾯外部效应。我们认为，这些⼿法才是真正的“修辞⼿段”，因为它们掩盖了关键的科学问题：作为地球⽣物圈的关键组成部分，⼆氧化碳是否会导致重⼤的、具有破坏性的全球变暖效应。
在诺德豪斯教授提到的第四点中，他以另外⼀种夸夸其谈的修辞⼿段歪曲了我们的观点，说我们声称“持怀疑态度的⽓候科学家⽣活某种恐怖统治之下，这⼀恐怖统治威胁到他们的职业⽣涯和个⼈⽣活。”使⽤这种归谬的⽅法是很不得体的，但我们却发现，像⽓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环境活动家⼩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 Jr.）和经济学家保罗·克曼(Paul Krugman）之流，把⽓候变暖的批评者刻画为“地球的叛徒”。我们还注意到，那些发表了同⾏评审⽂章、质疑了⽓候变暖的杂志编辑被⼤规模地解雇，还有那些还未获得终⾝教职、需要发表和资⾦来⽀持其职位升迁的教师，他们对这些威胁的恐惧是完全合理的。我们还注意到，像名声卓著的《科学》杂志的编辑唐纳德·肯尼迪之流，甚⾄公开宣称他们拒绝接受那些其结论跟⽓候变暖的教条相抵触的论⽂。lnx的定义域
“⽓候门”电⼦邮件具体描述了这些策略，林森（Lindzen）（2012）中给出的例⼦不甚枚举。虽然对现有范式的辩护在科学中是很正常的，但⽬前的情况是存在强迫不同观点的⼈对之进⾏服从的病态现象。我们不了解经济学界是否存在类似现象，但如果以为⽓候科学领域流⾏⿎励持不同意见者的声⾳、⿎励创建新的理论，这显然是愚蠢的，尽管诺德豪斯教授正确地看到了这种⿎励⽂化对科学的健康发展是⾄关重要的。不幸的是，⽬前⽓候科学领域的情况远⾮健康。诺德豪斯教授客观上给这种不健康的局⾯做出了贡献，因为他错误地把对⽓候变暖的怀疑类⽐成烟草公司的公关活动，并且他呼吁政治领导⼈们“要极其警惕地防⽌可疑的商业利益对科学研究过程的玷污”，这些论调和现状中包含的不健康⾏为并⽆不同。
关于诺德豪斯教授的第五点，他认为⽓候科学界并不是为了⾦钱利益⽽⿎吹全球变暖，我们只要注意到从1990年代早期以来，⽓候科学研究获得的资⾦已经增加了15倍，⽽且随着⼤部分资⾦的消耗，关于⽓候变暖的相关警报仍然遥遥⽆期。对⽓候问题的杞⼈忧天已经扩展到⼀个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产业，其覆盖⾯远远超过学术研究本⾝。经济学家们通常对⾦钱的激励结构很敏感，所以我们很好奇，既然在推销⽓候变暖的观点中涉及到如此庞⼤的利益，诺德豪斯教授居然对这⾥⾯牵涉的激励机制毫⽆察觉。对于他声称会受到他所倡导的环保政策所伤害的、持相反⽴场的⾏业来说，根本没有可与以上利益关系⽐拟的巨⼤利益激励。
在他的第六点中，诺德豪斯教授认为我们没有适当地描述他的研究结果，因为我们说：“如果经济在不
受温室⽓体规制政策所阻碍的情况下持续增长50年，就能使社会福利的效益成本⽐例达到最⼤化。”他反对我们使⽤效益成本⽐⽽不是净收益作为⽐较政策的指标：“成本效益分析和商业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效益成本⽐并⾮是选择投资或政策的正确指标。”然⽽，在他的著作《平衡的难题》（A Question of Balance）⼀书中，表5-3的概要总结⾥却醒⽬地使⽤了计算出来的效益成本⽐值。事实上，这个⽐率通常⽤于在现实世界中指导商业投资。⼀个原因是它相对来说可能对贴现率的选择不敏感，因此可能提供更稳健的结论，⽽净收益可能对这种选择极为敏感（更多内容见下⽂）。⽆论是成本效益分析，还是采⽤净效益，都有其⾃⾝的优势。
但是，使⽤哪个度量标准并不是很重要。如果考虑到以下⼏点因素——（1）未来经济增长（包括碳排放强度的下降）；（2）物理科学（例如⽓候的敏感性）; （3）未来的正⾯和负⾯环境影响（例如对经济的“损害函数”）；（4）长期经济成本和收益的评估（如贴现率）; （5）国际政治进程（例如，不充分参与的影响）——的⾼度不确定性，诺德豪斯教授倡导的最优碳税政策与上述50年推迟管制温室⽓体的政策之间并不存在经济上或⽓候学上的显著差异。
诺德豪斯教授计算出这两项政策的净收益之间的差额为0.94万亿美元，仅相当于所计算出的假定环境损失最⼤值22.55万亿美元的4％。他的计算结果精确到三个或四个数字有效数字。然⽽，我们却并不知道所有这⼀切的潜在驱动因素，即⽓候敏感性，哪怕只精确到⼀个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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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数值是正的还是负的，这种相对较⼩的差异主要取决于上⾯列出的五个因素，尤其是⽓候敏感性的值。诺德豪斯教授假设⼤⽓中⼆氧化碳加倍会导致温度上升3.0个摄⽒度，然⽽经验证据表明这⼀参数值过⼤。为了说明这⼀点，如果将⽓候敏感性的值设置为1.0摄⽒度——⼀系列实证研究表明这是个合适的参数——诺德豪斯教授的“DICE”模型计算出的最优政策的净收益从约3万亿美元降⾄约1万亿美元的净成本，⽽收益与成本⽐率则从2.4剧降⾄0.5。因此，50年的延迟管制政策才是更有效的政策。
诺德豪斯教授要求我们严肃地对待计算出来的两种政策之间的差异，尽管他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50年的延迟管制政策，他的最优政策最终只不过“挽救”了全球⽓候变暖仅约0.1摄⽒度。放到更长远的历史中，这0.1度只相当于⾃1850年以来观测到的全球变暖程度的10％左右，跟典型的逐年温度波动没有区别。DICE模型预测，这种微⼩差异将会发⽣在未来50年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当中，但⽓候模型甚⾄⽆法预测20年开外的温度变化。此外，正如我们的专栏⽂章所
述，DICE模型的经济损失函数中假设的强烈负⾯环境影响被公认为是极不确定的。⼤⽓中⼆氧化碳的增加可能带来净效益，特别是当⽓候敏感性较⼩的时候（例如农业和⽊材⽣产）。
并⾮我们第⼀个注意到，诺德豪斯教授的最优碳税政策跟延迟管制政策没有太⼤区别。例如，在诺德豪斯教授的书出版后不久，经济学家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在⼀篇题为《诺德豪斯的碳税：⽆所作为的借⼝？》的⽂章中写道：“对于⼀些不想采取⾏动的⼈来说，⿎吹碳税成了⼀种最近⼗
分流⾏的策略”。像汉密尔顿博⼠和尼古拉斯·斯特恩（Sir Nicholas Stern）爵⼠这样的⽀持者所喜欢采⽤的贴现率，远远低于通常市场经济中的正常值，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采⽤他们⽀持的环保政策就意味着（根据汉密尔顿所说）“在分析中不考虑⼦孙后代的福祉”。有了这⼀论点，再加上那些严重夸⼤⽓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害的故事渲染，倒是可⽤来替阿尔·⼽尔（Al Gore）或斯特恩所建议的那些短期的、激进的⼲预政策背书。由于照此计算出来的、两百年内所产⽣的净收益对不同贴现率的选择极其敏感，关于贴现率的争论已经远不⽌是技术层⾯的问题。
因此，当把⽓候敏感性、经济损失函数和贴现率这些参数所存在的不确定性的性质和⼤⼩纳⼊考虑时，以上两种政策的差异与这些不确定性相⽐简直是微不⾜道，诺德豪斯教授对这些政策差异的辩护变得令⼈难以理解。
这⾥更重要的⼀点是，我们需要适当考虑物理科学和经济科学研究结论的不确定性。如前所述，我们可以通过检查⽓候敏感性参数的实际值对经济的影响，来处理对⽓候变化的经济分析中重要的不确定性。我们已经看到，设置⼀个合适的、较⼩的⽓候敏感性参数就会让最优碳税政策的经济价值急剧下降到负值。正如“⼤⾃然母亲”⼀直以来告诉我们的，⽓候敏感性参数可能⽐诺德豪斯教授所使⽤的参数范围还要低。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对“最合适”的参数值及其在统计上的波动范围的选择受到⼀系列⽓候模型的强烈影响，⽽这些模型夸⼤了过去历史中的变暖程度，⽽且，它们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些考虑使得被诺德豪斯教授列为备选项的、延迟管制50年的政策反⽽成为最明智的政策选择。
罗杰·W·科恩（Roger W. Cohen）
美国物理学会会员
他并未接受任何资⾦并且声明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qq聊天记录在哪里
威廉·哈帕（William Happer）
普林斯顿⼤学物理学教授
他的研究受到美国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的⽀持。他声明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理查德·林森（Richard Lindzen）
⿇省理⼯学院⼤⽓科学教授
他的研究曾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环境事务部拨款资助。⽬前其并未接受任何研究资⾦⽽且声明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威廉·诺德豪斯的回应：
在阅读罗杰·科恩（Roger Cohen）、威廉·哈帕（William Happer）和理查德·林森（Richard Lindzen）（下⽂简称林森）的来信时，我有进⼊酒吧⽃殴的感觉。他们为《华尔街⽇报》的16位科学家辩护，像连珠炮⼀样向他们视线内所及的所有⼈开⽕，包括科学编辑唐纳德·肯尼迪，⽓候科学家，⿊客电⼦邮件，专栏作家保罗·克曼，⽣物学家保罗·埃利希，活动家罗伯特·肯尼迪，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甚⾄前副总统阿尔·⼽尔。
然⽽，当他们停下所有的扫射攻击，我们终于能从藏⾝的桌⼦背后探出头来看清楚，他们的⽂章可以归结为⼀个中⼼点。他们认为全球变暖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候科学家们正在系统性地夸⼤其危险性。我将在此回应⽂章中对其中的关键问题进⾏评论。
林森⼀开头就同意全球⽓温在上个世纪实际上已经不断上升。好了，我们⾄少清除了⽓候变化怀疑论者设置的⼀个障碍。
他们在最初的⽂章中断⾔，过去10年⽓温有所下降。在我的⽂章中，我指出，由于温度的逐年变动是如此不稳定，10年来的⽓温下降这⼀事实⼏乎不包含任何信息。我们可以通过⼀种很有⽤的⽅法来看到这⼀点。我们得到了从1880年到2011年的全球平均温度读数（见我⽂章的图中）。对从1890年到2011年这122年中的每⼀年，我们都计算出到该年为⽌最近10年的温度变化程度。对于这计算出来的122个观测值，其中41个显⽰温度下降。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随机选
择⼀年，那么就有三分之⼀的机会观察到该年所对应的最近10年⽓温变化量是负的。诸如此类的不稳定时间序列变量的短期变动，⽆法提供有关长期趋势的信息。
对他们所讨论的东西，我想最后再说⼀点，他们这种陈腐论调只不过是在不断重复⽼掉⽛的论据，根本⽆法反映⽓候科学研究的现状。⽓候科学家早就不再拘泥于通过观察全球平均⽓温来寻证据去证明⼈为因素导致了⽓候的变化。科学家们发现了⼀些能指⽰出⼈类活动造成⽓候变暖的指标，它们包括冰川和冰盖的融化、海洋热含量、降⾬模式、⼤⽓湿度、河流径流量、平流层降温以及北冰洋海冰的范围。那些仅关注全球温度趋势的⼈就像只使⽤⽬击者报告但却忽视指纹和DNA检验证据的调查⼈员。
打印机后台服务程序林森回应⽂章中第⼆点涉及到⽓候模型的问题。我注意到，联合国政府间⽓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IPCC）所检查过的⽓候模型表明，过去⼀个世纪的温度变动趋势⽆法单独被⾃然界本⾝的⼒量（例如⽕⼭爆发）所解释。IPCC指出，当模型中加⼊⼆氧化碳以及其他⼈类活动因素的影响后，模型便能够解释过去⼀个世纪中全球温度的长期上升趋势。
不包含⼈类活动影响的模型⽆法捕捉到全球温度的变化趋势，对于这⼀点林森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他们反⽽争辩说，这些模型夸⼤了⽓候变化对⼤⽓⼆氧化碳浓度的敏感程度。实际上，超过30年来，科学界对这⼀话题已经展开了彻底的研究。不同的⽓候模型发现了不同的⽓候敏感程度，⽽不同模型
之间的差别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候敏感程度的实际参数值可能⽐⽬前所公认的值更⼩，但也有可能更⼤，然⽽林森并未能提供任何特别的洞见或研究结果去证明他们选择的参数值是对的、⽽别⼈的是错的。在下⾯的最后⼀点讨论中，我会再回来探讨这⼀关于参数选择的不确定性问题。
关于以下三点的讨论，林森完全只是为了争辩⽽争辩，并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令⼈惊讶的是，这16位科学家居然只是引⽤了通⽤字典、⽽不是任何科学索引来捍卫他们认为“⼆氧化碳不是污染物”的论点。但最终他们也承认，问题的本质在于这⼀物质的“成分”是否会“引起显著的破坏作⽤、从⽽导致全球变暖”。这⼜回到了上⾯讨论的主要问题上。
他们认为，⽓候变化怀疑论者遭受到了“恐怖统治”，我也对他们这⼀观点进⾏了批评；⽽他们认为我的批评是“夸夸其谈”。如果他们并不是有⽬的地暗⽰，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个词呢？他们的做法就像⼀个竞选活动中的政客，脸上堆着善意的微笑说：“我绝不会把我的对⼿称作是专制者。”
企业爱岗敬业演讲稿他们在第五点中捍卫⾃⼰的论点，即某些⼈通过夸⼤⽓候变暖的重要性以骗得研究资⾦，这⼀利益需求玷污了原本规范的⽓候科学。他们精⼼编织了这⼀论点，声称“对于他（诺德豪斯）声称会受到他所倡导的环保政策所伤害的、持相反⽴场的⾏业来说，远远没有可与以上（⿎吹全球变暖）利益关系⽐拟的巨⼤利益激励”。
这种对⽐⽅式⾮常滑稽。不如让我们当场来掰⼀掰事实证据吧。我会对⽐两个案例，⼀个是我从事⼯
作的⼤学，另⼀个是科恩博⼠（Dr. Cohen）的前雇主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在过去⼗年中，我所在的耶鲁⼤学获得了联邦政府在⽓候⽅⾯的研究资⾦拨款，平均每年140万美元。这仅仅相当于本校去年财政总收⼊的0.5%。
相⽐之下，科恩博⼠曾于其中担任过战略策划和项⽬管理⼈的埃克森美孚公司，它去年的销售额有4670亿美元。该公司主要⽣产和销售化⽯燃料，这些燃料的燃烧会产⽣⼤量的⼆氧化碳排放。如果对这些碳排放征收⾼额费⽤，那么该公司的⽯油、燃⽓和煤炭产品的价格会上升、销量会下降。根据⼀些报道，埃克森美孚公司为了维护它⾃⾝的利益，不惜采取⼿段对主流⽓候科学研究进⾏破坏。忧思科学家联盟（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份报告指出，埃克森美孚“在1998年⾄2005年期间向那些给全球变暖制造不确定性的意识形态和宣传组织提供了⼤约1600万美元的资⾦。因此，跟耶鲁⼤学在该领域所获得的所有联邦⽓候研究资助相⽐，埃克森美孚公司花了多得多的钱去暗中破坏关于⽓候变化的科学研究。
在林森回应⽂章的最后部分，他们回到对关于⽓候变化的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的讨论上。他们提出了两个要点，⼀是现在采取⾏动治理全球变暖和在50年内什么事都不做这两种政策之间“并不存在经济上或⽓候学上的显著差异”，⼆是政策问题受到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现在⾏动和等待50年这两种政策之间确实“在经济上没有显著差别吗”吗？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我使⽤最新发布的模型重新计算了这个数字。当输⼊2012年的价格时，可以计算出等待50年政策所造成的损失为3.5万亿美元，想要⾃⼰查验计算结果的⼈们可以在⽹上到相关的表格。如果⽓候怀疑论者确实认为这是⼀个微不⾜道的数字，他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停⽌反对为减缓⽓候变化⽽花费⽐这更少的资⾦。
但更重要的是，有关⽓候变化的经济学和政策受到巨⼤不确定性的困扰。林森提到五个因素：经济增长，物理科学，⽓候变化的影响，政治，还有贴现率。
经济学家已经做出了重⼤努⼒，将这些不确定性纳⼊他们的模型中。然⽽，其他不确定性已被证明更难以处理。⾸先是⽓候变化对“世界⽂化和⾃然遗产”的⼀系列威胁（这是引⽤联合国教科⽂组织世界遗产公约中的话），其中包括主要的冰川，海洋和陆地⽣物多样性，考古遗址，还有历史城市和定居点。例如，在海平⾯上升这⼀⽅⾯，伦敦和威尼斯的城市以及⼏个低洼的沿海⽣态系统⾯临着重⼤威胁。⽣态学家和经济学家⼀直未能到将这些威胁纳⼊经济模型的可靠⽅法。
第⼆个甚⾄更危险的不确定性是由地球系统中的各种“临界点”引起的。地球科学家们识别出来的全球规模的临界点包括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型冰盖的崩塌，海洋环流的变化，由某⼀变暖过程所导致的更多变暖过程的正反馈过程，以及海洋的酸化。
林森的论点的主旨是，相⽐那些采取强有⼒的⾏动来减缓⽓候变化的政策，不采取任何⾏动反⽽更可
能让这些不确定性造成的问题得到解决，⽽且⽆论如何，他们认为，鉴于不确定性的⼤⼩，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并不重要。
那么这些不确定因素所造成的问题是否不需要采取⾏动就能解决？当然，如果我们知道答案，我们就不会这么不确定了。可是，跟所有⽆偏差的评估⽅法⼀样，经济模型试图反映科学知识及其不确定性的状态。⼆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对⽓候产⽣了什么样的影响，科学家对这个领域已经进⾏了长时间的研究、并且有能⼒做出判断。其中有趣的发现是，⾃1979年对这⼀问题进⾏第⼀次重⼤审视以来，对不确定性程度的评估⾄今⼏乎没有发⽣变化。
然⽽，林森结论的主要问题是它们忽视了⽓候变化不确定性的危险。为了说明这⼀点，想像我们正在“⽓候的”玩赌，假设当赌每次停⽌时，我们都会解决其中⼀个不确定因素。我们最好的猜测是，⼆氧化碳加倍会使温度升⾼3°C，但如果球落在⿊⾊区域则为2°C，⽽落⼊红⾊区域则是4°C。类似地，落⼊⿊⾊⼝袋的球将使⼀定程度的⽓候变暖造成的损害最⼩，⽽球如果落⼊红⾊⼝袋中则将引发⽐我们所预期的更⼤的⽓候变暖危害。在下⼀次旋转中，落⼊⿊⾊区域的球将产⽣低经济增长和低排放增长，⽽落⼊红⾊区域的球将产⽣⼆氧化碳排放的快速增长，等等。
但是，在“⽓候的”中，球也可能落在“零”或“双零”区域内。假设如果它落在“零”上，将会在物种、⽣态系统和像威尼斯这样的⽂化遗址等⽅⾯发⽣重⼤损失。如果它落在“双零”上，我们将会发现地球⽓候系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例如南极西部冰盖的快速解体。
林森实际上想说，这只球总是会落在⿊⾊⼝袋⾥。从我们⾃⾝的利益出发，我们当然希望所有的球都能落⼊⿊⾊⼝袋中。可是，在赌的五轮旋转中，这⼀事件发⽣的⼏率只有五⼗分之⼀。此外，当不同的不确定性相互作⽤时，由于地球的物理系统是⼀个⾮线性体系，造成的损失将更为惨重。例如，万⼀⽓候不确定性⽐我们想象的要⼤，并且其影响⽐我们所预测的更具破坏性，这⼀情况所引发的损失将远远⾼于上述对这⼀赌局中最乐观情形的猜测。
关键是林森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的分析是完全本末倒置的。明智的政策必须未⾬绸缪，以避免出现上述“⽓候赌局”赌中的最坏情况。这意味着经济模型⼤⼤低估了50年内⽆所作为的政策所造成的成本，因为它们不能包含所有不确定性——不仅包括⽓候敏感性等较为明显的不确定性因素，还包括像赌局中“零”和“双零”这样的不确定性，例如地球系统中已发现和尚未发现的各种“临界点”。
⽆论是《华尔街⽇报》专栏⽂章中这16位科学家的论点、他们的回应⽂章，还是其他那些持续地攻击⽓候科学和经济学的⼈，他们时⽽严肃，时⽽愚蠢。我们有时会听到有⼈说，由于科学家们并不是真的百分之百确定全球变暖会发⽣，所以我们不应该采取⾏动。但是，⼀个好的科学家永远不会百分之百地确信任何经验现象。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的以下关于科学不确定性的评论很好地阐述了这⼀点：
⼏年前，我和⼀位外⾏⼈谈过飞碟……我说：“我认为飞碟是不存在的。”然后对⽅就
说：“世界上就不可能有飞碟吗？你能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吗？”
“不”，我说，“我⽆法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我不可能证明。”他就说：“你这种说法是⾮
常不科学的。如果你不能证明它是不可能的，那么你怎么能说它不太可能呢？”但这
就是科学研究的⽅法。科学研究只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更有可能的、什么⼜是不那么
可能的，⽽不是⼀直证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个故事提醒⼈们科学研究是以什么样的⽅式进⾏的。未来⼏年内世界可能不会变暖，相关的影响也可能很⼩。⼈类有可能发明⼀种奇迹般的技术，能够以低成本的⽅式从⼤⽓中吸收⼆氧化碳。但鉴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证据，仅仅因为这些事情可能发⽣，就打赌它们⼀定会发⽣，这样的想法是愚蠢的。
最后，林森发起的这次“酒吧⽃殴”，充其量不过是⽤充满娱乐性的⽅式，将⼈们的视线从主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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