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南发：爱好字画是一种缘（下）
戚风蛋糕作者：李怀宇
刘彻是谁来源：《收藏/拍卖》 2013年第2期
杜南发，1952年生，祖籍福建晋江，新加坡资深报人、诗人、鉴赏家。曾先后担任《南洋商报》记者和副刊主编，《快报》助理总编辑，《联合早报》执行编辑和副总编辑，《新明日报》总编辑，新加坡报业控股属下杂志出版集团董事。现为华文报集团三大编辑部统筹总编辑，主管《新明日报》、《联合晚报》及联合新闻部。
上世纪80年代初主编文艺副刊，开展版面设计与计划编辑新风潮，并策划多次国际华文文艺营，负责多项报章转型改革。
早年从事诗歌创作，70年代参与校园歌曲创作实验，以诗入乐，为新马青年作者自创词曲风潮先河，所写《传灯》传诵新马各地，为南洋华社精神歌曲之一。近年研究中国书画文史。
《收藏·拍卖》 ：你在哪里访问了启功先生？
杜南发：在新加坡，那是1997 年初，是他最后一次来新加坡的时候。启功挺有意思，学问丰富。他
的鉴定，我觉得最精彩的还是在学问上的观点，古人对文字非常讲究，这是当时的规矩，也是规律，能根据古人的规矩看书画，比较合理，但如今已不容易了。
《收藏·拍卖》 ： 你认识的几位鉴定大家各有什么特点？
杜南发：启功的鉴定，最大的特点是学问，其他那些老鉴定家没有达到那种水平，可说是位学问型。杨仁恺的特点是看得多，他当年在全国书画鉴定组的老专家里是最勤的一位，也多次出国，老人家大概是国内外到过最多地方的一个，因此看画的数量应该最多，可说是见识型。谢稚柳本身就是画家，他对笔墨有研究，特别是跟在张大千身边的那些年，当然也看过很多古画，真真假假的花样也熟悉，他也去了敦煌，对唐画也碰过，是个实战派。徐邦达主要是跟随过吴湖帆和张珩两位大家，后来又在故宫工作，他们这几个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经历就对他们在书画鉴定上产生了作用。
《收藏·拍卖》 ： 2011 年6月22日至7月31日，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现代文人书画手札特展”，都是潘耀明收藏的名人手迹。潘先生说，这些东西在这个时代不太可能了，现在都用email，以前都是写信。
杜南发：那是事实。现在生活形态已因新科技的出现而改变，信札的作用早已被email 取代，所以今天即使有人写信，也已经是生活情趣大过于实际功能。因此近现代的手札，大概是流传千年的信札形式最后一批实用文物，尤其是文人和名人信札，更是一种具有浓厚人文价值的文物，反映了一种文化形式的变迁和总结。
《收藏·拍卖》 ： 你收藏那些物件是作为爱好？
杜南发：我不敢说收藏，纯粹是爱好，所以是比较随缘的态度。我相信缘分，如果有缘，喜欢的东西就会在你能力的范围内得到。所以我参加拍卖会都会设定一个明确价位，给自己的限额是在这个价位上最多再加一口就停止，当然经常会因此对心仪物品失之交臂，但我认为这就是无缘，或是缘分没到，自己尽了力，或许感到可惜，但不会遗憾。毕竟在这个时代，缘分往往已经不是机遇而是财力，但搞到耗财伤身就没意思了，那不是爱好，而是投机或投资，即使是后者，也得根据经济规律判断，不能冲动蛮干。
我总觉得，文物的味道就在文化，讲究的是人文之美的体会，没有这点认识，不如去买黄金股票。
《收藏·拍卖》 ： 你收集的主要是文人的书画？
杜南发：我喜欢有文化内涵的文物，特别是具有文史意义的记录。书画是一部分，后来比较兴趣于文人书法，包括信札，我觉得这里呈现的是一个文化的世界，读着这些书法和文字，除了欣赏书法水平，还可以感受文字性情，像一首诗一样。有段时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清宫文献，如奏折等，考证这些历史实物，可以补历史的一些空白，很有意思。
《收藏·拍卖》 ： 有没有收集一些有交往的文化人的书法？
杜南发：这些前辈师友相赠的书画或来往信札，有些是当年保留，有些却是没有意识地留下来了，多年后才偶然发现，如金庸、古龙、三毛、蔡志忠、余光中、郑愁予、林清玄等，都是带有我生命经历和感情的记录。《收藏·拍卖》 ： 金庸好像晚年也喜欢学佛。
杜南发：金庸的兴趣其实很广，他在1980 年前后一度想学梵文，因为当时他想了解佛学，也认真去读了一阵子，后来发现梵文也没有那么容易，大概就没有继续下去。但他想通过梵文来认识佛学的看法是对的，因为佛学传入中国后，已演变为汉式佛学，和印度原始佛学已有不同，当然再深究下去，梵文也仅是原始佛教的语言之一，还有所谓古代半摩揭陀语、巴利文等等。或许也因为如此，中国汉式佛学后来才会提出“一心念佛”和“直指本心”的观念，跳出文字障的纠缠。我去年去了广州光孝寺，为了到著名的“风幡之辩”现场，所谓幡动、风动、心动是千百年来的热门论题，但敦煌唐代手钞本《坛经》记录的是以上皆非，而是“法本无动不动”。所以一切只是当下情境，情转境变，原不必拘泥。
崔健演唱会 我的好朋友蔡志忠也告诉我说，释迦牟尼最重要的佛法就是“觉悟”，能让自己明白，就是悟，就行了。
《收藏·拍卖》 ： 这可能跟六祖的思想更接近：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杜南发： 是的，这可能也的确比较接近佛法的“觉悟”说。但大家也应该知道，神秀和六祖的两派禅
法，其实是殊途同归，只是方法不同，是对象和当机的问题，没有高低之别。严格说来神秀禅的苦修渐进法，比较务实，比较可以检验，六祖禅是要真正高慧根的人才能领悟，但容易被人利用，例如一个人弄虚作假，说他悟了，你也不容易验证。
当然要做到真正的悟，是很难的。连庄子也做不到，他太太去世，家人哀泣，他却笑着鼓盆而歌，表面上好像他已经十分豁达，完全看开，其实鼓盆而歌还是一种动情的宣泄。
我觉得真正的豁达就是顺其自然，因为来去生死，本来就是自然的事。但明白这点很容易，事到临头，往往是另一回事。
《收藏·拍卖》 ： 新加坡有一位广洽法师，他和丰子恺都是弘一法师的学生？
杜南发： 对，但两人师事弘一法师的时间不同，丰子恺是他早年的学生，广洽是在厦门的南普陀才和弘一结缘，弘一法师在办闽南佛学院，他是督学，随侍弘一处理生活琐事，前后有十多年。我父亲和广洽是方外之交，有一回广洽告诉我说他和丰子恺一样，都是从小沾不得荤，因此很投缘，两人分居浙闽两地，虽因为处理弘一的事而很早就通信，但直到弘一去世多年后才见面。广洽战前就到南洋，两人终身保持联系，丰子恺经常书画相赠，数量很多，广洽全都用心保存下来。我认为他保存弘一法师和丰子恺的书画，并不完全是为了收藏的价值，而是一种尊重师友情谊的观念。当年他在新加坡，经常把丰子恺的书画送给喜欢的人，甚至还代人写信向丰子恺索画，他认为这是一种结缘，就和
弘一法师当年以书法与人结缘一样。
《收藏·拍卖》 ： 你收的这幅丰子恺画作上，他女儿丰一吟写的字怎么跟她父亲很像？
杜南发： 这是丰一吟在新加坡薝蔔院见到此画后，感慨思亲，特别为我题写的，我后来把她的题书裱在画下，让他们父女书画同聚，她很高兴，说还没有人这么做。她的书画是临仿其父的，乍看很像，但一比较还是很容易分辨出来，两人的笔法神韵，都有不同味道，可说形似神异。
《收藏·拍卖》 ： 你收的溥儒的书法很特别，董桥很喜欢他的作品。
杜南发： 溥儒的字有两种，一种是比较潇洒的行书，另外一种是比较工整的成亲王楷书体，那是晚清王室贵族学习的标准书法。但我较不喜欢成亲王体，没性格，他写这种行草，秀逸疏劲，有其独特风格，看起来比较随意，有文人的味道，能显示他的性情，流露着他那种悠闲自适的贵族气质。
《收藏·拍卖》 ： 你认不认识溥儒的弟子江兆申？
杜南发： 他曾到新加坡办展览，主办单位原来想安排我和他见面，刚好我得出国，就没约见。我觉得他的山水画有自己的面目，笔墨设可得“秀润清俊”四字，亦颇有拙稚之趣，但他的画看几件会觉得很精彩，看多了就似乎会有点平，艺术要讲厚度，有些作品厚度好像不够。
《收藏·拍卖》 ： 你收了何绍基的对联，董桥说他小时候是练何绍基的。
造句什么像什么 杜南发： 何绍基对晚清民国书法影响很大，南洋许多老一辈除了学正宗的颜柳王体之外，都喜欢学他的行书，因为有另外一种味道。当然也有人不喜欢他，觉得太散了一点，不正宗。他在变化中有很强的个性，柔中有刚，显得潇洒，而有些人在求变中会显得有点造作，像郑板桥。思想汇报2011年9月
《收藏·拍卖》 ： 郑板桥有他自己的风格。
杜南发： 当然，而且风格强烈，但看起来会显得造作，所谓“乱石铺街”，正说明随处可见他用心铺陈的痕迹。
我觉得艺术创作还是要讲性情，能随性最好，太过执着容易造作。
或许只有弘一法师例外，因为他修的是律宗，讲究一丝不苟，他写字是一种修行，看他的书法，一般人说是没有火气，我感觉那只是表面，他书法真正精彩处其实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追求，是很认真的安静，犹如禅修，表现的是定力和投入，说是清静似水，却非止水，而是静水流深，生机无限。
《收藏·拍卖》 ： 你这里收有郑孝胥的书法。我访问过张充和，当年张充和曾对胡适说：“你的字有点像郑孝胥的。”胡适说：“对，我是学过郑孝胥的，你怎么知道？”张充和说： “我写字的，一看就知道。”胡适说：“当初那一辈人都学郑孝胥，很潇洒的。”
杜南发： 胡适说得很明白，郑孝胥的书法在民初名气很大，许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物都请他写题签，
也加强了他对年轻人的影响，在他的日记中就有胡适、徐志摩等新青年常到他家“来观作字”的记录，胡适也曾求他书写其父的墓碣文字，他的书法受郑的影响是很自然的。郑孝胥书法个性鲜明，尤其以他的捺笔最具特，在晚清实有一席之地，只是后人常以“人品”代“书品”对他作评价。
《收藏·拍卖》 ： 你这里也有周作人的书法，他和郑孝胥二人所谓的“气节”问题耐人寻味。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杜南发： 这两人的气节问题，是上世纪中期以后的主流评价，但经过时间的沉淀，或许可以有比较客观的看法，以郑孝胥而言，或许就应从“遗老心态”的角度去看，他以清朝为正统，到“满洲国”去帮他效忠的皇帝，为了维护小朝廷和日本人周旋，其思想观念或许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愚忠，但和汪精卫还是大有不同。我觉得评价历史人物，应有这点考虑，才会比较全面。
周作人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更多的是性格问题。周作人在一个伪政权当官，我觉得这个决定当然是错误的，但他并没有为非作歹，只是认识不清，性格懦弱，做了糊涂事。一般可能不太注意的一点，就是此事发生在他的人生消极时期，他早期的思想原是新潮的，后来的转变，可能和他的好友李大钊有关。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后，没有人敢给他收尸，收尸的是周作人，这点显示他有勇敢仗义的一面，但或许是吓怕了，或许是对人性感到灰心，此后他就从积极转为消极，性格也很被动。
还有一点，他当个小官的错误，却几乎变成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可能也是受盛名所累，或许也和鲁迅有关。这是一种爱之深变责之切的心态，他的下海，使鲁迅的信徒受不了，鲁迅的敌人更恨不得
拿他来报复。我觉得如果他不是鲁迅的弟弟的话，后果可能就没那么严重。至少当年蒋介石把他列入南京审讯的汉奸名单，就说过他是鲁迅之弟而断不能赦的话。如果以罪行论，他和其他汉奸实在相差甚远。
早期我也不太喜欢周作人，现在倒很喜欢他的文字，淡中有味。他的书法最大特是“稚拙”，这种有点随性的风格，似乎说明了无论积极消极，他在艺术上的思维和心态，依然是我行我素，坚决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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