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中国，服务中国”：张伯苓的南开大学办学之路
张伯苓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大学校长,从事教育事业长达50年之久。他在建立中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南开大学和小学,构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他推陈出新,锐意改革,在创办南开大学的过程中,经过缜密的思考、艰苦的探索,把南开大学发展基石牢固地建立在中国社会深厚的土壤中,“知中国,服务中国”成为南开大学鲜明的办学特。本文探讨了这一办学特的形成、内涵及其现实意义,对当下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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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呼声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强音。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我国政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教育理论界与实践界积极鼓动、言说、探索与实践。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做强、做大,其中一项重要指标便是高等教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陈平原先生曾指出:“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少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和尊重。”[1]2什么是高等教育强国?蔡克勇教授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如是说:“一个国
家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提供的科技成果和社会服务,能够基本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在经济、社会及科学技术发展中所出现的重大理论和重大实践问题,我认为,这样的国家称得上高等教育强国”[2]。
时代的重任与企盼,需要我们再次反观历史,从中汲取营养与智慧。陈平原在《中国大学十讲》中认为,“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南开之路’非同寻常。如果说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3]237陈平原先生对南开之路的高度评价,使我们对上个世纪南开之父张伯苓所开创的南开之路有了强烈的探求兴趣,南开之路的精髓到底是什么?何以形成?它的现实魅力又在哪里?当我们带着这一系列疑问走进南开史实绩中,“知中国,服务中国”7个大字的丰富意蕴令我们玩味无穷。1928年南开大学募款委员会南开大学发展计划书中所言:“南开之演化,实吾国革新运动历史之缩影。南开发展之程序,在均反映吾国革新运动之变迁。”[4]26
一、 深沉的动力、十年的求索:教育服务社会思想的形成
从1919年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到1928年形成南开大学务实实用、服务社会的办学思路,经
历了十余年的时间。这十余年的时间承载了太多的内涵,可以说,它是中国高等教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创始以来时人对高等教育艰苦探索的结晶,它凝聚了一代教育家的教育智慧,标示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转向。
张伯苓(1876-1951),字寿春,是我国20世纪著名的教育家。他先后创立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以及重庆南开中学,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张伯苓终身从事于教育事业,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懈求索,这一切首先源于他那深刻而又敏锐的时代领悟力,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
张伯苓早年曾在海军实习舰通济号作见习官,亲眼目睹中国政府刚从日本手中收回威海卫主权,又被迫于第二天立即转租于英国。望着国帜三易,张伯苓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中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遂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由张伯苓弃戎从教的经历可以看出,如同鲁迅等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他从一开始就抱定要改造中国社会,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信念,这个信念贯穿于他整个的教育事业之中,也决定了他的教育思想必然有着鲜明的中国特。
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张伯苓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病有着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中华民族之
大病,约有五端,为“愚、弱、贫、散、私”,而“私”为中华民族之最大病根,“国人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见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知有个人,不知团体。其流弊所及,遂至民族思想缺乏,国家观念薄弱,良可慨也。”[5]243-244面对中国社会这五种积习已久的弊病,张伯苓把改造社会风气、救亡强国的期望寄托于对青年的教育。他认为,具体的团结的实作,以走教育这一条路为最容易而有效。青年们大概都没有染上社会的恶习,我们现在使青年们彻底了解此中的意义,等到这一般新分子走入社会时,前一代受毒——私——最深的旧分子已经死亡,这种新陈代谢,就可以拔去中华民族的病根。张伯苓把青年学子当作中国社会的真正砥柱,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从而改造社会,振兴国家。她组词语
张伯苓明确并坚定了要通过发展新式教育,培养青年以达到救国、强国的目的思想后,关于要将南开大学创建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他的目标是高远而令人鼓舞的。即希望南开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耶鲁,呈“东西之盛”[5]256。远大的办学目标给他创办南开大学注入了动力。在落后的中国高等教育与先进的西方高等教育鲜明的对比面前,自然,要创办高等教育就需要向西方学习,以西方高等教育为参照是首要的选择。这不仅是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的路径,而且这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于是,为创建南开大学,张伯苓开始了向西方学习之旅。正如梁吉生先生在《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40岁的张伯苓以南开学校校长之尊,不远万里到美国,走进美国的课堂,老老实实当起学生,研究办大学的理论,学习高等教育的经验”[6]98。他聘请一大批留美的青年学生执教,也请来欧美学者讲学,引进欧美的学制管理、专业设置、课程科目、实验设备和图书资料等,引进校内管理体制,等等。借鉴美国大学的经验,使教学与管理工作一开始就置于较高的水准。然而,理想归理想,一旦付诸实践,便显现出巨大的落差。凸显出的问题不仅是当时发展中的南开大学所面临的,同样,也是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的大地上,如何建构西方化的高等教育?南开大学起初的办学实践再次证明走西方化办学道路是行不通的。这几乎是伴随着南开大学的创办就已显现出的问题。早在南开大学创办初期,同学们就把它比作在喉之“鲠”。对“大学教育是否应当影照其本国之文化与需要,而定教育方针、课程设备”,公开加以讨论,要求“本校当局能多多根据本国的国情,订出一个比较为中国化的大学学制”[6]109。1924年,南开学子宁恩承在南开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一文,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的大学教育无法承担起救国振兴历史的重任,在惯常的两个圈子中:一个是由中学到大学,大学毕业去教中学,再教中学生考大学;一个是大
网游女号名字学毕业留学,留学回国,当大学教员,教学生出国留学;如此循环。《轮回教育》所揭示的问题,击中的是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即中国的大学教育是机械地照搬照抄外国,还是应当适应国情,走中国化的道路。这一观点在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响应。这也给张伯苓深深的触动,促使他进一步考虑学校的教育改革问题。
1925年学校的教务会议通过决议,除英文外,所有功课一律改用国语讲授。1927年决定不再使用美国课本。1928年春,学校在总结学习外国教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明确提出“土货化”为本校今后发展的根本方针。“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顾宪成的名言土货化’。‘土货化’必须从学术独立入手。是故‘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精神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抱定之志愿,不外hellsing地狱之歌‘骆驼祥子好词好句摘抄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正如梁吉生先生在《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书中所评述的,这是其向社会宣布的发展目标,“这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求的教育观,回答了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社会应用性问题,是运用西方教育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创新,是中国化的大学教育理论结晶,代表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前进方向”[6]121。当然,这也是南开大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诸葛亮草船借箭歇后语
1929年,张伯苓再次到欧美各国去考察教育,而这一次的考察,应该说他的思想有了清晰而又深刻的变化。
透过西方先进的高等教育看西方社会,深化了对西方高等教育的认识与理解。张伯苓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了教育和社会的关系上。欧美国家经济的发达以及大学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给张伯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根据他的观察,好的国家是“富”而“强”,不好的国家是“贫”而“弱”,中国便是贫而弱的国家,人民的一切苦楚都基于贫弱。因此,富强是中国应当解决的最大问题。“张伯苓从发展生产力出发提出的富国强民主张,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比‘教育救国’主张前进了一步。”[6]114他说,过去我研究西方教育,多注意学校的组织及其外形。现在不应如此了,“现在的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会。教育是解决问题的:各国的情况如何?一切政治经济的状况如何?教育怎样解决他们的这些问题?所以,教育与社会很有关系”[5]173。
张伯苓一旦将思维的触角延及广泛的社会,中国教育的问题与出路在他的思想深处便变得无比清晰起来。张伯苓在经9个月的考察回到国内的演说中,他自己这样评述该次的考察:“前两次出国不善观察,此次较前圆满。田地的耕作,工厂的生活,我都有相当的观察。总合起来便是知识,不重呆板,不存固定之成见,这才是真的Knowledge(知识),所以年岁越大,经验越丰,而Knowledge(知识)也就越充实。”
[4]30以此观察中国的教育,中国教育的根本弊端是不适应中国国情。他说,教育不振固然为中国之病症,教育不能联系中国国情,尤为中国之大病。因此“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
[6]118中国教育的根在中国,解决中国教育的问题必须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
二、丰富的内涵、多样的方法:教育服务社会思想体系
“土货化”,“知中国,服务中国”,这一南开大学发展的根本任务的提出,是张伯苓领导的南开大学经过艰辛探索和实践得出的正确结论,是南开大学独具特的办学思想体系,其内涵十分丰富。
首先,爱国主义教育,强烈的民族性是其思想体系的浓重底。
张伯苓的内心深处自始至终都流淌着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愫。这是他办教育的出发点和根本立足点。“知中国,服务中国”思想的提出即是他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高度体现和鲜明的表达。张伯苓把“爱国”看作学校教育工作的第一要义。他说:“广义言之,学校则教之为人。何以为人?则第一当之爱国。”他亲自制定“公能”校训,把“爱国为公”作为“公”的重要内容。
张伯苓向学生进行爱国教育,他总是率先垂范,在他的教育实践中,建立了具体的、系统的、经常的、多样性的爱国主义教育机制,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梁吉生先生在《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书中比较全面地总结概括了张伯苓爱国主义教育形式与内容。一是爱国主义演讲。张伯苓讲得最多的是这几方面的内容:学校发展的历史;中国近代屈辱挨打的历史;国家的贫穷落后现状;二是利用纪念节日开展活动。如每年的五期国耻日,学校举行的“国耻”纪念会或游行活动。三是组织参观、调查。另外,还有编演爱国内容的话剧,开展时事辩论,出版校刊,以爱国题材为作文命题等。通过上述经常、有效、具体的爱国活动,增强了学生的爱国心,点燃了学生心中的民族希望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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