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文学史研究之进程
2008年4月        学 术 交 流          Apr.,2008总第169期 第4期      A cade m ic Exchange          Ser i a lNo .169 No .4
[收稿日期]2007-11-30
[作者简介]刘涛(1974-)，男，山东临沂人，讲师，文学博士，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试论中国文学史研究之进程
刘 涛
(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521041)
[摘 要]自20世纪初第一部国人自撰的 中国文学史 产生以来，文学史研究逐渐成为一门
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即文学史学。回顾一百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之进程，可以将其划分为初
创、发展、转变和开拓四个时期。初创期的研究是在旧传统与新观念的交织中展开的，虽有诸多缺
陷，但个性特点亦鲜明突出；发展期的研究在文学观念、文学史史料、编纂体例及目的上都取得了
明显进步；转变期的研究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然而，由于对这一指导思想的曲解,
研究中往往受到政治、经济、阶级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开拓期的研究明显体现出一种新气象：思维
活跃，视角新颖，方法多元，观点鲜明。综观各时期的研究可以发现，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基本
呈现出良莠并存的状况。
[关键词]中国文学；文学史学；文学史料学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8)04-0163-04
自从第一部国人自撰的中国文学史正式诞生至今，大约已有一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的时间正包容于经济飞速发展、人们观念不断更新、价值评判体系逐步定型、学术研究方法日新月异的二十世纪之中。其间，文学史研究的道路一直比较曲折，它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学者们的认识不断得以深化，因此对于文学的含义及范畴、西方的观念理论也有不同的看法。就文学含义来说，无论多么高明的学者都无法作出一种简练而准确的解释。即使是今天，也很难给文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早期文学史家黄人在 文学之定义 一文中提出!美为构成文学的最要素∀,!美则属于感情，故文学之实体可谓之感情云∀[1]8。显而易见，此说仅仅触及到某种文学内容或形式的某个方面的问题，故不能算作上佳的诠释。朱自清充分认识到了这些，所以他的观点自然更为合理。朱氏曾在 什么是文学 说:!什么是文学?大家愿意知道，大家愿意回答，答案很多，却都不能成为定论。
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定论，因为文学的定义得根据文学作品，而作品是随时代演变、随时代堆积的。因演变而质有不同，因堆积而量有不同，这种种不同都影响到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上。∀[2]即使同一时代的人对于文学定义的阐释也不一定相同，更不必说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学、历史观念的变革，学者思路、治学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相应地，学术研究也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而言，百年间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过程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转变期和开拓期四个阶段。今依时序分别予以论之。  一、初创期(崭露头角，有筚路蓝缕之功)
初创期始自19世纪末，终于20世纪20年代。清代乾嘉学者所推崇的考据、义理与辞章之学仍然较为盛行，这在此时出现的文学史著作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当然这些著作也非完全拘泥于清世学风，仅重考据与实证，而是蕴含有诸多个性特点与独创精神。1904年，京师大学堂的林传甲鉴于文学尚未作为一门课程被带到课堂，于是按照 奏定大学堂章程 的规定，依仿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即笹川种郎的 支那历朝文学史 ，此书出版于1898年,1903年上海中西书局译成中文并印行)，大约用了四个月的时间编出 中国文学史 讲义,1907年正式出版。其书体例不纯，内容博杂，举凡文字学、训诂学、书法、经学、史传、诸子、诗文、文章学知识皆囊括于内，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样式不入此列。#163#
这种撰述体式与窦警凡的 历朝文学史(该书写成于1897年,1906年出版)有相似之处。就此来看，林氏的文学观明显承袭了传统学术之旨，与今之文学理念相去甚远。这毕竟是国内学者所著的第一部文学
史，因此虽有诸多缺失，却也不可否认其筚路蓝缕之功。在林氏之前，外国学者已撰有多种中国文学史。名声较著者有俄国瓦西里耶夫的 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日本古城贞吉的 支那文学史(1897)、英国翟理斯的 中国文学史(1901)、德国顾路柏的 中国文学史(1902)等。林著出现的时代，正是外国文艺思潮逐步渗透到中国之时，因此在文学批评观念、价值定位上难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上述诸书的影响。可以说，初创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是在新兴文学观念与旧学术传统相互渗透中展开的。
大约在1904∃1909年期间，时任东吴大学教习的黄人撰出 中国文学史讲义，作为教材由国学扶轮社陆续刊行。该书容量颇大，线装本有29册，约170余万字。所收内容范围极为庞杂，不但有所谓纯文学的诗、赋、词等文体，而且还有曾经一度被斥为非文学作品的诏、策、制等文类。另外，林著 中国文学史不曾涉及的戏曲、小说、传奇等门类也位列其中。虽然此书论述较少，引录原文较多,!可也不乏真正的文学价值∀。!这部文学史著，在当年我国自撰文学史的创始时期，无论从作者的论述方面，或从他所收的史料角度而论，都不失为一部巨著。∀[3]。对比林、黄二书不难看出，时人的文学观念、文学范畴有着明显的区别。黄著在编撰目的、研究方法上颇见时代气息，既有整理国故之意，又见张扬西方文学思潮之举。与林著继承多创新少相比，此书大量吸收西方文学理论，通过中西文学比较的方法来诠释文学现象及作品。如薄士纳的 比较文学、朋科斯德的 文学形体论、大田善南的 文学概论等著作中的理论观念都是黄氏研治文学时所运用过的。在研究思路方面，黄人的文学史观中含有认同文学进化论的因素，重视戏曲、小说等杂文学门类无疑是其体现。总体而言，林、黄两部 中国文学史
尽管体例芜杂、内容繁博，但在国人自著文学史的历程中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其功绩不可泯灭，其意义不可抹杀。后世学者对此皆有公允之论，蔡镇楚之说可为代表:!从内容到体例还有许多缺陷，然而它毕竟是一面旗帜，一个新的飞跃，标志着中国学者已经涉足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领域而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主体，从而揭开了中国人治文学史的新的历史一页，其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4]自林传甲、黄人之后，中国文学史的撰作和研究掀起了高潮。黄氏借鉴西方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的方法及其大文学观念颇受时人注目。1915年，曾毅的 中国文学史出版，是书以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依托，因此在体例设置和观点阐述方面尚有一些可取之处，但文学的界域仍然非常宽泛。至谢无量的 中国大文学史问世(1918年)，这种!大文学史观∀的倾向更加突出。像顾实、葛遵礼、王梦曾、张之纯、汪剑如、欧阳溥存等人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均持这种文学观念。胡云翼在其 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中指出早期诸种中国文学史的缺陷说:!在最初期的几个文学史家，他们不幸都缺乏明确的文学观念，都误认文学的范畴可以概括一切学术，故他们竟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致在文学史里面%%并且，他们都缺乏现代文学批评的态度，只知摭拾古人的陈言以为定论，不仅无自获的见解，而且因袭人云亦云的谬误殊多。∀[1]107此说虽未尽当，但确实也提出了一些文学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直到20世纪20年代，谭正璧的 中国文学史大纲、胡怀琛的 中国文学史略、凌独见的 新著国语文学史等出现，才致力于标举纯文学的概念，将文学作品与学术性文字区分开来。这一现象的出现，预示着初创期的文学史研究过程基本结束。
不可否认，此时期的文学史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当然这不仅体现在文学范畴的界定上，而且还体现于文学进化观念的提出(1928年胡适的 白话文学史出版，即主文学随历史发展而不断进化，白话文学的出现是顺理成章的)以及文学按时序或特点分期主张的提出(黄人的 中国文学史曾涉及此问题)方面。另外，王国维的 宋元戏曲史(1915)、刘师培的 中国中古文学史(1920)、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1923)、 汉文学史纲要(1926)等著述的出现，对于后来文学史的撰写及研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发展期(不断进步，逐渐趋于完善)
此时期的时间断限上起二三十年代之际，下至新中国成立。随着文学观念的进一步明朗化和文学进化论的深入人心，学者们的思维变得异常活跃，视野也比先前开阔了很多。文学史观、史料、编纂体例及目的等方面的缺憾都得以弥补。前人对文学史的编写及研究中表露出来的缺陷，无疑会提醒后来研治文学史者。就史料而言，最初的几部文学史几乎都存在着史料不足的问题。缺乏材料，自然难以准确阐释文学的产生、发展及其演进规律。1932年郑振铎的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出版，可以说作出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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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与以往的文学史相比，郑著不仅详论纯文学门类，就是其他著述所漠视的变文、弹词、宝卷、鼓子词、戏文等俗文学样式，也进行了充分的阐述。这些内容在郑振铎的另一部著作 中国俗文学史中有更为详尽的论述。可以说，他对于文学的认知是最客观，也最全面的，唯其如此，才!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礼史∀[5]。丰赡的材料带来新颖的视角，因此在对问题的分析上更显深刻，立论亦更见力度。就此来说，郑作要超过此前的所有文学史著作。或许这就是此书至今饮誉文坛的主要原因。在文学史研究方法上，郑振铎也有阐发。他曾在 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中概括出!归纳的考察∀与!进化的观念∀[6]两种途径。其一是强调由广博的材料得出结论，其二则是认同文学的发展进化说。两种新途径的提出为后来的文学史研究铺平了道路，在文学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极其重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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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著作还有胡云翼的 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刘大杰的 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林庚的 中国文学史(1947)等，也属佼佼之作。史料的选用比前一时期明显富足，而且立论也较以往新颖深刻，可以看出，上述文学史家都颇具史识。就刘著文学史而言，在材料与作品的范围大致确定的前提下，如何驾驭材料，如何整合材料，如何将文学的发展演进过程写出!史∀的模样，将会决定这部文学史的撰写能否取得成功。刘大杰确定以文体、文学流派的演进为基本线索，抓住每种文体、文学流派兴衰更替的原因加以解析。在具体论述时则又照顾到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外部因素对作家与作品的影响，当然文体内部的演变规律也是不可忽视的。刘氏凭借高屋建瓴的史识，从容自如地叙写出对文学发展的见解与看法。
这一阶段的文学史研究并非没有缺陷。像有些著述在史料的掌握上仍然不够充实，相互之间缺乏有机配合，致使前后论述显得不太衔接。另外，过于片面强调纯文学、白话文学、平民文学、写实文学，轻视、反对或贬低杂文学、文言文学、贵族文学、唯美文学等倾向也比较突出。这一切都说明文学史的研究还远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
三、转变期(撰写及研究观念转变，新的指导思想确立)
该时期大约从建国后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期。如果说第二阶段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遵从的是文学进化论的观念，那么这一阶段则转变为遵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时期文学史研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治文学史，自然离不开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那由此必然也会涉及到从经济角度和政治斗争方面来评判文学问题。这样一来，文学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就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导致将本来复杂的文学现象单一化，而!政治标准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等言论甚嚣尘上，直至干扰了文学史研究的正常进程。政治斗争干预文学，迫使学者以单一的思维方式看待文学问题，文学史家的学术个性受到严重压制。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前苏联的庸俗社会学模式(指弗里契、彼列威尔泽夫等片面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制约性原理，形成了文学史研究模式的简单化、公式化的体系)制约着当时的治学思路，总体来看，学术气氛比较沉寂。
告别2022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撰写由先前的个人独立承担转变为分工协作进行，完全是在有计划的指导下展开的。两套文学史的出现可以说明问题。一套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 中国文学史(1962)、另一套则为游国恩等人主编的 中国文学史(1963)。在有组织、有计划的统筹之下，集中精干力量进行文学史的撰作和研究，无论是在史料整理、叙述结构，还是在语言表达、观点阐述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两部文学史的问世,!标志着文学史的研究编写已走向科学、系统与体例的稳定，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后来出版的许多文学史几乎都没有超出这两部文学史的基本模式。∀[7]当然，两书在不同程度上也体现出或多或少的时代特。如游国恩等主编的 中国文学史在阐述某一时代文学时，往往涉及到文学与政治经济、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之间的联系，从阶级对立的角度考察文学现象等等。本时期的理论问题研究多以论辩的形式展开，但争论却又侧重批评于批判。如195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师生围绕刘大杰的 中国文学发展史所展开的批判，焦点就是认为刘大杰在其文学史中表现出严重的资产阶级倾向。批判的具体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忽视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区别，二是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三是反对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反对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批评标准。在对文学史发展进程的理解上，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而无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今天看来，以这种方式来研究文学史实不足取。此外，虽标举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但对浪漫主义的表述也仅仅流于表层，现实主义仍居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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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虾的做法四、开拓期(思想解放，研究方法走向多元化)
此阶段大致从8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结束后，原来单一、僵化、两极对峙的局面被打破，学者们的思想得以解放，并逐渐活跃起来，学术又获得自由，治学氛围也趋于浓厚。文学史料得以重建并全面拓展，以至于形成一种专门学科(文学史料学)。研究视角不断更新，方法独特而新颖，观点精湛而深刻。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文化学、逻辑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的研治方法也被引入文学史研究中，可以说，学者们的视野变得非常开阔，研究方法走向多元并存的境地。
1988年，王钟陵教授的 中国中古诗歌史出版，很快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此书在编写体例、框架结构及方法运用上均绝异流俗。著者从民族思维发展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的进程，可谓独出机杼。书中对文学史研究的两个原则(一为史的研究就是理论的创造之原则，二为整体性原则)及历史真实的两重存在性原理的阐发，皆言人之所未言，足见作者丰厚的学术积淀和敏锐的洞察力。在旧的研究方法暴露出局限之时，这种新思路、新见解、新方法的出现，无疑能够及时弥补文学史研究中的空白。90年代初期，作者又推出 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1991)、 文学史新方法论(1993)两部力作，一如既往地贯彻他对于文学史撰写与研究的理论主张。前者开拓出民族的历史的文化∃∃∃心理研究的途径，体
现出宏阔的文化视野和高超的理论素养。论者提出此书!所开掘的论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首次提出或首次得到集中论述的论题，另一种是虽久为人们熟悉但得到了独辟蹊径的阐述的论题，而前一种占了全书的主要部分。因此，独创性和新颖性就成了 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的又一显著特。∀[8]正是由于该著所论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具有独创性和新颖性，所以它虽然经历了十余年的考验而依然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后者则是著者研究文学史数十年来丰富经验的集大成之作。诚如作者在 引言中所说:!文学史复杂的巨系统运动，是一个全新的高难度的论题。这一论题，要求对于文学史运动从一种大的生态系统上，从复杂的多因素的综合中，从对文学史原初的生长与浑沦的变动中，理解其内在机制与外在形式，把握其中介及动力结构。∀[9]有鉴于此，著者撰写时就需要有哲学、逻辑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储备和精湛的论述技巧。当然，诸如此类学术涵养在此书中都得以明确的展现。作者在致力于文学史新方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提出并详细阐发了诸多命题。可以说，每一个命题都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呈现出极高的理论水准。如原生态把握方式的提出、新逻辑学思路的诠释等等，都给当时学者带来巨大的震撼力。
综观上述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进程可以发现，四个阶段各有特点，良莠并存，瑕瑜互见。总体看来，正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向,80年代以后，研究力度似乎有所增大。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仍在继续，相信有志于此的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能够取得更多丰硕的成果。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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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金学智.文化∃∃∃心理研究的丰硕成果[J].文艺研究,1992,(6).
[9] 王钟陵.文学史新方法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3.&责任编辑：曹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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