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和晚清中国外交的近代化
晚清的中国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列强的步步紧逼，迫使中国打开了大门，也迫使中国外交不能再沿着传统外交之路走下去，近代化是当时晚清外交的必然趋势。李鸿章，作为晚清最具代表性的封建官僚，同时也被称为中国现代外交第一人，在当时的中国外交界活跃了30余年，代表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其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近代化外交思想必然对晚清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起了比较关键的作用。因此，在这里讨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有助于我们对晚清中国外交近代化的理解。
关键词：传统外交体制 理想主义与现实差距 李鸿章 现实主义 大变局越南第一排糖 中国外交近代化 晚清国力衰弱 晚清外交困境 李鸿章的局限
一、传统外交的穷途末路：
晚清处于中国封建社会走到了穷途末路的时期，传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体系已经随着列强实力的深入而名存实亡，摇摇欲坠。中国传统外交一般只局限于与周边国家的高高在上的藩属外交，随着野心勃勃的列强的到来，晚清政府不得不与列强打交道。然而在最开始，统治者依旧作着天朝上过的迷梦，守着中国的传统外交观念——中央帝国的天下观念。
中华帝国传统外交体系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没有国家观念，也就不可能有明确的国家利益观，国家安全观，其外交关系也必然含混不清。[1]
传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从属于整个中国的天下观念的。和平但却不平等，自足的但却封闭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在礼治、仁政的光环下实际上是将文化理想主义的普遍原则，用以代替政治现实主义的普遍原则，其长期后果是，由于现实的世事变迁，最终会导致现实原则的突出，理想主义的原则将因失去适用的环境而过时。[2]
车牌号的含义就在这含混不清尚未开化的理想主义理念的指引下，不知不觉，所谓的中华帝国已经成为了俎上的肥肉，礼治仁政已被历史的车轮碾为尘土。
面对外部形势的巨大变迁，这种传统的天下观念，礼治仁政的治理原则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外交理念和体制显然已经无法应对面临的巨大挑战，无论是出于自发还是被迫，这时候的晚清外交都面临着一个近代化问题。
作为封建统治的出谋划策者和决策执行者的官僚仕子们虽然不是最高决策者，但是，作为中坚力量，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小视的，或进步或倒退，或促进或阻碍，
他们明智、现代、正确的思想观念或许会通过他们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引领中国走向外交近代化的正确道路，起到应有的维护国家利益与地位的作用；他们迂腐、局限、蒙昧、曲解的思想观念同样会让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的道路走的更曲折而起不到维护国家利益的作用而使中国陷入更危险的局面当中。因此，了解晚清官僚仕子的外交思想的变迁对分析晚清中国外交近代化的道路是有密切联系的。
晚清中国面临文化理想主义传统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在对外的态度上，表现为官僚仕子们的普遍心理失衡。一般而言，有三种典型表现，其一是掩耳盗铃，或曰无为抵抗，如第二次战争时期两广总督叶名琛者；其二是积极抗战，如徐则林者；其三是冷静务实，如李鸿章者。[3]
二、李鸿章的时代性：
李鸿章可谓中国现代外交第一人，从1870年到他1901年病逝，李鸿章一直把持着晚清外交的近乎垄断的权力。他在外交政坛活跃的30多年，是清政府走向穷途末路的30多年，也是主权快速沦丧的三十多年。李鸿章是时代的产物，他的一生的作为反映了晚清的中国是处于如何的困境中，矛盾中，沦丧中。然而他作为晚清末年对外交往的主要人物，他的思想
是如何影响中国外交进程，如何体现时代印记的呢？
三、李鸿章的变局思想以及在国内的立主洋务：
李鸿章的时代性是他的变局思想产生的背景，而他的变局思想，是他的外交思想不同于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所在，是他的具有现实主义彩的外交观念的出发点。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日本一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撤，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4] 他把日本作为例子，说明了他已经意识到了来自周边国家的压力。李鸿章对变局的认识即已包含了他对天下观念的突破，他认识到中国并非为地理上的中央帝国。变局促发了他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并进一步使他明确了国家生存的概念。以国家安全和民族发展思维代替天下观念，应该说是历史巨变。
在认识到这种大变局的现实以后，李鸿章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支持或亲自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与军事而言，海军的建设是最与现代国防意义的举措，实出于对日本威胁的担忧。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出于对当时现实的清醒认识。
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5]
四、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的现实考虑和举措：
除了大力主持洋务以外，作为重头戏的外交方面，李鸿章也表现出了其现实主义思想。他把外交政策规范在国家关系的范围的范畴，因而国家利益是他对外政策最基本的出发点。
1、关于战争：
梁启超就甲午战争李鸿章的问题评论道：“是役也，李鸿章失机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为什么？因为19世纪下半夜以来，各国的战争，其胜负都决于未战之时。实力是体现在多方面的，除了军事，政治，学术和商务都是实力的体现。日本经过三十年的刻意经营，上下一心，“孤注一掷以向于我，岂无所自信而敢乃尔耶？”[6] 李鸿章不轻言全面战争的考虑是为了避免因盲目，毫无取胜把握的对抗而导致中国进一步丧权辱国——乃至全面沦丧局面的发生。具体说来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
应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7]
2022五一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虽然这种说法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但是客观地说，这样的考虑也不是没有现实依据的。
对于此类战争主和的原因，李鸿章的理由在于：其一是中外实力对比悬殊，如果“轻言浪战”底漆，只能“暂胜而必终败”，盲目抗战，只能导致丹麦旅游签证“和局翻一回，更坏一回，求如前约之粗疏而不可得”。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只忧。其二是变法自强需要时间，需要和平环境。其三是，李鸿章强烈相信列强的对华目的不是欲占中国之土地，而是利益。其四是李鸿章认识到，国际法已经成为现代国家间的重要规则，应该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8]
以上这四点考虑，在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中，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和清醒地反映了现实状况，而且比和他同时代的历史人物或者他的先辈，都是明显的进步。（至于李鸿章的外交思想的局限性，我们会稍后谈到。）
2、关于条约和国际法：
对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的考虑在于，既然不能进行持久的战争，但是可以
接收离线消息追求持久的和平。李鸿章认识到，国际法已经成为现代国家间的重要规则，应该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例如，1875年在解决马嘉里案件中引用了惠顿的《万国公法》。1884年，李鸿章又按照国际法保护了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船队。
他说：“西国公法，以两国订立条约为重”。李鸿章坚持以条约为依据，据理力争，虽然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是对于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没有实现的可能的情况下防止西方列强扩大条约以外的利益而言，并且李鸿章却是坚持做到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李鸿章具有根据现实做出损失最小的判断的思想和国际法思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而言，无论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正主动地向近代转变。
中国的近代化必然是要受到国际法的积极影响。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带来了一些进步的国际关系准则如主权平等等原则，刺激了近代中国官僚和知识分子的进一步觉醒，因此对中国的近代化具有进步意义。
小结：
李鸿章的现实主义是满清帝国全面收缩的必然。他在这个必然的过程中，改变了传统外交
的天下观念，改变了以德化天下的对外政策取向，力图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至少是延缓危机的发生。李鸿章的全部外交在于通过对中华帝国东亚霸权的让与，换取中华文化和国体的自存，即所谓的“隐忍图谋”。[9] 李鸿章的变局观念，从国家的概念考虑的角度，对现实双方实力的估计（cost-benefit analysis），对现代外交的工具——国际法的作用的认识，这四点共同构成了李鸿章外交的现实主义考虑，而这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外交理念的四点考虑，又恰是外交近代化的标志。
五、李鸿章现实主义外交的困境，也即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困境：
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他实现了政治价值的转变（即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证明它本质上是一位现实主义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传统的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李鸿章在运用外交政策的时候，不得不被束手束脚。如，皇权与民权的不相容。让民众参与属于上层政治的“攘夷”，无异于权力的让与，这正
是统治集团最为敏感的。政治活动的隐秘性，政治参与的有限性和政治机构的封闭性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内在的封闭性的特质，从而构成了中国主权近代化转化——皇权到国权的内在障碍。[10]
李鸿章根据现实做出的追求和平的判断，是由几大争议的。既然是追求和平，必须是“避战求和”，必然是“丧权辱国”。这对李鸿章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推行造成了障碍。
中国的外交近代化在晚清时代处于国内政治顽固闭塞，政权岌岌可危，国内社会动荡不安，大清国国力衰微，难以维持正面军事对抗和与西方国家同等地位与之外交谈判，和国外情势危急，列强野心勃勃，步步紧逼的夹缝当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巨大压力，从中权衡协调，必定要面临艰难的痛苦抉择，决定了中国在这个时期的外交近代化道路上走的是艰难并且有限的，并不能奇迹般的挽回清末外交局势一泻千里，主权快速沦丧的已经由现实注定了的结局。
李鸿章只是一个具有一定现实主义思想的封建外交家，毕竟是一个封建官僚，他不是一个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他的现实主义的相对进步观念不能丝毫改变它封建士大夫的本质所决定的固有局限。虽然他的考虑是国家利益，但是作为晚清最有权势的臣子，作为满清
统治者的奴才，是不能弃他的主子于不顾，只考虑国家利益的，因为拥有决定权的最高决策者的不是他。要承认中国的现实地位（民族国家中的一员），就必须放弃天下观念，要整合全民族的力量，就必须放弃皇权。这是作为臣子的李鸿章完全不可能做出的决断。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