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及对外贸易的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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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记帐
魏晋南北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及对外贸易的发展
张嫦艳颜
浩
魏晋南北朝时期，旧大陆的纷乱局势造成中西交通变化多端，时空对应错综复杂。在海上丝绸之路和对外贸易的研究上，学者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汉、唐两大盛世，而对上承两汉之兴，下启隋唐之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够重视，这一时期丝绸之路和对外贸易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试述这一时期的变化和发展。
一、魏晋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对外贸易通道———陆上丝绸之路阻于北国，因而只有致力于海上拓展。这一时期，江南经济得到深度开发。同时，六朝政府实行积极发展海外关系的政策，因而海上丝绸之路得以迅速发展。１．派遣使者出访海外国家。公元２２６年，孙权派出以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为首的外交使团出访东南亚各国，历时十余年，“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由此了解了南海各国政治、经济、特别是贸易及物产情况。
回国后，朱应、康泰分别撰写了《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
史称：自朱应、康泰出使后，“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
贡”。
２．组织大规模的官方贸易。
公元２３２年，孙权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复远遣船，越渡大
海，多持货物”［１］
；公元２３３年，吴遣使节至朝鲜，高句丽王“贡貂
皮千枚，曷鸟鸡皮十具”［２］
；公元２３５年，孙权派谢宏出使高句丽“赐衣物珍宝”，“宫于是谢罪，上马数百匹。宏乃遣咨、固……宏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３］
。
３．积极招徕外国商人。
史书记载：“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４］
表明东吴政权对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视。
４．维护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
南朝初期，印支半岛的林邑国虽然“频遣贡献”，但同时又在海中劫掠商使，阻碍中外海上交往。元嘉二十三年（４４６），宋文帝发兵攻讨林邑，宋军大胜。史称“象浦之捷，威震冥海”［５］
。此后南海诸国纷至沓来。“宋末，扶南王姓侨陈如，名门者耶跋摩，遣商货至广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载欲归国，遭风至林邑，掠其财物皆尽……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牧刃积王府”［６］
。二、魏晋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表现１．南海丝路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广州港的兴起，从而取代徐闻和合浦成为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港；二是海上丝绸之路在汉代的基础上继续向西方延伸。
三国时吴在岭南设广州以后，珠江流域经济得到迅速开发，加上造船、航海业的进步，广州很快以其特有的区位优势取代徐闻、合浦的地位。广州港的优势在于：它不但是岭南的经济中心，且与内地联系更为便利，通过珠江水系可达湘、赣、闽等地。徐
闻、合浦无内河与内地联系，通往内地的交通比较困难，缺乏大
量吞吐货物的条件。汉时徐闻、合浦主要受当时船舶规模及航海
技术的限制，海船尚不能远离海岸，而从番禺出发，难以渡过海南东部的七洋洲等危险水域。到六朝初年，随着船舶体积的增大及航海技术的提高，海船可以远离海岸航行。因此，从广州出发，不必经琼州海峡，而可经海南东部海面和西沙岛海域，直航东
南亚、南亚各地，从而使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的中心，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因此移至广州。六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西向的终点已从印度半岛东南部向西，跨越阿拉伯海，抵达波斯湾，不过这一航线尚未固定化。王
仲荦引阿拉伯人《古行纪》记载：“中国的商船，从公元３世纪中
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槟榔屿，四世纪到锡兰，五世纪至亚
丁，终至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１０世纪中叶成书的
阿拉伯学者马斯欧迪著《黄金原和宝石矿》亦曾记载，中国船惯
于航行“到阿曼、西拉夫、奥放位和巴士拉，而这些国家的船舶则直接地航往中国”
。史载：中国与大秦天竺之间“舟舶继路，商使交属”［７］
。
２．东海丝路的延伸。自汉代以来，从登州港出发经长山列岛、辽东半岛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航线是中国与日本、
朝鲜半岛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
被称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条航线，中国不仅与日本、朝鲜等国家实现经贸往来，而且实现外交上的和睦相
处。东晋南朝时，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与日本的倭国处于敌对状态，因而传统的由中国辽东沿海经朝鲜半岛由北向南，再到日本的航道受阻。日本来华被迫由朝鲜半岛南部横渡黄海，而同时
由于建康成了南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因而这条东方航线大大
地南移。元代马端临云：“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至
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自北方：
由建康出发，顺江而下，出长江口后，沿岸北航，至山东半岛的成
山角附近，继续沿岸而行，到达朝鲜半岛北部。或由成山角东进，
横渡黄海，抵达朝鲜半岛南部。然后沿岸南下，渡朝鲜海峡，航抵
日本。”［８］
这条新航线的开辟，
大大缩短了中日之间的航程，方便了双方的往来。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旧大陆的纷乱局势造成中西交通变化多端，时空对应错综复杂。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政府采取积极的海外关系政策，这一时期南海和东海海上丝绸之路有了发展。与此同时，对外贸易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对外贸易涉及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诸国，而且西到印度和欧洲的大秦。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这一时期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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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了魏晋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
１．魏晋与朝鲜、日本的贸易关系。
自三国时，朝鲜半岛诸国即与中国南北方开展陆海官方交往。史载：嘉禾二年（２３３），吴使至朝鲜，高句丽王“贡献”貂皮等
物。至晋南北朝时，贸易关系更加密切。刘宋元嘉中，高句丽赠送良马８００匹。百济也遣使建康“贡献”。梁陈时期，百济、新罗使臣频繁来华。这一时期还开始了文化产品的输出。史载梁中大通六年（５３４）、大同七年（５４１），百济王多次遣使献方物，并请求梁朝赠与《涅般木
》等佛经、讲授《毛诗》的博士及工匠、画师等，“梁武帝并给之”。
三国时，日本列岛出现了邪马台国。史载：魏明帝景初二年（２３８），邪马台国王卑弥呼遣至魏，送来“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曹魏册封卑弥呼“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并回赠倭使“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罢厂钊炎十张、
草倩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罢厂钊炎
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珍珠、铅丹各五十斤”［９］。正始元年（２４
０），魏为加强与倭的对外关系，主动遣使到倭国，赠送金银、丝织品、铜铁等物。正始四年（２４３），倭使又来“贡献”，贡品有“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丹木”等物。南
朝时，日本人终于开辟了不经朝鲜半岛的南道航线，进一步便利
世界十大禁地
了与南中国发展通商关系。
在频繁的中日经贸交往中，中国先进的丝织品和缝纫技术不断被引进日本。公元３世纪前期，日本人民的服装还很简单，无论男女多是着“贯头服”，即在一块布中央挖一洞，将头从洞中伸出。据日本
《古事记》记载：在应神天皇时代（２７０～３０９），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曾向日本贡献了两个纺织、缝纫技术优秀的人，
“名叫卓素的韩缎，以及名叫西素的吴服”。另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３９年（３０８），应神天皇“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与吴，令求缝工女……吴王于是与工女兄媛、
弟媛、吴织、穴织四妇女”。到南朝时，日本雄略天皇又遣使到南中国，寻求技艺精湛的纺织女工。到公元４６９年，又有汉织吴织等织工随倭使自浙江东渡日本。此外，公元３世纪后半期，为避战乱，中国人开始大量迁徙日本列岛，这些中国移民中有不少能工巧匠，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随之传入日本。日本学者认为：“特别显著的是他们对于养蚕、丝绸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２．魏晋与波斯的贸易关系。
波斯不但控制了“中国通中亚西亚和拜占庭的商队往来要道”
，而且“又将近东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上之间贸易也攫归自己掌握”［１０］
。据中国史书记载：从北魏太安元年（４５５）到魏废帝二年（５５３），波斯使节来中国通使不下十余次。北朝对发展与波斯的贸易关系也很重视，公元５２５年，波斯遣使贡献狮子一头，北魏特在洛阳城为其修建一庭院名为狮子坊。
波斯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泛海至南中国。中国史书称域外船舶“以波斯舶最大”。史载：“梁中大通二年（５３０），（萨珊朝波
斯）始通江左，遣使献佛牙”［１１］
。
中国输入波斯的商品除传统的丝绸、铁器外，纸张出口逐渐增多，自公元三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的文书已开始用纸书写了。广东英德、曲江等地区先后出土了不少萨珊王朝的银币，其中一部分属于公元３到６世纪时流通的货币，为这一时期中国与波斯贸易兴旺的状况提供了有力的佐证。３．魏晋与大秦的贸易关系。史称“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从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
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１２］
。说明这一时期罗马与中国贸易海陆并行，不但经丝路北道交通中国北方，经海上丝路交通中国南方，而且还由缅甸经西南丝绸之路深入中国西南地区。
史载：城南，“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
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
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１３］
。北魏洛阳的崦嵫馆里住有不少罗马商人。南方的广州等地也有不少侨居
的罗马商人，
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记载：六朝时，有移居广州的罗马商人，辟地引种西方植物以货卖求利。阿密尼那斯·马西里努斯（约３３０～３９０）著有《罗马史》一书，
其中记丝绸条云：“昔时吾国（即罗马）仅贵族始得衣之矣。”而中国自罗马进口的商品也大为增加，如琉璃已成为这一时期
鞋城
贵族的日用品。晋武帝时，
贵族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１４］。“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１５］
。无独有偶，时代更晚的《洛阳伽蓝记》中，“开善寺”一节谈到河间王元琛：“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自余酒器，
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
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当然，这一时期，中国与大秦的贸易经由他国转运的数量仍然很大。
４．魏晋与南亚的贸易关系。公元３８１年，笈多王朝遣使到前秦的都城长安“献火浣布”等物。北魏时，笈多王朝曾５次遣使到魏都洛阳，进贡骏马、金银、
佛像等礼品，从中国获得丝绸等回赠品。公元４３０年，笈多王朝遣使自海路来到南朝都城建康献金刚指环等物。
“元嘉七年，遣使献金刚指环、赤鹦鹉鸟、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等物。”
［１６］
“天竺迦毗黎国，元嘉五年，国王月爱遣使奉表，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诸宝物，赤、白鹦鹉各一头。”［１７］
史书记载：“大王若有所须，
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国。王之法令，治国善道，悉当承用。”［１８］
此外，其他天竺小国，犍陀罗国、乌苌国、拘萨罗国等都多次遣使来华，
开展朝贡贸易。中都记载：梁武帝时，有天竺遣使奉献多种香料，
并上表要求“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１９］
。史书记载狮子国自东晋义熙初年
（４０５～４２８）“始遣使献玉像”［２０］
，“宋元嘉五年（４２８
），其王刹利摩诃遣使奉表贡献。十二年（４３５），又遣使奉献。梁大通元年
（５２７），后王迦叶伽罗诃黎邪使使奉表贡献”。“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说明两国关系亦较密切。三国孙吴时期，已有天竺商人来通商并定居于中国。如著名高僧康僧会
“世居天竺，其父母商贾，而移居交趾”［２１］
。天竺僧人佛驮跋陀罗曾在长安预言，有五艘船舶发自天竺，佛驮跋陀罗后西适江陵，
“遇外国舶至，既而讯访，果是天竺五舶”［２２］。法显归国时，
从天竺到狮子国是乘船，“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尽夜十四日，到狮子国。”由此可见中印海路贸易繁盛的状况。５．魏晋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
（１）林邑。三国时，林邑王遣使至吴，赠送金指环给孙权。史书记载：“南夷林邑国，
高祖永初二年，林邑王范阳迈遣使贡献……十年，阳迈遣使上表献方物。”［２３］
另一方面又“寇盗不已”，出兵侵掠日南、九德、交州等郡。为此，宋文帝于元嘉２３年（４４６）派兵攻讨林邑，林邑失败，臣服于宋，刘宋随即恢复了与林邑的通商贸易关系，此后林邑数度遣使入贡。
到南齐时，林邑人在与中国频繁交往中将中国建筑文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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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十二朵。
北壁斗拱为五铺作单抄单下昂。其他三壁为四铺作单抄斗拱。令拱以上为挑檐
枋，上盖屋檐滴水，再上为攒尖形壁逐渐叠涩收顶。北壁，为主室正面。正中雕一门窗，为四抹头隔扇门，隔扇门两侧有子棂窗对称。门框上普柏枋下留有墨书，记述了墓主人在世的生活情况。东西壁，两壁中间为耳室门。门额上有方形门簪四枚。门两侧有
子棂窗对称。
西壁中耳室拱门内上方有题记，可能是墓主人建墓的工匠或彩绘的工匠。
墓主室采用宋金时期常用的整体粉饰的彩绘装饰。壁画以工笔单线白描，后填以淡彩的传统技法绘制。内容：南壁，门两侧各绘一门神，两画面基本相同，但神态各异。人物面部表情深沉、冷淡。其
余三壁均绘“二十四孝”忠义故事内容。每壁门两侧分两面绘制，每幅画面中又有棂窗相隔。三壁共绘二十二个故事。
此墓随葬三人，随葬品为一残的瓷枕，五件灰陶罐，一残的
过生日吃什么
白瓷碗，货币８９枚［７］
。
七、长治市淮海明墓
１９８７年发现，墓为长方形窑洞式砖室墓。墓内绘有云气、星
河及窗户等图案。
八、长治市南寨清墓
１９９７年发现，墓为长方形窑洞式砖室墓。墓平面长方形，
东、西两壁为长治地区生活风俗图，北壁绘镇宅猛虎。参考文献：
［１］长治分水岭２６９、２７０号东周墓．考古学报，１９７４，（２）．［２］老子．道德经．
［３］长治西郊唐代李度、宋嘉进墓．文物，１９８９，（６）．［４］山西潞城县北关宋代砖雕墓．考古，１９９９，（５）．
［５］长治市西白兔村宋代壁画墓发掘简报．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山西古籍出版社．
［６］山西长治市捉马村元代壁画墓．文物，１９８５，（６）．［７］山西长治故漳金代纪年墓．考古，１９８４，（８）．
杨艳英长治市博物馆
（责编畅思）
入其国。记载：“永泰元年（４９８），诸农入朝，海中遭风溺死，海中
遇风溺死。”［２４］
到梁时，中国与林邑关系发展到顶峰。梁天监大同年间，林邑连年遣使入贡。林邑向中国输出的商品除各种香药、珠宝、犀角、象牙外，还有棉花和棉布。
（２）扶南。
扶南即今柬埔寨。三国时朱应、康泰出使扶南，进一步密切了扶南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孙吴时，双方朝贡贸易不断。刘宋元嘉年间，扶南曾三次遣使来华。记载，齐武帝永明二年（４８４），扶南王遣使奉献“金缕龙王坐象一躯，白檀象一躯，牙塔二躯，古贝
（即木棉）二双，琉璃苏钕（音立，食器）二口，玳瑁槟榔村
村半一枚”［２５］
。中国皇帝回赠的礼物是
“绛紫地黄碧绿纹绫各五匹”。齐时，除了假以朝贡名义的官方贸易外，扶南国还开展了直接以通
商为名的官方贸易往来。记载：“宋末，扶南王姓怀怀乔陈如，名门
者耶跋摩，遣商货至广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载欲归国，遭风至林邑，
掠其财物皆尽；那伽仙间道得达扶南。”［２６］
梁朝时，扶南连年入
贡，从梁天监二年至太清二年（５０３～５４３
），４０年间，扶南商使来华达１２次之多，并向崇佛的梁武帝赠送珊瑚佛像等佛教物品。
（３）马来半岛与马来岛诸国。马来半岛上的顿逊国（今泰国南部古国），地处东西海路交通要冲，特别是其境内的克拉地峡，东西来往的船只多在此登陆后转船，直到公元６世纪其地位才被马六甲海峡代替。
在顿逊国以南有狼牙修国（今泰国北大年）、盘盘、丹丹国，自南朝初年开始与中国商贸往来。“盘盘国，宋文帝元嘉、孝武孝
建、大明中，并遣使贡献。”［２７］
到梁时，交往更加密切，“中大通元
年（５２９）五月，累遣使贡象牙及塔，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六年八月，复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中
大通三年（５３２
），丹丹国遣使“奉送牙象及塔各二躯，并献火齐珠、吉贝、杂香药等”。大同元年，复遣使献金、银、琉璃、杂宝、香、
药等物。苏门答腊岛上的干阳阳乞也利国，
“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极。宋孝
武世，王释婆罗祁祁舟怜阳阳乞也遣长史竺留献金银宝器”
爱悠悠恨悠悠。爪哇岛上的诃罗阳阳乞也国、
门者婆国、诃罗单国，自刘宋时均遣使通好。“诃罗单国遣使献方物”［２８］
，史书记载：诃罗阳阳乞也国
“并市易往反，不为禁闭……愿自今以后，赐年年奉使”。
总之，魏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促进了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加强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对隋唐时期海上交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繁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１］三国志（卷八）．
［２］［３］三国志（卷四七）．［４］［２７］梁书（卷五四）．［５］［１１］南史（卷七十九）．
［６］［２４］［２５］［２６］南齐书（卷五十八）．［７］宋书·蛮夷传．
［８］文献通考（卷三二四）．
［９］三国志（卷三○，魏书卷三○）．
［１０］王林聪．试析麦加商道状况与伊斯兰教兴起诸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０２，（６）．
［１２］三国志·魏志（卷三○）．［１３］洛阳伽蓝记（卷三）．
［１４］世说新语
·奢汰篇．［１５］晋书·王济传．
［１６］［２３］宋书（卷九七）
·列传第五七．［１７］［２０］南史（卷七八）·列传第六八．［１８］［１９］宋书（卷九七）·天
竺迦毗黎国传．［２１］高僧传（卷一）．［２２］高僧传（卷二）．［２８］宋书（卷五）．
张嫦艳宁波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颜浩
一人我饮酒醉宁波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樊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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