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3卷2001年第3期(总第96期)狄更斯：打开老舍小说殿堂的第一把钥匙
葛桂录
(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江苏淮阴 223001)
摘要：中国现代作家中，惟有老舍多方面受惠于与他在经历、禀性、才情上十分相似的现实主义大师狄更斯。狄更
科技手抄报内容斯的幽默风格触发了老舍“天赋的幽默之感”，狄更斯的小说世界唤起了身处伦敦的老舍对故乡的回忆及表现的欲
望，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旨趣更投合了老舍的性格。这些都促使老舍一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就自然而然地对狄更斯的
作品进行了单向性的模仿。他的多部作品在小说题材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创作的主导意图、幽默风趣的
审美取向诸方面受到了狄更斯的显著影响。不过当他从狄更斯那里获得打开小说殿堂的第一把钥匙后，并未将狄
更斯奉若神明，而是带着自己的经验与见识去汲取分析，甚至批评扬弃，这与作家认识社会和人生的不断深化有着
密切关系。
关键词：狄更斯；老舍；小说；幽默；人道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01)03-0073-04
一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通过林纾翻译的小说喜欢并接受狄更斯作品的人并不在少数，不过在创作实践、创作倾向和审美风格等方面明显受到狄更斯小说影响的惟有老舍一人。在北京师范学校学习期间，老舍接触过林译小说，或许还读过林译狄更斯小说，因为他在《景物的描写》一文中就曾提到永远忘不了狄更斯《块肉余生述》(此为林纾译名，即《大卫・科波菲尔》)中Ham(汉姆)下海救人那段描写。然而，老舍真正喜欢狄更斯作品并不自觉地接受其影响还是在他赴英任教之后。这次出国的经历对老舍文学创作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他似乎不经意地在英国小说中到了他的第一个文学老师———狄更斯。老舍后来在《我的创作经验》等文中多次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二十七岁，我到英国去。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了个小说家———虽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说家。到了英国，我就拼命的念小说，
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自然时常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写呢?”于是就写了《老张的哲学》。老舍当初写这部处女作时，究竟如何写，心里是无数的，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决计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正好因为刚刚读了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可尔贝》和《匹克威克外传》等作品，这便以它们为临
摹的范本了。老舍自己在《谈读书》一文中说得很明白:“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极喜读英国大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爱不释手。我初习写作，也有些效仿他。他的伟大究竟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只学来些耍字眼儿，故意逗笑等等‘窍门’，扬扬得意。”老舍如此喜欢狄更斯并不是偶然的。在英国文学中碰上这个与他在经历、禀性、才情上十分相似的现实主义大师，只能说是老舍的幸运。可以说在狄更斯身上，老舍看到了自己，到了自己。否则，在英国期间，为何老舍读了其他外国作品如《哈姆莱特》、
《浮士德》、《伊利亚特》，均无所获，甚至不能终篇，而狄更斯的小说竟能激起他最初的文学创作冲动?我们知道，狄更斯的小说之所以能够赢得人们普遍的喜爱，其中有两个因素不能忽视，这就是他作品中的幽默风格和人道主义思想，这两点也得到了老舍的首肯。老舍在《什么是幽默?》一文中谈及被称为幽默作家的狄更斯等英国小说家时说:“他们的作品和别的伟大作品一样地憎恶虚伪、狡诈等等恶德，同情弱者、被压迫者和受苦的人。但是，他们的爱与憎都是用幽默的笔墨写出来的———这就是说，他们写的招笑，有风趣。”
由此可见，首先是狄更斯的幽默触发了老舍的“天赋的幽默之感”，使他觉得写小说一定是很好玩的事。所以难怪他从狄更斯那里学来耍字眼儿、故
收稿日期:2001-03-05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98S JB750・11-44004)
作者简介：葛桂录(1967-)，男，江苏姜堰人，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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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长城的故事意逗笑等所谓“窍门”的幽默笔法而扬扬得意。老舍与狄更斯一样都有那种说话风趣、善于模仿、乐观开朗的幽默性格，这样相近的性情决定了他对狄更斯的偏好。其次，狄更斯作品中对19世纪英国伦敦
市民社会的描写和揭露，也很容易唤起这位来自异国的青年对故乡的回忆及表现的欲望。他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一文中说过:“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地忆及自己的过去。”还有，狄更斯作品中人道主义式的爱与憎也投合了老舍的性格。老舍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一文中说，自己从小是个穷人，性格上又深受宁可挨饿不求人、对别人又很义气的母亲的影响。“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因而，他“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因为幽默中有同情，不论对坏人的恨，还是对好人的爱，老舍都有这种人道主义式的同情心。正是以上这些原因，才使老舍一下子喜欢上狄更斯，并对其作品进行了单向性的模仿。其中，特别是《尼古拉斯・尼可尔贝》的情节构思、人物塑造、艺术手法在《老张的哲学》中留下了多处痕迹。这方面国内学者多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不过，我们更应该看到,《老张的哲学》作为老舍的处女作并没有完全照搬狄更斯的人物塑造模式和故事结局方式。他并未如狄更斯那样让恶棍们最终在挫折面前良心发现和受到严厉惩罚，相反，让老张这个无赖、恶棍、者、市侩继续作恶，居然升任某省教育厅厅长。也没有让经过百般挫折的李静、王德如狄更斯笔下的玛德琳、尼古拉斯那样最终幸福地喜结良缘，而是让李静抑郁而死。这些结局的不同处理，表明了老舍对苦难现实有一种清醒而严峻的认识。老舍后来在《写与读》一文中就曾说，他“要看真的社会和人生”,“在我的作品里，我可是永远不会浪漫”。同时这也为老舍对狄更斯的接受从最初的模仿到逐渐扬弃并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奠定了基础。
二
在《老张的哲学》之后，老舍写了很多作品，但已不是如《老张的哲学》对《尼古拉斯・尼可尔贝》那样的“横向移植”，而是将狄更斯的某些创作特点转化为老舍的创作倾向、审美机制和艺术表现形式，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小说题材的选择上所受狄更斯的影响。狄更斯小说创作在取材上的重要特点早已被林纾看出，这就是善于描写下等社会中普通人的生活，通过广阔的社会画面，描写各种小人物的悲惨遭遇和被扭曲的灵魂。其作品展现了伦敦社会生活图景，特别是普通市民生活的图景，那些孤儿、平民、职员、工人，都是狄更斯描写与同情的重点。这方面后来被老舍接受。他在《怎样写小说》中说，小说是人类对自己的关心，是人类社会的自觉，是人类经验的记录。写小说应先选取简单平凡的故事题材，故事的惊奇是一种炫弄，往往使人专注于故事本身的刺激性，而忽略了故事与人生的关系。假若我们能在一件平凡的故事中，看出它特有的意义，则必具有很大的感动力，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心。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老舍在其作品中，广泛地描写了北平下层社会中各人等的生活状况，如人力车夫、小职员、孤儿、穷教师、穷学生、穷艺人、小商人、等。从这些极其平凡的小人物的悲剧故事中充分展现出作者的人道主义同情心。
第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受狄更斯的影响。狄更斯与老舍都特别重视人物的塑造，把人物置于统领一切的地位。老舍在《怎样写小说》中说过，写一篇小说，可以不写风景，可以少写对话,“可是人物是必不可缺少的，没有人便没有事，也就没有了小说。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并说狄更斯到
今天还有很多的读者，还被推崇为伟大的作家，并不是因为他的故事复杂，而是他创造出了许多不朽的人物形象。确实，狄更斯在3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创造了近2000名个性鲜明、生机勃勃的人物形象，其中有很多不朽的人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把乐善好施、爱憎分明的人称为匹克威克，把儿童教唆犯唤做非勤，把吝啬的商人叫做斯克罗奇，把骗子手叫做金格尔，把伪君子叫卑克史涅夫，把野心家叫希普，把妄自尊大的小官僚叫班布尔，这众多人物名字收进了普通英语词典，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狄更斯创造了如此众多的人物形象，而哪些是他笔下的理想人物呢?伊瓦肖娃在《狄更斯评传》中曾说，狄更斯笔下的理想人物实际上并非是他同情的小人物，而是那些堪称有道德风范的英国中产阶级的代表。同样，老舍笔下的理想人物，也是如孙守备、李景纯、曹先生等这些颇具古风的退休官吏和崇尚博爱的小知识分子。在人物类型的塑造方面，佛斯特提出过区分“扁平人物”和“浑圆人物”的理论，并说“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几乎都属于扁平型。几乎任何一个都可以用一句话描绘殆尽，但是却又不失人性深度的”[1]。佛斯特的人物类型区分理论和对狄更斯作品人物的评价后来有不少学者提出异议，不过佛斯特也确实指出了狄更斯人物塑造上的一个突出特点。老舍作品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类人物形象，如《离婚》中河东狮吼式的邱太太、
斯卡布罗集市中文歌词“苦闷的象征”邱先生,《牛天赐传》中糊涂商人牛老者、官派十足的老板娘牛老太太,《四世同堂》中以当洋奴为荣的丁约翰及温文尔雅的落魄贵族小文夫妇等。在狄更斯和老舍看来，这些所谓的“扁平人物”更能获得一种喜剧性的艺术效果，遂派定人物充当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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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品质的化身与代表，在任何情势与环境下都表现同一特征。另外，利用人物语言展示人物性格，常让人物用外表庄严的口气叙述琐屑荒唐的小事，并让愚呆的听众们若有其事，借用人物言行举止的习惯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等，都是狄更斯与老舍塑造人物惯用的手法。甚至在小说人物名字的挑选上也都注重赋予强烈的讽刺意味。如《马丁・朱述尔维特》中那个一本正经、道貌岸然、言必引经据典、教忠教孝的伪君子卑克史涅夫给自己两个女儿取名为“慈善”和“慈悲”。老舍短篇小说《善人》则移用了这一细节，并不善良的汪太太被称为善人，她给受尽自己虐待的两个使女取名为“自由”与“博爱”。其他再如，毫无道德可言的老张取名张名德，毫无贞操观念的六姑娘取名杨名贞等，都是从人物取名上来构成名不副实的讥讽效果。
第三，在作品创作倾向上受狄更斯的影响。狄更斯作为一个典型的人道主义者，对损人利己、为富不仁的资产者充满仇恨，对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民充满同情。但他主张用非暴力的手段完善社会体制，以发扬人类天性中的善心去战胜社会中的罪恶。特别是在《圣诞故事集》中竭力提倡情感教育，
寄希望于剥削者良心发现，改恶从善，并怀着对未来、对人类的乐观看法。这样一种温情主义的人生态度正好为老舍提供了一种人道主义理想范式。老舍尽管在作品中也抨击人性罪恶和社会不公，但在态度上一般都带有温情主义彩。老舍对社会尖锐矛盾的解决，其方式与狄更斯相同，即通过一个侠客的自我牺牲或仁义之举来解决。老舍作品中的一些人物，也和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一样，总有一种强有力的善的力量，创造着一个个的奇迹。在这种力量面前，灾难获得消除，恶人或落得应有的下场，或受感化而痛改前非。如《老张的哲学》中更是出现了德高望重的孙守备把被卖身的姑娘李静、被捆绑的青年王德突然救下的转机,《赵子曰》中使赵子曰等一糊涂虫翻然悔悟的正是李景纯的“自我牺牲”这个道德最高完善的力量。
狄更斯痛恨一切主义，更反对通过人民革命来解决社会矛盾，他为之欢呼的“革命”，是最有秩序的瑞典式的“宪法改革”，绝不是“暴民们”的雅各宾专政。年青的老舍对仁爱、善的力量顶礼膜拜，而对流行一时的政治主张和主义颇不以为然。他心目中的“革命”正是英国式的“几百万工人一起罢工，会没放一，没死一个人”的“光荣革命”[2]。再看看老舍笔下的所谓“革命者”形象，一类是像李景纯(《赵子曰》)、白李(《黑白李》)、新爸(《月牙儿》)、钱默吟(《四世同堂》)这样的道德高尚、人品正直的所谓“好人”，这些与狄更斯笔下经常出现的那些善良仗义、道德高尚之辈同属一类。另一类则是《离婚》中张天真、马克同那样的公子哥儿,《骆驼祥子》中阮明那样的恶棍投机家，这些形象也与《巴纳比・拉奇》中那些的领导者和参加者极为相似。当然，随着国内革命风潮的裹挟和老舍对社会认
识的深化，他并没有在借鉴狄更斯这种政治理想、人生观念的基础上停滞不前，后来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的总趋向越来越明显。
读书成语故事第四，在幽默风趣的审美取向方面受狄更斯的影响。小说是最适宜于表现幽默的，鲜明的幽默风格正是狄更斯小说最重要的审美特，是其小说不朽魅力的一个重要源泉。幽默引人发笑是基于人类的天性，而笑既有益于身体，也有益于精神。为此，老舍把狄更斯称为人类的恩人，并说狄更斯死时，能使伦敦威斯特敏斯特教堂三日不能关上门，足以证明人们怎样爱戴他。老舍在《滑稽小说》一文中甚至说，以招笑为写作的动机决不是卑贱的。因笑而成就的伟业比流血革命胜强多少倍，狄更斯的影响于19世纪的社会改革是最经济的最有价值的。并说只有自由国家的人民才会产生狄更斯这样的人，因为笑是有时候能发生危险的。在自由的国家社会里，人民会笑，会欣赏幽默，才会笑别人也笑自己，才会用幽默的态度接受幽默。老舍在这里非常明确地谈及了小说幽默不可忽视的影响，可以看出他对幽默的体悟之深。
老舍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借鉴狄更斯作品中的幽默风格，首先源之于他本人就有的幽默天性。他在写过几部幽默风格的小说后，也曾执意不再用幽默来写小说，立志写“正经”一点的小说，但怎耐天性难违。他后来谈及《大明湖》的创作时说:“此书中没有一句幽默的话，而文字极其平淡无奇，念着很容易使人打盹儿。我是个爽快的人，当说起笑话来，我的想象便能充分的活动，随笔所至自自然然的就有趣味。教我哭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与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话也不来了!”[3]所以《大明湖》为
失败之作。另一部《猫城记》也是失败之作。在这部作品中，老舍同样也是“故意的禁止幽默”。在总结失败经验时，老舍说:“经过这两次的失败，我才明白一条狗很难变成一条猫。我有时候很想努力改过，偶尔也能努力写出篇郑重、有点模样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总缺乏自然的情趣，象描眉擦粉的小脚娘。”[4]这迫使他在写作《离婚》时首先决定“返归幽默”。同时，老舍之所以选取幽默笔调写小说，还因为与讽刺相比，幽默意趣中带着一种温和的格调，渗透着“时代的真挚同情”，而这正与老舍早期的创作倾向、政治理想和人生观念合拍。因此，老舍所师承的是一种寓同情于幽默的风格特。他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一文中说过:“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因而他主张“笑骂，而又不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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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杀绝。”在《谈幽默》中也说,“和颜悦，心宽气朗，才是幽默”,“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并引用萨克雷的话说,“幽默的写家是要唤醒与指导你的爱心，怜悯，善意———你的恨恶不实在，
高中作文题目大全假装，作伪———你的同情与弱者，穷者，被压迫者，不快乐者”。我们在老舍小说中透过充满谐趣的字里行间，很容易发觉这种对浮沉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被损害者的爱心、怜悯和同情。论者多把老舍笔下的这种幽默称为“含泪的笑”，孰不知老舍本人在《我怎样写〈离婚〉》等文中对此早有批评与讽刺，指出这正是“装蒜”的一种表现。老舍对小人物寄予人道主义同情的同时，也与狄更斯一样，以幽默为武器，批判市民社会的种种恶习。狄更斯在不少作品中嘲讽过古老的英国传统，特别是批评了那种以岛国自大、虚伪道德著称的市民习气。老舍也在一些作品中对中国市民阶层身上的因循守旧、懒散挥霍、奴颜婢膝、软弱麻木等国民性弱点，以幽默风趣的笔调凸现出来。另外，出于对喜剧人物和喜剧性格的偏爱，老舍也和狄更斯相同，其作品中都有一个由喜剧性的怪诞人物主宰着的荒诞滑稽的世界，也都重视幽默的技巧，运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人物性格，展现社会现实。
三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老舍在多方面受惠于狄更斯。可以说如果没有碰到狄更斯这样的文学导师，老舍恐怕只能在小说殿堂外徘徊。但是，当他从狄更斯那里获得打开小说殿堂的第一把钥匙后，并未因此把狄更斯奉若神明，把什么都搬到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来，而是带着自己的经验和见识，去汲取和分析，甚至去批评和扬弃。他在《文学概论讲义》中就曾从写实主义必须深刻观察和如实描写，以及抛开幻想、直观社会这一好处出发，指出英国的写家虽然有意于此，但终不免浪漫的习气，像狄更斯那样的天才与经验，终不免用想像破坏了真实。在《写与读》中也说他读了英国的威尔斯、康拉
德、梅瑞狄斯和法国的福楼拜、莫泊桑等作家的作品后，喜欢近代小说的写实的态度与尖刻的笔调。并说读了些俄国的作品，觉得俄国的小说是世界伟大文艺中的最伟大的。我的才力不够去学它们的，可是有它们在心中，我就能因自惭才短的希望自己别太低级，勿甘自弃。另外，在《文学概论讲义》中还从自然主义作品的结局是由自然决定的，是不可幸免的这一要求出发，指出狄更斯的作品有与自然主义相合之处，但往往以自己的感情而把故事的结局的悲惨或喜悦改变了，这在自然主义者看来是不真实的。当然，老舍从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角度，针对狄更斯作品提出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另一方面也表明老舍在当时并未能真正全面理解狄更斯的创作风格。比如为老舍所批评的浪漫习气和想像特征，正构成狄更斯小说艺术的重要特，也是构成其作品魅力的重要因素。
在以上的内容中我们曾提到，当初引起老舍极大兴趣和创作冲动的是狄更斯作品中的幽默特征，但后来老舍对这点也作了反思。他在《谈读书》中曾说从狄更斯那儿学得些耍字眼，故意逗笑的“窍门”，但“后来，读了些狄更斯研究之类的著作，我才晓得原来我所摹拟的正是那个大作家的短处。……假若他能够控制自己，减少些弯子逗笑耳，他会更伟大!”老舍自己曾多次检讨自己对幽默的失去控制。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针对有人觉得这本小说幽默得有些过火，以至于讨厌，老舍对这一点是承认的。对“想象多，事实少”的《赵子曰》中的幽默，他后来说“真正的幽默确不是这样”[5]。在谈及《牛天赐传》写作时说:“死啃幽默总会有失去幽默的时候；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讨厌是必不可免的。……艺术作品最忌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与无病呻吟的罪过原是一样的。”[6]在谈到
最使他满意的作品《骆驼祥子》时，老舍列举了几点让他满意的地方，其中一点就说:“在这故事刚一开头的时候，我就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在往常，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有时候，事情本没什么可笑之处，我也要运用俏皮的言语，勉强的使它带上点幽默味道。……《祥子》里没有这个毛病，即便它还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他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这一决定，使我的作风略有改变，教我知道了只要材料丰富，心中有话可说，就不必一定非幽默不足叫好。”[7]从老舍对幽默的认识和作品中幽默手法的运用过程可以看出，他逐步对幽默的控制，以达到幽默的升华，这些与《老张的哲学》及其所摹仿借鉴的狄更斯作品当然有所不同。其实，狄更斯作品中的幽默风格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早期小说中的幽默很浓，晚期作品有所削弱。早期是一种开心的微笑，晚期小说则往往与辛辣的讽刺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又都与作家认识社会的不断深化有密切关系。总之，不管怎么说，没有狄更斯，就没有文学家老舍。老舍为狄更斯作品的中国之行刻上了深深的印记，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参考文献:
[1]E・M・佛斯特，苏炳文译.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4.58.
[2]老舍.老舍文集(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555.
[3][4][5][6][7]老舍.老舍文集(1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1990.186.189.171.202～203.207.
【责任编校 武晓兰 李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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