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陕西新式学堂的外语教育对当今外语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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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洋务运动时期，由于清政府急需优秀的外交、翻译人才，因此以培养外语人才、传播西方先进技术为目的的洋务学堂陆续开设，中国外语教学得到了初步的发展。这些洋务学堂在外语教学方面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举措，本文试图从教材、教法、教师三个方面分析洋务运动时期的外语教学，为当前我国的外语教学提供可借鉴之处。
一、洋务运动时期外语教学兴起的背景
嘴巴嘟嘟1840年战争后，中国封闭的国门被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但由于长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战争后的二十余年，清朝统治者仍对外国情况不太了解。洋务派先驱郭嵩涛对此颇有感慨：中国与西洋“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在当时的中国，能通晓外国语言者仅有“通事”，而所谓的“通事”，仅能知晓几个重要的单词，能与洋人进行几句简单的交流，并未受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他们大多是专门在上海、广州等沿海地区从事贸易中介。这些‘“通事”因忌惮洋人的实力，在交易中经常偏袒
洋人而欺瞒国人以谋取利益。李鸿章就曾评价到：如若“国家怀远招携之要政”依靠这些人来办理，结果必然是“彼己之不知，情伪之莫辨，操纵进退迄不得要领”。而后，1856年爆发了第二次战争，西方列强继续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郭嵩焘、冯桂芬向清廷呼吁培养翻译人才。随后，1858年的《天津条约》第五十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字配送，侯中国选派留学生习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此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这就迫使清政府必须立即着手培养精通外语的人才。1860年在签订《北京条约》时，当时的军机大臣兼钦差大臣奕䜣与外交大臣们无一精通外语，遂被外使嘲弄和耻笑也一无所知，在与列强签订条约时也只能吃哑巴亏，使我国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这件事也给了奕䜣极大的触动。1861年，奕䜣上奏咸丰帝提出：“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同，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由此可以体现出奕䜣当时也已经意识到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第二次战争的失败，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暴露无遗，这给清朝统治者当头一棒，使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成了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来维护清朝统治。在此思想指导下，1862年京师同文馆在北京正式成立，学习的主要科目就是西方外语，目的就是为清政府培
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由此开辟了近代外语教学的新篇章。紧接着，全国陆续开办学堂，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福建船政学堂、上海中西书院等，这些学堂大多强调外语能力的培养，以外文授课。不少学堂专设外语专业，旨在培养合格的外语翻译人才。淅
二、洋务运动时期外语教学的概况
清朝末年陕西新式学堂的外语教育对当今外语教育的启示 1汉代皇帝
（1）外国人所编写的外语教材
洋务运动时期的外语教材相对比较匮乏，早期的外语教材大多由洋人自行编写或从目的语国家引进。洋务运动前，西方传教士马礼逊编译的《英国文语凡例传》（A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or the Use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是第一部专为中国人编写的外语教材。这本教材于1823年由东印度公司出版，该书涵盖英语语音、语法、句法等知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非常适合英语初学者使用。然而，这种自编自用的教材，无法流通，无法与其他教会学校共享，因此无法满足当时外语教学的需要。洋务运动后，18
77年在华传教士决定成立益智书会，即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益智书会的成立体现了西方传教士们对编写外语教材的重视，此书会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出版了大量的专业教材，为近代中国外语教材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2）本国外语人才编写的外语教材
各洋务学堂的西学馆普遍将翻译列为课程的核心，鼓励师生翻译西方书籍以缓解外语教材紧缺之急。比如在京师同文馆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外语教材从单纯的词汇语法类逐渐扩展到翻译、会话交流类。如中英对译的词汇类书籍有1874年出版的《英字入门》（曹骧）、1875年出版的《英华字汇》（梁述之）与1880年出版的《英字指南》（杨勋）。其中，杨勋是上海广方言馆的毕业生，他编写的《英字指南》影响颇大，许多英语初学者都将此书作为英语教材。此外，英语语法方面的教材有《文法初阶》（郭赞生）、《英文举隅》（汪凤藻）。其中，汪凤藻作为京师同文馆的毕业生，编写的《英文举隅》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英文文法书，它所创制的语法术语和文法结构为后来的语法书提供了范本，对后世影响颇深。翻译方面的教材有1881年出版的《翻译小补》（吴嘉善）。译者吴嘉善于1879年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此书由他完成后，也曾作为当时上海广方言馆的翻译教材。在会话
交流方面，有《英话入门》（舒高第、朱格仁合著）。此外，洋务运动期间还出现了由中国人自己编制的分级英语教科书—《英语汇腋》，其邝其照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编撰英汉字典的人。
  综上所述，虽然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外语教材仍然以翻译、参照西方原版教材为主，但不可否认的是，京师同文馆与上海广方言馆的开办对于培养出的外语人才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批优秀的外语人才吸收了西方原版教材的可取之处，在此基础上结合汉语特点编纂了一系列适合中国人学习的外语教材。自此，我国外语教材的编纂逐渐走上了正规化、学科化、理论化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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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语法翻译教学法
洋务运动期间，官办学校与教会学校普遍采用语法翻译法来教授外语。语法翻译法的基本特点是以语法学习为核心，以翻译训练为教学手段，通过背诵语法规则和词汇，锻炼学生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语法翻译法是外语教学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教学法。这种教学法便于
又怂又可爱的游戏名字教学与管理，易于测试与评价，对教师自身的口语要求不高。由于清政府当时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培养出精通外语的翻译人才，因此这种重在翻译的教学方法盛极一时，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京师同文馆于1872年开设了八年制课程，其中前三年的课程以学习外语技能为主，先教字母和读音，再到单词和造句，接着过渡到讲解语法和翻译书籍。而在后五年的学习中，则以学习自然科学和译书训练为主。可以看到，在整个外语教学的过程中，外语语言学习贯穿始终，而翻译训练是整个课程的核心。又如上海广方言馆的英文教师林乐知在教学上也主要是采用语法翻译法，他首先从语音开始进行教学，注重学生的拼读能力培养，逐渐给学生讲授一些基本的英语语法规则，并利用所学词汇语法知识进行英汉互译。再如洋务运动期间第一所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学堂——湖北自强学堂也是采用语法翻译法进行教学，这一点可以从其设置的考试题型（论述、解释、改错、翻译）中窥见。
（2）强调笔译实践
洋务运动时期的一些主要学堂都非常注重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培养，翻译大量西书成了当时运用所学外语的一种最主要途径。以京师同文馆为例，在丁韪良颁布新的八年学制后，
课程设置专门将“翻译西书”定为具体课程，规定所有学生从第五年开始务必要翻译西书，且设置一定奖励。当时译书工作主要由师生合作完成，也有部分优秀学生能独立完成译著。译著主要涵盖语言学习、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等三类。据统计计洋务运动期间，同文馆师生共翻译了包括外交、法律、政治、天文、史地、医学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在内的各种书籍共29种，其中有半数的书籍——约15部系学生翻译或合译”。学生通过参加各种译书活动，达到了运用所学外语的目的，巩固了学习效果，锻炼了外语水平。京师同文馆除了组织学生翻译西书之外，还经常要学生为政府部门翻译各种外文报刊和涉外电函之类的文件。这对学生来说确属难得的语言实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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