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我国教育⼼理学的发⽣发展
关于教育⼼理学的观点,在我国历代学者的⼀些著作中是极为丰富的。就拿两千多年前的荀况(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来说,他就有许多宝贵的学习观点。他曾反对学习上的先天决定论,认为⼈的才能与品德“所得乎积,⾮所得乎性”。他认为“君⼦⽣⾮异也”,“所贵尧、禹、君⼦者,能化性,能起伪”,⽽不是什么天⽣的、天降的。他认为⼈的品德与才能是“求之⽽后得,为之⽽后成,积之⽽后⾼,尽之⽽后圣”。他强调学习上必须有坚强的意志与毅⼒,“⽆冥冥之志者,⽆昭昭之明,⽆惛惛之事者,⽆赫赫之功”。他认为对待学习要“学问不厌,好学不倦”,做到“尽其理,究其难”,要有“锲⽽不舍”的精神和注意“积微”的⽅法。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即使今天来看也还是有光辉的。可是,由于我国长期受封建统治的束缚,近代⼜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历代的反动统治者鄙薄科学、技术,使早就有的丰富的教育⼼理学观点,未能系统发展成为⼀门学科。
企业的培训据有关史料表明,我国最早出现的有关教育⼼理学的著作是光绪末年(1908年),由房宗岳译⽇本⼩泉所著《教育实⽤⼼理学》。在20世纪的20年代初,廖世承教授开始在南京⾼等师范学校讲授教育⼼理学,并于1924年出版了他编的《教育⼼理学》教科书。1926年,陆志韦翻译出版了桑代克的《教育⼼理学概论》;1933年,陈德荣翻译出版了盖茨(A.L.Gates)的《教育⼼理学》;1939年吴绍熙等翻译出版了何林渥斯(H.L.Hollingworth)的《教育⼼理学》。继廖世承之后,我国学者编著教育⼼理学教科书的还有⾼觉敷(1929年)、潘菽(1935年)、陈选善(1938年)、肖孝嵘(1940年)与艾伟(1945年)
等。
⾃光绪末年起直到1949年中华⼈民共和国成⽴,在这四⼗多年中,我国⽼⼀辈的⼼理学⼯作者不仅在国内传播了教育⼼理学知识,同时也展开了⼀些教育⼼理学问题的研究。在学科学习⼼理、教育与⼼理测验等⽅⾯,⼀些学者如艾伟教授、肖孝嵘教授等,作了许多⼯作,取得了⼀定的成绩。但是,这⼀时期的著作,多数是译述西⽅的,研究问题的观点与⽅法,也都是追随西⽅的潮流,很少有创见。所以,总的说来,我国教育⼼理学的基础,在解放前是⽐较薄弱的。
⼆、解放后我国教育⼼理学的发展
1949年全国解放后,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结束,新中国的成⽴,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本来为教育⼼理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社会条件。可是,由于“左”倾思想、极左思潮的⼲扰和*、“四⼈帮”⼀伙的破坏,使教育⼼理学的发展并⾮⼀帆风顺,⽽是⾛着⼀条曲折的道路。它同整个⼼理科学⼀样,经历了下列四个阶段。
第⼀阶段为1949~1958年,可以算作是学习改造阶段。这⼀阶段主要学习苏联,运⽤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改造与建设⼼理科学以及教育⼼理学⽅⾯的经验,以确⽴我国教育⼼理学的发展⽅向。与此同时,⼀些⼼理学⼯作者对于桑代克的教育⼼理学理论与测验技术等进⾏了清理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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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与批判,绝⼤多数⼼理学⼯作者都认识到我国教育⼼理学建设的⽅向,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同时也认识了西⽅教育⼼理学中的⼀些问题。应该说,成绩是显著的。这为我国教育⼼理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是也存在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开始是⼀些“左”倾思想,⼲扰着党的正确的⽅针、政策的执⾏。这种错误,到了1958年,恶性膨胀为⼀股上下结合的极左思潮,掀起了⼀个所谓“批判⼼理学的资产阶级⽅向”的运动。它公然背离党的“双百”⽅针和知识分⼦政策,以形⽽上学的⽚⾯性,粗暴地对待学术问题,以⾏政命令的⼿法,强制推⾏某种观点。这样,给我国⼼理学造成了⼀场严重灾难,使我国⼼理学的⽅兴未艾之势,濒临夭折。
第⼆阶段为1959~1966年。这个阶段是继1958年⼼理学批判运动过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从纠正这个批判运动的错误⽽开始的。在1959年召开的“五四”学术讨论会上,公开纠正了⼼理学批判运动的错误,贯彻了“双百”⽅针,对于运动中提出有关⼼理学的对象、任务、⽅法以及学科性质等问题,展开了⼀些讨论,从⽽扭转了⼀些混乱局⾯,出现了⼀点由恢复到初步繁荣的⽣机。
尽管由1959~1962年在我国是个“经济困难”时期,当时⼈民的⽣活是⽐较艰苦的。可是⼴⼤的教育⼼理学⼯作者出于对党和祖国教育⼼理学事业的热爱,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辞劳苦,不计报酬,展开了以改⾰中、⼩学教学为中⼼的⼼理学问题的研究,我国教育⼼理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在1962年2⽉,中国⼼理学会召开了教育⼼理专业会议并成⽴了教育⼼理专业委员会,具体领导教育⼼
理学研究⼯作。据这次会议主席潘菽估计,当时全国已开展的有关教育⼼理学的研究⼯作⾄少在⼆百项以上。提到这次会议上来的有关教育⼼理学的研究报告有七⼗多篇。会上,⼤会主席潘菽作了《关于开展教育⼼理学研究⼯作的意见》的报告,对建国以来我国教育⼼理学研究⽅⾯的基本经验作了总结,并提出了今后的主要任务与进⼀步开展⼯作的意见。在这次会议的号召和推动下,我国教育⼼理学研究迅速向纵深发展。研究的范围,包括学习⼼理、德育⼼理、智育⼼理、学科⼼理、学⽣的个别差异、⼊学年龄、学习阶段的划分以及教学⽅法的改⾰等等⽅⾯。袁莉资料
吴用的性格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也⼗分重视教育⼼理学⼈才的培养。在1961年召开的⾼等学校教材会议上,确定要编写教育⼼理学教科书。1963年出版了潘菽主编的《教育⼼理学》讨论稿。在此前后,全国各师范院校,相继重新开设了教育⼼理学课程。到1966年“⽂化*”前⼣,我国教育⼼理学界出现了初步繁荣与欣欣向荣的局⾯。
第三阶段为1966~1976年,即“⽂化*”阶段。在这⼗年期间,我国的教育⼼理学同整个⼼理科学⼀起,遭到空前的浩劫。*、“四⼈帮”⼀伙,为了搞乱全国,⿎吹极左思潮。⽂痞姚⽂元亲⾃插⼿⼼理学,⽤⽐1958年⼼理学批判更恶劣的⼿法,掀起了扼杀⼼理科学的恶浪。他们宣布⼼理学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勒令解散⼼理学研究机构,残酷迫害和批⽃⽼⼀辈的⼼理学家,拆散专业队伍,焚毁⼼理学著作,使我国⼼理科学处于毁灭的境地。
在家可以做的第四阶段是从1976年粉碎“四⼈帮”以后开始的。从此,我国⼼理学和教育⼼理学获得了新⽣。⾃1976年以来的⼆⼗余年间,我国的教育⼼理学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有关教育⼼理学的科研课题受到⾼度重视,并在学习⼼理、教学⼼理、德育⼼
理、学习归因、⼼理健康、特殊⼉童教育⼼理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令⼈瞩⽬的成果。在教育⼼理学教材建设⽅⾯,先后出版了由潘菽主编的《教育⼼理学》(1980),邵瑞珍主编的《教育⼼理学》(1988/1997),韩进之主编的《教育⼼理学纲要》(1989),李伯⿉、燕国材主编的《教育⼼理学》(1993)等⽐较有影响的教材。在教育⼼理学理论建设⽅⾯,冯忠良的“结构—定向教学⼼理学”作为具有中国特⾊的、密切联系我国教学改⾰实际的第⼀个教育⼼理学体系终于在1992年以专著《结构—定向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上下册)的形式问世了,并于1998年修订成⼀卷本的《结构化与定向化教学⼼理学原理》。它是我们建⽴在三⼗多年的教学改⾰实践基础之上⽽提出的教育⼼理学理论。该理论认为,教学的根本⽬的在于构建学⽣的能⼒与品德的⼼理结构,⽽要加速能⼒与品德的构建,则必须依据学⽣的学习规律进⾏定向培养。这⼀体系的核⼼内容是三个基础理论和五个学习规律。三个基础理论是:教育教学的经验传递说,学⽣学习的接受—构建说,能⼒与品德的类化经验说;五个学习规律是:学习动机的培养和激发规律、知识的掌握规律、技能的形成规律、社会规范的接受规律、学习的迁移规律。这⼀理论⽬前正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改⾰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
雪绒花中文歌词当然,我国教育⼼理学⽬前虽已有了很⼤的发展,但由于解放前的基础薄弱,解放后⼜两次遭受极左
思潮的摧残,因⽽同⼀些基础较好的国家相⽐,还有⼀定的差距。这表现在我们的专业队伍还⽐较弱⼩,研究的设备与条件也远不如⼀些先进国家;我们的研究范围还⽐较狭窄,⼀些研究本⾝也不够系统;对于教育⼼理学本⾝的⼀些基本理论问题,还缺乏认真的深⼊探讨。这些都有待于进⼀步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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