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欣赏】苏轼的《望湖楼醉书》其二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其二 苏轼
放生鱼鳖逐人来,
无主荷花到处开。
水枕能令山俯仰,
风船解与月徘徊。
笔记本外接摄像头诗意:
放生的鱼鳖跟随人来,池塘里荷花到处开放。
从水中看山如倒过来,开船随风在月下徘徊。
苏轼简介 :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是宋代(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且苏轼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 人人网情侣空间
嘉佑二午(1057)进士,任福昌县主簿、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召直史馆。神宗塘厦邮编元丰二年(1079)知湖州时,以讪谤系御史台狱,三年贬黄州团练使,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后量移诸州。哲宗元佑元年(1086)还朝,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九年,又被劾奏讥斥先朝,远贬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始被召北归,卒于常州。着有《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今存。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
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作家,他以丰富的文学实践,把北宋的诗新运动推向前进,使诗、文、词各方面的创作出现了高峰。其文学成就曾引起当代和世后学人的普遍重视。南宋的陆游、辛弃疾,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陈维崧、查慎行等都是明显受他影响的作家。苏轼作品中流露的游戏人生、随缘自足的思想对后世文人也有不良的影响。生平详见《宋史》卷三三八。有《东坡全集》、《东坡词》。
本书选其文六主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上海直讲书》、《喜雨亭记》、《石钟山记》、《前赤壁赋》、《教战守策》;诗六首,《惠崇春江晚景》、《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和子由渑池怀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汲江煎茶》;词十一首《水龙吟》(看花还似非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临江仙》(夜饮东坡醉复醒)、《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苏轼
苏轼(一○三七~一一○一)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土,眉山人,有“东坡集”、“后集”、“续集”。他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他批评吴道子的画,曾经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从分散在他著作里的诗文评看来,这两句话也许可以现成的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后面一句说“豪放”要耐人寻味,并非发酒疯似的胡闹乱嚷。前面一句算得“豪放”的定义,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俞矩”;用近代术语来说,就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在活泼,可是同时候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
他在风格上的大特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沙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彷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在中国散文家陈奕迅经典
大学生自我介绍范文里,苏轼所喜欢的庄周和韩愈就都用这个手法;例如庄周的“天运”篇连用“刍狗已陈”、“舟行陆、车行水”、“猿狙衣服”、“桔槔”、“柤梨橘柚”、“丑人学西施”六个比喻来说明不合时宜这一点,韩愈的“送石处士序”连用“河决下流”、“驷马驾轻车就熟路”、“烛照”、“数计”、“龟卜”五个比喻来表示议论和识见的明快这一点。在中国诗歌里,“诗经”每每有这种写法,像“国风”的“柏舟”连用镜、石、席三个形象来跟心情参照,“小雅”的“斯干”连说“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翠斯飞”来形容建筑物线条的整齐挺耸。唐代算韩愈的诗里这类比喻最多,例如“送无本师”先有“蛟龙弄角牙”等八句四个比喻来讲诗胆的泼辣,又有“蜂蝉碎锦缬”等四句四个比喻来讲诗才的秀拔,或像“峋嵝山”里“科斗拳身薤倒披”等两句四个比喻来讲字体的奇怪。但是我们试看苏轼的“百步洪”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里七种形象,错综利落,衬得“诗经”和韩愈的例子都呆板滞钝了。其他像“石鼓歌”里用六种形象来讲“时得一二遗八九”,“读孟郊诗”第一首里用四种形象来讲“佳处时一遭”,都是例证。词里像贺铸“青玉案”的有名结句把“烟草”、“风絮”、“黄梅雨”三者来比“闲愁”,就是“博喻】的佳例,最突出的是嫁名谢逸的“花心动·闺情”用“风里杨花”等九物来比好事不成(“全宋词”六百五十二页)。上古理论家早已著重诗歌语言的形象化,很注意比喻;在这一点上,苏轼充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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