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对中国的影响
科举制度对中国的影响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体现的是“公平竞争,平等择优”的原则。因分科取士而得名。
翻阅历史的浩卷,中国的科举制度最早创始于隋朝,于唐代被确立制度更加完善,在宋朝臻于完备,而明代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清代在沿袭明代的各种程式有所发展外,同时也是科举制度的终结,历经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科举制是一种重要的文教制度,它通过选士的途径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其中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
科举制度能在封建社会沿用多年,确有其可取之外。
首先,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凤”,平民百姓与政治几乎无缘;汉朝以“察举”和“征辟”制取代世袭制,这自然是历史的一个进步,但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徇私舞弊,结果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等严重问题;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出
元旦周记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进入仕途,但中正官到后来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员的唯一标准,实际成为大地主、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结果。这些制度的共同特点是依赖地方官吏发现和推存人才,选才授官的大权掌握在士族地主手中,一般庶族地主难以出仕从政,这就严重地阻碍了封建统治基础的扩大和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隋唐以后,实行开科取士,打破了豪门士族垄断选官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士人能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通过严格的考试入选为官吏,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从而使科举选官成为巩固皇权的工具。
其次,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流动。科举考试不再唯门第、财产是问,注重士人的知识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相对平等的竞争性,从而为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在科举制度下,官僚和富家子弟凭借其广泛的社会关系、雄厚的财力和长期积淀的文化基础而成为科举队伍中的重要力量,但由于科举考试程序的相对严密和应试对象的全民性,平民家庭出身的较之前者,其改变社会地位的愿望更为强烈,因而所下工夫往往更多。“十年寒窗苦,金榜题名时”,其获隽的机会相对较多。可以说,从唐至清,科举制度一直是促进社会下层士人向上层流动,导致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力量,不断的定期的开科取士,使得士人阶层不停地吐故(进入官僚队伍)纳新(接纳新的生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官僚队伍的新陈代谢。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饱学儒家经典的士子进入官僚
队伍,可以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来自社会下层,了解民间疾苦和吏治利弊得失,在施政时能给僵化的官僚体制增添生机,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减轻腐化,抑制腐败。
第三,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无不与此有关。如北宋的吕蒙正自幼被其父赶出家门长期居住山洞过着饥寒生活,他则发奋读书而高中状
元,极善理政治国,成为宋初名相;范仲淹自幼家贫,进士及第后官至宰相,大有作为,享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的盛誉;南宋状元文天祥的先祖未曾做过一官,一家人长期身居低层,他入仕后,丹心报国,壮烈就义,成为千古传颂的民族英雄;清代乾隆年间的陕西状元王杰、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特别是王杰在朝为官40余年,官居高位,刚正廉洁,一尘不染,伸张正义,最恨邪恶,嘉庆皇帝惩办贪官和珅时,王杰是主审官。王杰是后世公认的乾、嘉两代名臣。因为他们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掌握治理国家的有关理论知识,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使官僚队伍保持较高的水准,也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
第四,读书一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科技的繁荣。宋初对科举制的改革,最终取消了门第限制,逐步扩大了取士范围。科举应试范围的扩大,直接鼓励了世人读书的热望,再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和带动,
读书遂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一。社会上具有文化知识的人大量增加,范围已不限于地主阶级,城镇一部分商人和少数富裕农民也有了一定的文化。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入仕,入仕的途径,主要靠科举,科举制已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文化心理,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科举成为最吸引人的事业,读书成了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活动科举及第与否成为人生极喜极悲的重大因素。"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成为当时世人对科举制的一种普遍心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形象的写照。科举制遂成为读书和做官之间的中介,它极大地调动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读书热情和应试勇气,从而也促进了当时教育的空前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与此相关的印刷业的发展。
我们再看看科举制度的负面影响。
其一,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答卷文体规定采用八股文体,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均有严格规定,若有不对,即不录取。八股文体始于明代,它的出现是明代统治者加强思想专制的产物,使读书人专心致志去读圣贤书,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异端邪说”,也是在科举考试实际应试、评卷和录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程式。它在科举考试中曾发挥过特有的作用,如防止作弊、易于评审,一定程度上能考验士子的基本功等,但它本身的弊端也很严重:应试者必须依样画葫芦,按照规定的程式作文,文字的运用受到很大的限制;文章的内容必须依照规定的传注,代圣人立言,思
想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士子们为了中举入仕,不得不将大量精力花费在研作范本上,所以一直受到人们的批评。梁启超从救亡图存出发,痛斥八股误国害民:“民之愚,国之弱,皆由于此”。
其二,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考八股文,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
最后,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科举制度对于稳固封建统治虽有不少功能,但在推行过程中,它自身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到了近代,由于世变之亟和民族危机的严重,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也越来越突出。因此,作为传承封建文化和稳固封建统治的科举制度日益不合时宜,并成为阻碍社会思想文化发展进步的障碍,最终被予以废除。
不可否认,科举制度的废除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它的废除,中断了传统政治运行的轨道,加深了封建统治危机,砸了数十万举贡生员的饭碗,断绝了他们的生路。由于国家财政困难,拿不出很多钱来作必要的安抚补救,而民间各业因摊派赔款,早被搜括无遗,也根本无法安臵吸纳这些士人。中国士绅阶层遇上了从未有过的如此严重的生存危机。在这种时代的大恐慌面前,士绅们不得不在有限的社会空间内另谋生活。家境好的,出国留学;等而下之的投考各类专门学校;实在无钱的只好来个“秀才当兵”,参加新军。士绅阶层的窘境,使它们失去对政府的向心力,也使政府失去赖以支持的阶级基础。此后,士绅阶层把目光和精力投向地方,借清政府开办新政之机,利用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声望,加紧同地方政治势力的联结,插足地方政治及各项公共事业,发展和壮大自已的力量,直接同清朝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清末立宪势力的扩张,立宪运动的高涨,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即它与士绅阶层背离清朝中央政府的政治倾向是分不开的。士绅阶层中的一小部分人由于对清朝统治失去信心,干脆投身革命。士绅阶层的上述政治倾向为清政府所始料不及,他们对清朝统治的向背,直接决定了王朝统治的命运。
圣诞节开幕词东北白酒科举制度的废除还造成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在科举制度下,与“读书作官”“学而优则仕”相辅而行的,士绅还以“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为己任。他们重义轻利、求仁求智行为举止在社会上具有示范作用。但科举废除后,随着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增高,资本主义制度下追逐私利日益为社会所承认,日渐成为当时社会个体行为取向的标准。士绅功名身份的失落虽有助于社
会价值取向的转移,但传统的“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念日渐被“嗜利忘义”的风尚所取代,由此导致官场腐败的加剧,社会关系长期对立与无序,其影响至今还是显见的。
科举制度的废除,虽然摧毁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等级制度,但由于士绅阶层的瓦解,使社会上层与下层、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界限更加固定,对社会的整合功能造成长期的消极影响。科举制度曾为传统中国社会上、下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提供
了可能,虽然这种流动能力极为有限,但对民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它使皇权与绅权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中国社会也因此保持秩序的长期稳定。科举制度废除后,社会没有适时地提供替代性的制度,以致社会上下层流动局面不复存在。士绅阶层被迫向其他社会阶层分途流动。在清末,商人地位虽然上升,但并未登上历史舞台,由于基础薄弱,难以左右政局。新兴学生体当时也缺乏社会根基与地位。这些都造成了整个社会向心力的下降,社会整合功能的减弱,从而从根本上加深了清朝统治的危机。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第六年,清朝就灭亡了。
说到科举文化对我们今天社会的启迪,我想说三点:
一是,科举制已退幕百年,我们需要的是,把科举考试制度放入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来加以理智地考察,目的是抛弃它陈腐僵化的东西,吸取它合理积极的因素。应该说,科举制度中以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基本方法,其合理性是不能随着这一制度的废除也一并否定的,考试选人在历史上无疑是值得肯
定的,因为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为因素,使得选拔更具客观性。千百年的历史说明,考试还是选拔人才较为成功的方法。不论是古代历史上,还是“”期间,考试都曾多次遭到废止,但最后又都不得已恢复。“”时废除高考,拾起一千多年前就已淘汰的推荐制度,结果一塌糊涂。因此说,考试是经过历史反复检验并且在今天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
二是,在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形成了一系列考场规则和考试方法,诸如对出题判卷考官的锁院隔离制、对考生衣着用具的搜检制、对考卷的糊名弥封制等等,都是防范科场舞弊的有效举措,有些做法至今仍得到借鉴和沿用。而历史上按不同地区划分录取名额的规制,实践已证明对促进不同地区的文化发展是有益的,今天的高考仍继续实行不同省区录取的定额制。这样看来,科举文化确有不少值得继承的积极因素。
三是,科举考试最终走进了死胡同,关键是它内容的陈腐和方法的僵化。因此,今天的各类考试,特别是高考,应该对其内容和方法不断地革新调整,以确保考试制度能够选拔真才,并促进全社会的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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