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展阶段更替的高度理解和评价改革开放三十年
从历史发展阶段更替的高度理解
和评价改革开放三十年
胡承槐
[摘要]改革开放30年，已将中国带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轨道，这一历史轨道是现代的世界性的走向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历史轨道，亦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固有的传统力量所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进而，从中国3000多年历史发展阶段更替的高度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现今的改革开放是中国3000多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伟大历史事件。
穆鲁掉落[关键词]改革开放；历史趋势；理解和评价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8(2009)02-0016-04
如何理解和评价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巨大进步?在看到广大民众已摆脱饥不裹腹的饥饿状态，人民开始过上小康或富裕的物质生活；看到快速增长的经济总量使中国在全球的GDP 排位前进到第三、四位的水平，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看到社会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意识形态0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在看到这一系列巨大历史性成就的同时，还需我们透过这些感性的表象，将这30年的经历放置在2000年、3000年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框架中，从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更替的高度来理解
和评价改革开放的30年，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历史本质性意义，明了我们从哪里来、现在怎么样、将会去哪里?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属性及对近现代的影响
认知和评价改革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其首要的一项学理工作是要对这一特定时期的前历史时期有一种科学和理性的认知。通俗地说，就是说先搞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如果说短暂的秦皇朝终结了远古中国的封建(封土地、建诸侯)社会而开启了2000多年的官僚帝国历史阶段，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改革开放30年，最为本质的历史性意义可能就在于它将引领我们真正告别传统中国的/官治0社会，而走向现代法治社会。所谓官治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即自秦以来的2000余年中国社会的基本属性，既不是封建主义社会，亦不是人治社会，更不是法治社会，而是/官治主义0的官治社会或官僚帝国社会。首先，相对于封建主义是以贵族领主为首和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家阶级为领导阶级的社会，相对于法治社会是以公民社会为社会基础的社会而言，官治社会是以官僚集团为首的仍旧保有身份等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官)))民0二元结构，官治民、民从官是全部社会关系中最为本质和核心的关系，其他社会关系都应从这一关系出发来予以说明和解释；其次，透过天下为公的意识形态动员的表象，官僚集团以国家的名义垄断和控制整个国家主要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决定着这些资源的具体分配，操控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乃至个人生活的私领域(比如，官僚集团的利益和偏好成为
整个社会运转的核心动力)；第三，在/官)))民0二元结构的总体框架内，统治集团内部按官爵高低划分等级序列，对统治对象则将士农工商的职业分野政治化、等级化，整个社会按等级身份分配权利和义务。
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传统官治社会的历史影响仍然存在。民国时期战乱多于和平，即使如此，在短暂的十年黄金时段(1927~1936年)，国民政府努力掌控整个社会及其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强化国家权力的企图便已充分显示，如国家对资本的节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到50年代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相继进行了/0、/社会主义改造0及/反右0等一系列运动，一方面对传统中国社会进行了重大改造。但另一方面，传统官治社会的基本特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复活，官治社会的后两个特征更是推向极致。1950年代构建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城市单位制度以及与之对应的户籍制度，使得国家权力的强度达到空前的历史水平，掌控着全部它所能达到的国土领域上的经济资源、人力资源以及思想文化资源;/官)))民0二元社会结构变得空前的简单化，传统的士大夫和乡绅两大中间环节不复存在，社会简单而又明了地被划分为农民、城市工人和国家干部三个等级，其中国家干部分别在农村和城市代表国家权力对应于农民和工人，同时在社会地理空间上又设置为工业和城市对应于农业和农村，国家干部和城市工人对应于农民，前者对于后者享有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优先地位和主导、支配权，其等级壁垒的森严和权利、义务分配差异的实际程度，较之于自秦以来的任何一个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换言之，在摧毁旧的社会之后，并没有选择现代宪政
政体和构建出法治社会的基本框架，而是在新的主客观条件下重构了一个国家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结构。费正清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帝王全面统治的中国传统的力量0、/以前建立王朝的知识和经验0；存在/大量有政治惰性的农村人口0¹。费正清的解释显然是合理的。这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前的20世纪，中国社会表象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和基本特性依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属于传统的,2000多年来的社会基本结构并没有被真正终结。
二、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在于将终结官治社会特性
与政治革命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改变一个社会的政治符号有所不同，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是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革，是一场深入社会内部的深层次变革，这场变革的历史性意义其历史高度绝不低于秦王朝/废封建、置郡县0，因为改革开放30年，已开始向世人昭示延续2000多年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官治主义属性将因此而被终结。
首先，国家权力的触角大幅度收缩，为构建整个社会四大权力结构的平衡体系腾出了空间。(英国学者迈克尔#曼曾将社会劈分为四大权力领域：政治权力领域、经济权力领域、意识形态权力领域和暴力权力领域，并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四大权力领域相对独立且权力平衡的社会。沿着迈克尔所指示的思路，依据中国的特殊国情，本文作者亦即社会理解为四大权力领域：政治的国家权力领域、经济权力领域、意识形态权力领域和个人生活私领域。)国家政治权力统摄一切是官治社会的重要属性。改革开
放恰恰是从这里开始的：从恢复高考到当前的/民主0推选、录用干部，有限度地开放社会政治精英队伍的选拔和补充；从有限地降低城市和国家对农村、农民剩余产品的汲取强度(联产承包责任制:/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自己的0)到现下对全部农业税的免除和对农产品收购的保护价；从最初的开放农贸小商品市场到现下的建立和完善各种金融市场、加入世贸组织；从最初的废除/思想罪0到现下的/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0；从最初的引进机器设备，中间经过引进企业管理经验，到现下的模仿/现代企业制度0、/产权制度0，再到西方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理论在高校、研究机构及媒体上的传播、辩驳；从最初的允许/嗽叭裤0穿着,
到现下的/隐私权0的广泛要求；等等。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国家政治权力从经济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和个人生活私领域的全面退缩，与这种退缩相对应的却是经济领域的资本与劳动的自主权力、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自主权力和个人生活领域的个体自主权力的快速增长，这些自主权力虽说还不能与国家政治权力相提并论，但已获得相对独立的自主空间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增长与扩张的势头依旧强劲。
其次，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已初步成形，并因此而产生社会阶层结构在法理层面上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在改革(内部)和开放(外部)双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计划经济体制急剧地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随着这一转型过程的不断深入，社会阶层的职业分化和经济地位层级的分化不断加速，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已成雏形，已形成几乎所有的现代社会阶层的层级，且新产
牛年吉祥语生的社会阶层相互间的流动在事实上可以通过赎买或地位上升的路径实现；另一方面，传统的依托于国家权力强制的户籍制度、等级制度依然存在，进而形成按职业和收入划分的社会/自然0结构与按身份划分的社会/人为0结构的冲突，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民众对人权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冲突越来越显性化，也越来越严峻。
社会阶层的结构性矛盾对传统的身份等级制度和政治权力的垄断，提出前所未有的真实挑战:(1)资本的自由要求和平等要求对国家资本的政治属性和垄断性质、国家权力意志对资本的歧视性政策提出质疑和挑战;(2)8~9亿农民尤其是对权利和义务不对等体验最为深切的/农民工0，提出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求废除身份等级制的政治压力愈来愈强烈;刑拘的条件
(3)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民众主体意识的增强和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民众要求参与政治的潜在压力增强，尤其是新近产生且会继续不断地大量产生的社会精英对政治参与的渴望(比如每年数百万高校毕业生参加公务员考试)带给执政者垄断国家政治事务的压力，比任何一个时期都大º。而这些挑战概括起来讲，在本质上都指向这样一个目标：颠覆官僚阶层对全部社会权力的垄断，颠覆社会的官治属性，要求营造现代公民社会及其公民社会的自主权利。
三、30年改革开放的现实意义在于将开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影响并决定一个社会其历史发展走向的基本因素无非是：历史传承、当下的客观和主观状况、外部文
明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是超稳定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史传承的力量极为巨大，这不仅是因为历史传承限定了人们得以继续前进的客观物质条件，更是因为历史传承俘获着人们的主观意识。故而，尽管民国时期的国民党人和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者接受过西方现代文明及马克思主义，确有走出传统官治社会的主观愿望，但在他们的整个知识体系中，传统知识所占的比例更大、更为顽固，他们在接受外来思想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从既有的传统知识方面出发进行理解和注释，所以，他们在推翻了帝制的官治社会之后，却又复制了没有皇帝的官治社会的/官)))民0二元结构，也就在情理之中。从这个视角来看，改革开放30年的现实意义，并不限于秦晖先生所说的/走出负帕累托0改进»，而是对现实状态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双重改造。在客观方面，既有新的工业生产力的最初引进到自主研发，又有整个工农业生产方式的全面变革，直至现代市场体系的构建。在主观方面，从最初的拨除意识形态迷雾(如对两个/凡是0的否定)到常识的回归(如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科学理解，对物质利益的尊重，对市场体系的/价值中立0的评价等等)，再到向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开放(不会全盘接受)；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一个创新的历史阶段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已初步形成而且还在不断的加强之中。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开辟新的历史阶段需要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历史主体的看法，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现实
意义正在于它给中国历史创造了并还在继续地创造着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社会历史主体，且这个新的历史主体是全民性的而不仅仅是阶级性的，是全体国民从旧的历史主体逐渐地转向新
的历史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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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的改革开放将为中国历史发展开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必然性还在于它以和平的方式将中国全面融入/世界历史0的进程之中，融入现代社会：从沿海到内地、从城镇到农村、从生产到生活、从物用器具到精神意识,,。现代社会最为根本的特点是人权的高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权是无产阶级进而是全人类获得解放的本质依据¼。其具体表现则有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和公民社会基础上的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等等。而当我们真正融入/世界历史0过程之中，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亦就开始了，原来的那种封闭的地域史亦就行将作古。
传统官治社会的影响与现代社会的成长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在不断消除传统官治社会属性的同时，亦在不断推动着我们融入现代社会。改革开放愈是深入，融入现代社会的程度亦就愈高，反之，现代社会的因素、成分愈是增长，改革就愈是完善，开放就愈是健全。从当前现代生活方式之普遍受到民众的接受状况来看，从现代社会成长与改革开放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来讲，回到传统官治社会体制已无可能，改革开放引导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已不可改变，其可能的变数只在于速度的快慢、社会转型的震动强度的大小以及变革的自觉性的高低。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设想一下,13亿国民普遍而强烈的人权要求是哪种力量可以阻挡得了的?在经济自由力量和国家行政管制力量之间何者更具有生命力、更符合当今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在公民的政治、法律权利的平等要求和身份等级制度约束之间何者将最终胜出?将思想自由与意识形态钳制相比较，
何者更能赋予民族、社会和个人以活力?在地域限制与迁徙自由之间选择，何者更合乎人的生活的本质规定性?显然，答案是自明的。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30年，已将中国带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轨道，这一历史轨道是现代的世界性的走向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历史轨道，亦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固有的传统力量所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进而，从中国3000多年文明史进程的高度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现今的改革开放是3000多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伟大历史事件。
注释:
教师个人成长计划¹5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6，谢亮生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º参见拙作5当前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与构建开放政治体系简论6,5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62005年第4期。
»参见秦晖:5/中国奇迹0的形成与未来6,5南方周末62008年2月21日。
¼参见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6第1卷，第465~466页；拙作5论马克思的社会解放理论与现代民主政治的构造6,5哲学研究62000年第10期。
(本文作者浙江省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杭州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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