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亚洲金融危机肇始于货币危机，并在短时期迅速危及全球金融市场，从而引发了经济危机，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其政治影响亦不容小觑。此次金融危机之爆发，其原因是极其错综复杂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因; 既有表面现象层面的原因又有深层本质层面的原因; 既有直接原因又有间接原因又有间接原因; ;
既有金融、经济层面原因，又有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原因；既有区域性、全球性共同的原因又有当事国自身独特的原因。我们只有对各种因果联系进行综合、系统分析研究，从金融、经济、制度三个层面层层追本溯源才能更加接近客观实际。
1 金融层面
1． 1 国际游资的投机
亚洲金融危机，引爆点在泰国，是以索罗斯为首的量子基金对泰铢进行外汇炒作，击溃其固定汇率制来获取超额利润而引发的，具有浓厚的国际金融资本或者国际热钱进行货币投机的彩。但是国际投机因素不是主要因素，只是危机发生的导火线。从1995 年起，泰国房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呆帐、坏账等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出口增长率大幅降低，国际收支失衡现象严重，有“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
风满楼”之不吉之征兆。楼”之不吉之征兆。1996 1996 年，由于电子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需求下降，泰国出口从1995 年的年的222222．． 5%直降到直降到直降到3%3%3%，经常账户逆差急剧扩，经常账户逆差急剧扩大和金融市场日趋动荡不安。国际投机家敏锐地捕捉到战机，国际投机家敏锐地捕捉到战机，发现泰国具备可被攻击的绝好条件发现泰国具备可被攻击的绝好条件发现泰国具备可被攻击的绝好条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并且泰铢被高估并且泰铢被高估; ; 其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已相当高，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已相当高，而且有离岸金融市场而且有离岸金融市场而且有离岸金融市场; ; 为了遏制物价、为了遏制物价、工资膨胀和吸引外资，工资膨胀和吸引外资，工资膨胀和吸引外资，泰国政府维持高利率，泰国政府维持高利率，泰国政府维持高利率，这又进一步推高了泰铢这又进一步推高了泰铢这又进一步推高了泰铢; ; 金融自由化比较彻底，资本项目开放过早，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畅通无阻等。在外汇储备大量流失后，被迫一再扩大汇率波动幅度，最后弃守固定汇率制度，任由汇率自由浮动，结果泰铢汇率全面下跌，货币危机遂酿成，进一步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1． 2 盲目盲目的金融自由化
20 世纪世纪80 80
年代开始，东南亚多数国家或为了稳定国内的统治，或为了实现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同时受发达国家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亦步亦趋，陆续开始启动了以金融自由化为
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在国内经济基础不牢、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和宏观经济管理、调控能力不足、金融监管体系漏洞百出和金融监管能力低下的情况下，罔顾本国之实际，急于模仿西方以求赶超，盲目推行金融自由化，过早对外开放了其尚未成熟的资本市场，过度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管理，为国际游资的大进大出地频繁流动和投机攻击行动提供了可乘之机。菲律宾于攻击行动提供了可乘之机。菲律宾于1962 1962
年宣布取消外汇管制，甚至比许多西方发达国家还早，至少不比他们晚多少。①1986 年，出台了允许外资利润自由汇出等措施。了允许外资利润自由汇出等措施。马来西亚于马来西亚于马来西亚于1986 1986 年，通过立法和政策，通过立法和政策，提高了外国投资者在本国股份公司允许持有股权的比例，提高了外国投资者在本国股份公司允许持有股权的比例，提高了外国投资者在本国股份公司允许持有股权的比例，其后，其后，又出台政策，允许自又出台政策，允许自1991 1991 年10 月起，将投资银行接受一般定期存款的最低起存点降为20 万林吉特。印尼于万林吉特。印尼于1986 1986
年亦放松了对资本账户的管制。泰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展开了以夺取地区性金融中心的地位为目标的激烈竞争，从20 世纪世纪90 90
年代起，开始加速开放了资本账户，到本账户，到1994 1994
年，则完全实现了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其金融市场基本完全开放。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虽
然方便了国际资本的流入和流出，从而使泰国公司能够自由、容易地获得资金，但却失去了抵御国际投机家攻击的最后一道防线。
1． 3 金融监管不力
“金融监管不健全、金融资产质量差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又一重要原因”。东南亚诸国不仅金融监管体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而且金融监管不力，比如，对金融业疏于管理，特别是对金融业的市场准入没有规范的管理；对信贷的约束比较少，导致银行信贷规模扩大过快，并且借款者通常缺乏偿债能力，违约风险较大；对金融业的财务状况也缺乏必要的、审慎的监管，
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种违规、违法行为等。特别是，泰国等诸国的中央银行放松了对外债的管理、监控，致使商业银行等市场主体大量举借短期外债，这些短期外资的大量流入也加剧了经济的泡沫化，大量严重的不良债权也就难以避免。②从理论上讲，不良债权如果过高，一方面，会导致各类市场主体对本国银行的信心动摇，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发生支付困难，丧失其融资中介的正常功能，实物经济也因无法得到融资而步履维艰，从而陷入混乱和危机; 另一方面，将会使外国投资者对该国经济金融产生信任危机，而且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又会下调该国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乃至对主权国家的信用评级，从而诱发或进一步加剧外资的抽逃和该国货币的抛售风潮，进而引起国际收支危机和货币危机。收支危机和货币危机。
1． 4 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不健全
曾几何时，高储蓄、高外债、高出口、高投资和高增长政策确实导致亚洲经济高速增长，乃至世界银行对其推崇有加。但是，相形之下，东南亚各国的金融业，尤其是商业银行发展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缺乏现代金融机构的市场独立性，特别表现在长期受到政府的过度干预和权贵资本家的操作。一是政府制订了工业发展计划对银行的经营活动进行过分干预，规定银行须对企业提供大量政策性扶持贷款，商业银行失去自主经营权、独立性和防范贷款风险的积极性，从而不仅导致了企业预算软约束，而且导致了银行信贷软约束，必然会积累大量不良资产。二是东南亚诸国金融垄断程度高，资金配置权力过分集中( 见表1) 。高度垄断的银行体系，由于竞争性市场缺乏，其行为不存在有效的约束，这将金融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剧减，无形中加大了银行体系中的道德风险，从而导致呆帐、坏账等不良资产不合理增加，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三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极其严重，国有银行的行长和其他高级经理均由政府任命，银行贷款的去向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常常由政府高级官员和大企业之间的幕后协商决定，银行的风险管理系统在权力和资本的勾结中无能为力。和资本的勾结中无能为力。
1． 5 汇率政策出现失误，使国际投机资本有机可乘
20 世纪世纪60 60
如何做水煮鱼年代以来，美元频频爆发危机，美国采取高利率政策以稳定美元霸权地位，美元对西方主要货币在经历一段升值以后，自1985 年以来，又大幅贬值，由于东南亚国家大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其货币间接或直接与美元挂钩，因此，美元的贬值使他们的货币对西方主要货币也贬值，这就大大增强其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但是固定汇率制度存在一个最大缺点是在钉住国的货币与被钉住国的货币完全形成了联动关系，甚至是依附关系，前者随后者的波动而波动，钉住国失去了采用汇率政策这个工具来应付国际经济及国内经济的变化，并且还必须随时为保护固定汇率制度而战，此项成本不菲。1995 年以来，“新经济”时代来临，美国经济复苏，进入经济持续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的黄金时代，因此美元开始升值，并且美日协定允许日元贬值。由于固定汇率制度，美元的升值带动了与美元挂钩的东南亚各国货币一起升值，加之日元的贬值，大大损害了东南亚各国的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结果，自1996 年以来，这些国家出口增长率停滞不前，而进口则激增，贸易及经常项目产生了巨额赤字( 表2) 。“当东南亚国家贸易赤字增加、货币实际贬值时，他们没有及时调整汇率，依然维持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引起投机者抛售本币，抢购外汇，迫使中央银行宣布实行浮动汇率，让本币贬值。这是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2 经济层面
2． 1 过分依赖外资，追逐脱离本国人民需求的高增长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赶超发达国家，是经受各种劫难的发展中国家各阶层的急切愿望，更是掩盖社会政治矛盾、拖延社会政治问题、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一种手段。为了维持高速增长以遮百弊，无所不用其极，乃至杀鸡取卵，当国内资源和条件难以为继时，则高筑的外债维持不可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
( 1) 东南亚各国外债总额和余额庞大、外债结构畸形。从表3 可以看出，印尼和泰国的外债总额在仅仅五年中增长了接近一倍，毋怪乎，它们是金融危机中罹难最为严重的两个经济体。它们是金融危机中罹难最为严重的两个经济体。1997 1997 年，东南亚各国外债余额占年，东南亚各国外债余额占GDP GDP 比例基本上均高于比例基本上均高于30% 30% ～ 35% 的国际标准，也高于的国际标准，也高于拉美地区平均拉美地区平均37%37%37%的水平，更高于中国的水平，更高于中国的水平，更高于中国18%18%18%的水平。同时，其外债结构亦极其不合理，非常畸形，东南亚短期外债比例平均高达的水平。同时，其外债结构亦极其不合理，非常畸形，东南亚短期外债比例平均高达62%62%，以短，以短期外债为主体成分，不仅会造成短期还本付息的压力，而且不利于形成资本和生产力期外债为主体成分，不仅会造成短期还本付息的压力，而且不利于形成资本和生产力. .
马来西亚、泰国，特别是印尼、菲律宾的负债率均大大超过30% 的安全线，印尼和菲律宾的外债率亦皆超过的安全线，印尼和菲律宾的外债率亦皆超过100% 100%
的安全线，印尼的偿债率亦突破了率亦突破了30% 30%
的临界点。但是，各国政府对此没有充分关注并采取降低风险的措施。外债、特别是 短期外债负担过重，会导致本国货币对外汇率有贬值的压力，为了保障固定汇率制的正常运转，必须动用本国积累的外汇储备加以弥补，外汇储备备受压力，一旦外汇储备枯竭，该国货币贬值将不可避免。
( 2) 政府、银行、企业等大肆向外举债，急功近利，高负债经营，投资结构不合理。东南亚各国政府对如何有效利用外资并没有长期战
略规划，对外资的投向领域缺乏明确的政策导向，没有有效的引导和指导。首先，所吸收的外资中短期资本所占比例过高，甚至“借入短期贷款，贷出长期资金”，利用外国短期资金向各行业进行长期投资、形成长期资产，资产负债严重错配，极大地损害了经济稳定性。譬贝字旁的有什么字
如，如， 1996 1996 年，泰国利用的短期资本占资本流入总额的年，泰国利用的短期资本占资本流入总额的年，泰国利用的短期资本占资本流入总额的535353．． 2%。短期资本盈利性和安全性低，投机性和流动性很强，对市场波动比较敏。短期资本盈利性和安全性低，投机性和流动性很强，对市场波动比较敏感，政府政策、金融市场稍有风吹草动，便立即撤离，寻求新的安全资产，引发一国汇率剧烈下跌、国际外汇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乃至危机。其次，利用外资形成的投资结构极其不合理，其主要不是能增强本国经济的发展，其主要不是能增强本国经济的发展，形成偿债能力的实体项目上，形成偿债能力的实体项目上，而是投资高利润、高风险、投机性、虚拟性的房地产、证券等产业，形成了泡沫经济。一般来说，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在其开发初期，资本回报率相对于成熟市场来说比较高，对在全球范围内逐利的国际资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回报率下降到一定程度，这些资金便纷纷撤离，尤其是流入房市和股市的资金更容易套现，引起金融市场动荡不安。
( 3) 对外依存度太高，出口结构单一。亚洲诸国鉴于进口替代战略之难以短期见效，不符合比较优势，纷纷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罔顾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直接瞄准和服务国际市场，对欧美市场高度依赖，乃至依附，他国市场需求和国际市场需求的波动对其出口和国民经济关乎甚大。除了印尼，东南亚各经济体的出口依存度指标皆超过30%30%，而美国和日本相形见绌，分别只有，而美国和日本相形见绌，分别只有，而美国和日本相形见绌，分别只有77． 7%
和8． 6%， 另外，东南亚各国出口集中系数也是相当高。1996 年，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其中电子产品价格更是剧烈下降，加之其贸易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过大，加之其贸易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过大，东南亚各国出口呈现出大幅度滑坡的趋势，东南亚各国出口呈现出大幅度滑坡的趋势，东南亚各国出口呈现出大幅度滑坡的趋势，其出口增长率跌幅约介乎其出口增长率跌幅约介乎其出口增长率跌幅约介乎5% 5% ～ 25%之间，
之间，GNP 增长率则普遍下降了长率则普遍下降了1 1 ～ 2 个百分点。各经济体贸易逆差在短期内急剧增加，许多出口企业销售不畅，陷入艰难困境，银行坏账亦因之大个百分点。各经济体贸易逆差在短期内急剧增加，许多出口企业销售不畅，陷入艰难困境，银行坏账亦因之大大增加，这些均为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
2． 2 宏观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虚拟经济与实体宏观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虚拟经济与实体
宏观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虚拟经济与实体 经济错配经济错配20 20 世纪世纪80 80
年代以后，亚洲各经济体泡沫化严重，贷款与高消费导致了经济的虚假和非理性繁荣，这掩盖了宏观经济的真实发展状况和结构性失衡，使企业和银行等市场主体迷失了方向，急剧扩大其资产负债表，导致了不良资产、呆坏账剧增，这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而亚洲泡沫经济更大的致命伤在于银行坏账、内外债务、产业结构问题和权贵资本主义纠缠在一起。在20 世纪世纪80 80
年代后期到90 年代初期，日本进入“平成景气”时期，经济泡沫化严重，日本国内工资水平不断攀升、日元强劲，日本企业大量输出资本，投资于亚洲新兴经济体，对其他国家投资主体也有很强的带动效应。东南亚各国纷纷借鉴日本经验，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吸引国外投资以保持经济高增长的态势。由于各国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缺乏内生增长动力，其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没有大的提升，又竞相增加产能，结果，这导致了结构性生产过剩。从1995 年开始，各国出口增长率乃至出口本身普遍下降，大量产品无法售出，大量积压，贸易赤字激增，造成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的巨大压力。例如，1997 年前年前10 10 个月，韩国的十大主要出口产品出口下降了5%5%，而第四季度，其，而第四季度，其钢铁、汽车、半导体的库存增加率分别高达8484．． 9%，4343．． 1%和3535．． 7%。资本过度的投资导致许多行业产能过剩，导致了投资收益率降。资本过度的投资导致许多行业产能过剩，导致了投资收益率降低和银行不良资产增加。产业资本在实体部门无利润或者利润严重下降时则会流向虚拟部门，经济过分金融化和虚拟化现象严重。 过多的银行贷款流向房地产和
股市过多的银行贷款流向房地产和股市: : 新加坡新加坡33%33%33%、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30%30%30%、印尼、印尼、印尼20%20%20%、泰国、泰国、泰国50%50%50%、菲律宾、菲律宾、菲律宾11%11%11%。从。从。从198619861986——1994 年，泰国股指从年，泰国股指从150 150 点升至1 600点，马来西亚由点，马来西亚由点，马来西亚由700 700 点涨到点涨到1 200 1 200 点，菲律宾由点，菲律宾由点，菲律宾由200 200 点升至点升至3 200 3 200 点，印尼由不到点，印尼由不到点，印尼由不到100 100 点升至点升至
600 点，香港点，香港199019901990——1995 年恒指从年恒指从7 000 7 000 点上升到点上升到点上升到16 00016 000点。③同时由于权力对市场的过分干预、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的无孔点。③同时由于权力对市场的过分干预、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的无孔不入，金融机构普遍存在“道德风险问题”，一味追求高收益，很少考虑资产的安全性、不关注风险管理。房地产及股票价格受价值规律的制约，“贵极则贱”，上涨到其基本面难
以支撑的水平则发生逆转并快速下跌，这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和不良资产数量随之迅速积累，在各经济体的银行系统中，坏账占贷款额的比例高达占贷款额的比例高达10% 10% ～ 20%。例如，泰国银行的坏账比例最高，接近接近20%; 20%; 印尼次之，约17%; 韩国和马来西亚居相比略低，均为均为16% 16% 左右; 而同期美国的银行坏账比例只有而同期美国的银行坏账比例只有1%1%1%。。1996 年，泰国银行呆账达到年，泰国银行呆账达到155 155 亿美元，亿美元，1997 19
97 年大约为年大约为300 300 亿美元，其中一半亿美元，其中一半
以上是房地产贷款。印尼银行贷款总额的20% 是直接投入房地产的，其中房地产造成的呆坏账1994 年、年、1995 1995 年和年和1996 1996
年分别占银行总贷款额的贷款额的12%12%12%、、1010．． 4%、8． 8%。③在泡沫退净后，留下的是经济失衡的烂摊子，银行信贷资金难以收回，外国资金纷纷撤离，金融运作。③在泡沫退净后，留下的是经济失衡的烂摊子，银行信贷资金难以收回，外国资金纷纷撤离，金融运作陷入困境，金融危机在所难免。陷入困境，金融危机在所难免。
2． 3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在生产领域，存在了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形成的分工和生产的国际等级结构，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居于金字塔塔尖，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欠发达、不发达国家到最不发达国家，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逐级下降。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逐级下降。在交换领域，在交换领域，也存在着不公正交换，发达国家能利用自身优势以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以高价销售高技术产品。东南亚各国由于国内人民收入相对较低，其市场比较狭小、封闭。日本虽然是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先驱，其在东南亚的主要角是资金、技术提供者，而其国内市场吸收东南亚各国工业产品的作用并不大。美国拥有巨大的市场，能为东南亚最主要的工业产品提供了销售市场。因此，亚洲各经济体在
工业化过程中，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性逐渐加深，基本上都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虽然亚洲国易，最终产品往往要销往美国市场。20 世纪世纪90 90 年代中期，美国分别是日本年代中期，美国分别是日本( ( 占总出口的出口的30%) 30%) 、香港、香港( ( 占总出口的占总出口的23%) 23%) 、韩国、韩国( ( 占总出口的占总出口的22%) 22%) 、新加坡、新加坡( ( 占总出口的占总出口的19%) 19%) 、台湾、台湾( ( 占总出口的占总出口的26%) 26%)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 ( 占总出口的总出口的21%) 21%) 、泰国、泰国( ( 占总出口的占总出口的21%) 21%) 和印尼和印尼( ( 占总出口的占总出口的15%) 15%)
的第一或第二大出口市场，是中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 排在香港和日本之后，占总出口的本之后，占总出口的18%) 18%)
。④亚洲经济从某种程度上是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运转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一部分，亚洲对美国、美元依赖、依附程度非常高。从20 世纪世纪80 80 年代开始，美国用美元买进所需的亚洲国家各类资源和商品，美国用美元买进所需的亚洲国家各类资源和商品，这造成了其经常项目逆差，这造成了其经常项目逆差，东南亚各国再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及其他金融资产。美国通过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虚拟经济部门，从全球吸收资金，以资本项目顺差弥补经常项目逆差，推动了本国虚拟经济和新兴产业发展。在这种全球美元环流机制中，一方面美国高负债获得了廉价的融资途径，掩盖和延缓了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不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过多的资本供给也压低了全球金融
市场的利率水平。在世界经济中形成了发达国家的低储蓄、高消费，新兴经济体的高储蓄、低消费这样一个脆弱的相互依赖的共同体，这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具体表现。这种循环回
流机制和经济失衡造成中心国家流机制和经济失衡造成中心国家( ( 美国美国) ) 流动性泛滥、外围国家流动性泛滥、外围国家( ( 亚洲各经济体亚洲各经济体) )
流动性泛滥、全球性流动性泛滥。货币回流造成美国流动性充裕，要么刺激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要么催生泡沫经济。外围国家国内充裕的流动性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增加财富。当旧的比较优势失去，而又不具备新的比较优势时，国内流动性流向实体经济会导致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产品不具有竞争力，流向虚拟经济会导致严重的泡沫经济，泡沫破灭，金融危机爆发。同时过剩的全球流动性在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形成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在较大程度上助长了亚洲各经济体泡沫经济的形成、发展与破灭。
2． 4 亚洲和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
长周期又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主要描述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为期50 ～ 60 年的长周期波动，长周期理论主要由范·盖尔德伦、康德拉年的长周期波动，长周期理论主要由范·盖尔德伦、康德拉季耶夫开创。其后，熊彼特提出了“技术创新论”来解释长周期的内在机制，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乃是一个“创造性毁灭过程”; 某个时期某些重大技术创新开始涌现，随后企业家开始投资，投资日益高涨，最后技术创
新潜力枯竭，投资开始衰落，经济亦随之萧条。他据此把到他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分为三次长周期，这种以基本创新为动力的周期运动恰与康氏的长波基本一致。由熊彼特开创的技术创新的长波理论是研究长周期理论的三大流派之一，德国学者G 门斯在其著作《技术的僵局》中，进一步发展了熊彼特的理论，提出基本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经济停滞则是由于其衰竭、匮乏，并且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的
长周期理论。他以长周期理论。他以174017401740——1960 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证明了基本创新活动大约发生在17701770年、年、年、1825 1825 年、年、1885 1885 年和年和1935 1935
年前后大量涌现，并汇聚成技术创新集，进而形成创新浪潮，在新兴市场的驱动下创新部门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新兴产业部门的竞争能力不断提升。产品创新的不断扩张会进一步推动工序创新和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新产业逐渐成熟，不断走向集中。在达到临界点时，这时创新部门在成长期所带来的高额利润趋于下降，这种产能相对于国内市场的需求会出现过剩，开始争夺出口市场，一旦出口市场开始饱和，甚至本国市场受到外来模仿者的威胁，就会出现“技术僵局”，增长迟缓，只有新的基本创新活动，才能够打破僵局。
通过技术创新的长周期理论来审视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新一轮长周期扩张大致在19451945——1966
年，亚洲经济的起飞恰好是始于战后世界经济长波的顶峰好是始于战后世界经济长波的顶峰( 20 ( 20 世纪世纪世纪60 60 ～ 70 年代年代
年代))这一时期。伴随着技术创新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 即西方发达国家与东南亚各国各国) ) 之间工业制成品同初级产品双向交换的，是创新浪潮从西方向东南亚的扩散过程。作为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坚的汽车、化工等产业、作为第三次技术革命先锋的新兴电子产业在亚洲迅速崛起是最为显著的例子。从20 世纪世纪70 70
年代开始，技术创新核心国家开始进入本轮长波的下降期，真正有增长潜力和活力的创新集一时匮乏，难以带动经济进一步起飞，结果其陷入了低增长、高通胀、产能过剩期，面对此情此景，核心国一方面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制度创新来为新的
基本创新积蓄力量，另一方面加大了对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输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南亚各国正是在这一技术创新国际扩散和国际产业结构转移背景下，才得到了产业升级、经济赶超的契机和动力，实现了经济高增长和所谓亚洲奇迹。在本轮技术创新扩散周期，西方—日本—亚洲其他国家雁阵模式持续了—亚洲其他国家雁阵模式持续了20 20 多年，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多年，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FDI FDI
迅速增加，发达国家在东南亚的经济战略，经历了一个从 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再到“能力输出”的过程。
19661966——1992 年期间，美、日两国在东南亚诸国的年期间，美、日两国在东南亚诸国的FDI FDI 累计额分别从累计额分别从131313．． 08 亿和亿和
亿和5 5 亿美元迅速飙涨到元迅速飙涨到322322322．． 45 亿和亿和亿和598598598．． 8 亿美元，增幅大约为亿美元，增幅大约为亿美元，增幅大约为25 25 倍和倍和119 119 倍。但是，这一技术创新扩散在持续了倍。但是，这一技术创新扩散在持续了20 20
多年后，“技术僵局”来临，美—日—亚洲其他国家扩散机制失灵，只有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和扩散以支撑东南亚诸国经济高速发展。只有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和扩散以支撑东南亚诸国经济高速发展。首先，首先，
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陷入深度、长时期衰退，难以充当亚洲领头雁，东南亚诸国都在努力竞相扩大产能，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产业结构的雷同。以电子产业为例，其结果却是恶性竞争、其结果却是恶性竞争、生产过剩、生产过剩、销售不畅、价格暴跌、贸易逆差在短期内急剧扩大，贸易逆差在短期内急剧扩大，这正是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的重要诱因。这正是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的重要诱因。其次，美国自其次，美国自199519951995年，新经济时代来临，新一轮创新浪潮到来，国内投资利润率提高，从而导致其对外投资从低回报的东南亚各国回流。年，新经济时代来临，新一轮创新浪潮到来，国内投资利润率提高，从而导致其对外投资从低回报的东南亚各国回流。再次，所谓“信
息革命”或者“新经济”需要以长期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乃至“思维革命”作为基础，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难以在短期内转移。结果，过去转移。结果，过去20 20
高速公路追尾年亚洲行之有效的创新扩散、产业转移机制开始失效，导致美国—日本—东南亚地区产业转移链断裂。 3 制度层面分析flash 动画制作
3． 1 亚洲模式的内在缺陷
亚洲危机表面看起来是上述金融层面、经济层面的因素导致的，但是其根源在于东亚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架构。对此，我们不应回避，而应该直面现实，以独立自由的批判精神深入反思。一般认为，亚洲模式最大特征在于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即以国家的力量来组织经济，引导产业升级并提高竞争力。亚洲模式在亚洲各国的具体表现形式又因地因时有所不同。但是，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和缺陷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
第一，社会经济文化因素造成的高储蓄率和高，社会经济文化因素造成的高储蓄率和高
投资率。从文化角度看，亚洲人民素有勤俭、忍耐的传统。勤俭使高储蓄成为可能，进而导致高投资进而导致高投资; ;
而忍耐则使亚洲各国政府权力过大，加上自由民主理念匮乏、不具备真正的法治精神，导致权力在主
导资源的配置、主导市场。
第二，亚洲中世纪彩浓厚，极权主义盛行，窒息了创新精神。亚洲在西方殖民入侵之前一直处于中世纪专制集权社会，在被西方强行拖入全球化和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没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洗礼和启蒙运动的启迪蒙昧，没有真正接受西方现代理念和现代精神，反而在西方殖民统治的压迫下，救亡图存压倒一切，东方文化中的专制集权因素正好迎合了这一要求。虽然，这些国家纷纷摆脱了殖
民统治，赢得了独立，但是国家非现代国家，政府非现代政府，人非现代人，理念非现代理念。 第三，大力推行和不断完善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市场化的进程和程度由权力主导，是权力基础上的市场化，自由市场经济先天不足，后天发育畸形，与西方的市场化有着根本区别。西方学者常常用“Crony capitalism capitalism”来描述亚洲特的资本主义。它与盎格鲁—”来描述亚洲特的资本主义。它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存在天壤之别。保罗·克曼认为，裙带资本主义是“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福利最大化”，在经济发展
的某个阶段这种合作可能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发展，但随之也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等“道德风险”，“它在损害整体经济的情况下培育了难以令人信服的私人利益，从而成为危机的根源”。
第四，有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国家制定发展战略与产业政策，甚至组建国有企业，直接介入市场，与民争利。这种国家干预与凯恩斯主义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亚洲国家的经济学家把它打扮成凯恩斯
主义，使国家干预更加名正言顺。因为凯恩斯主义是在自由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亚洲国家的国家干预是东方专制集权的延续或变种。
第 五，立足于发展外贸、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外向型经济，长期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亚洲国家劳动力要素丰富，资本要素匮乏，其他要素多寡不等，这种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实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这种模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权力勾结资本压榨劳动，其结果是劳动人民收入很低，国内消费不足，投资过度，严重依赖外国人民的消费，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模式; 甚至一些资源丰富的大国也采取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如果在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后，这种模式如果在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后，如果经济增长不建立在技术创新、如果经济增长不建立在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资源难以为继，环境难以支撑，人民难以忍受，外国人民的需求变动不居，难以预料。结果是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甚至是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如果政府强行干预，危机只会爆发的更加猛烈一些。机只会爆发的更加猛烈一些。
20 世纪世纪60 60 ～ 70 年代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带动的东南亚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年代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带动的东南亚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
艳碟门年代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带动的东南亚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在亚洲经济
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在亚洲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问题在于，当这一比较优势已达强弩之末而又未能进行技术、制度创新时，希望继续依靠高的要素投入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亚洲的高速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刘遵义研究发现亚洲新兴工业国高速经济增长并不是来自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而是来自于不寻常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长。保罗·克曼指出，东亚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贡献。亚洲模式在经济方面的一个突出缺陷是它禁锢自由思想，窒息了全社会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活力。
3． 2 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内在的重大缺陷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内在的重大缺陷
无论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还是在牙买加体系下，美国在其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下，虽然特里芬难题依然存在，美国处于一个是强势美元还是弱势的两难困境，由于美元充当国际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又摆脱了黄金的羁绊，美国可以不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做到左右逢源，追求本国最大利益，能够将经济政策集中指向国内目标，无所顾忌地长期实行相当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以维系美国国内的经济景气。结果通过固定汇率制度向东南亚新兴经济体输出了经济景气和通货膨胀，造成了后者国内经济过分膨胀、虚拟化和泡沫化，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机埋下了隐患。
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其国际收支持续大规模的逆差是一种必然的、其国际收支持续大规模的逆差是一种必然的、内生性的现象，内生性的现象，
真的对不起“特里芬难题”始终像幽灵一样在徘徊，挥之不去，世界经济在跌跌撞撞中前行。自20 世纪世纪90 90
年代以来，经常综合账户持续逆差是常态，而美国无需担心国际结算问题，因为美元不仅是最终的国际结算手段而且是世界各国的储备货币，美国以美元就能进行国际结算，不受外围国家之任何约束，不受国际法约束，以输出美元来弥补其国际收支逆差，从而使美国能够长期轻易地支配外国的商品和劳务，实现了资源和财富从外围国家的输入，这就是美国货币金融霸权的主要体现。与此对应，外围国家整体上呈现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两者之和大于零。随着20 世纪世纪80 80
年代经济和金融的日益自由化，新的全球化化浪潮来临，转型国家、展中国家纷纷改革开放，不断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外围关系也在不断变化。二战后至世纪之交，外围国家业已发生巨大变化，欧洲、日本逐渐从外围转向半外围、乃至中心，产油国也正向半外围转变，外围国家的角转到主要由东亚新兴经济体承担。美国日积月累的巨额经常性收支赤字，造成了美元滥发，导致了国际货币金融资本的不断膨胀和全球流动性泛滥成灾，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日益猖獗的金融投机活动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总结：综上所述，起源于东南亚，波及全球的这场金融危机，其原因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最直接的层次是与金融领域有关的各种因素，包括国际投机资本的外部冲击、当事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不健全、过分热衷于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不力、汇率制度的内在缺陷、短期外债过多、经常项目赤字过高，容易耗竭外汇储备等。中间层次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周期及国内经济失衡，特别是亚洲地区产业转移链的断裂，全球经济失衡
等。而更深层次的因素则与东南亚的发展模式、社会制度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弊病和弱点有关。而且这三个层面的因素又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因果链条。这场东南亚金融风暴是亚洲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过程中日积月累的一些深层问题和矛盾的总爆发，是对全球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的周期性调整，是多种内因和外因综合交织的结果，也深受国际大环境、区内中观环境和国内小环境的影响，既是一场“天灾”，又是一场“人祸”。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现在都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属于外围国家，从历史上看，两者有着相似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两者又有着类似的命运，鉴于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金融治乱兴衰之往事，有资于中华之治道与治术，“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三元悖论：允许完全自由的、使ZF 可以利用货币政策对付衰退——以货币反复无常的波动为代价——的浮动汇率制度；（2）以牺牲货币独立来确保货币稳定的固定汇率制度；（3）能把相对稳定的汇率同某种程度的货币独立协调起来，但却会带来其它问题的资本管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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