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共婵娟:中国文人的月亮情结
    文  许军
    月亮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意象,它也给小学语文教材带来了许多意味。以人教版教材为例,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李白《古朗月行》)的稚趣,也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的忧伤,还有清寒,如“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李贺《马》)“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宿建德江》)“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白居易《暮江吟》)……“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中国文人对月亮情有独钟,他们以款款深情和精妙神思,赋予了月亮丰富的变幻和内涵。
    爱情与月亮的关系始于嫦娥的传说,历代均有叠加衍化,风格各异。如:
    《诗经》的古朴:“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诗经·陈风·月出》)
    汉乐府的明快:“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汉乐府《白头吟》)刺激的虎狼之词1000句
    魏晋的通脱:“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曹植《七哀》)
    南朝赋的清丽:“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谢庄《月赋》)  ,唐诗的细密:“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杜甫《月夜》)
    宋词的缠绵:“恨君不似江楼月。”(吕本中《采桑子》)
    中国文化中关于月亮与爱情的作品,不但浩如烟海,而且形成了悠久的传统。在《西厢记》从唐到元的流变中,月亮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俨然成为莺莺、张生之外的“第三者”。唐代《莺莺传》中,崔莺莺赠予张生关键的一首定情诗是《明月三五夜》,其词日:“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生赴约莺莺,是二月初四,莺莺回访,是二月初八:“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会真诗》也是以月夜开头,渲染清幽的气氛,为爱情作铺垫:“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胧。”到金代的《西厢记诸宫调》,与爱情相关的几个重要相思场景,全部在月下完成,如张生初见莺莺:
小米路由器 配置    【中吕调】【鹘打兔】对碧天晴,清夜月,如悬镜。张生徐步,渐至莺庭。僧院俏,回廊静;花阴乱,东风冷。对景伤怀,微吟步月,都写深情。诗罢踌蹰,不胜情,添悲哽。一天月,满身花阴。心绪恶,说不尽,疑惑际,俄然听;听得哑地门开,袭袭香至,瞥见莺莺。
    月亮衬托张生了相思之苦。与莺莺相会的情形是:“似妲娥离月殿,如王母下瑶台”,“夜
静也无人窥窃,有幽窗花影西楼月”。月亮又渲染了相会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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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感受500字    至王实甫《西厢记》,月下场景尤多,张生与莺莺的相见,由《会真记》的二月初八改为二月十五,但见:
    【斗鹌鹑】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横空,花阴满庭;罗袂生寒,芳心自警。侧着耳朵儿听,蹑着脚步儿行:悄悄冥冥,潜潜等等。
    【小桃红】夜深香霭散空庭,帘幕东风静。拜罢也斜将曲栏凭,长吁了两三声。剔团明月如悬镜。又不见轻云薄雾,都只是香烟人气,两般儿氤氲得不分明。我虽不如司马相如,我则看小颇有文君之意。我且高吟一绝,看他则甚:“月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
    到了明代,汤显祖《牡丹亭》《玉簪记》等著名爱情戏剧,月光之下的花园均为爱情发生的理想场所,男女主人公或苦思,或传情,或幽会,或合欢,所谓“月下老人”“月下姻缘”之说,得以充分体现。
    爱情之外,亲情、友情与故乡之思,自然也与月亮息息相通。这因为,尽管远在天涯海
角,山高水长,音信不通,但在此时此刻,却可以看到同一个月亮;同时,月亮的圆缺变化,又相似于人事的悲欢离合,于是,文人情不自禁思念故乡、亲人和朋友。于是乎,就有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竞夕起相思”(张九龄《望月怀远》)的浑穆气象。“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的明白如话。“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的夸张而又可理解。“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也是情感尽在不言中。白居易的《忆下邦弟妹》:“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更是准确地抓住了见月思亲的心理原因,令人不得不服。
    从月亮引出人生哲理与感悟,这就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了。著名如曹操《短歌行》:“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但仍以唐代为多,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只相似”,抒发的是人世变迁的感慨;王维《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则是营造空寂宁静的意境,而这种意境,又与佛教禅宗的虚无观念相关。唐诗中的月亮,简直已经变成了诗人的朋友。李白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用月亮来排遣孤独;“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则以月明志。王维的“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竹里馆》),以及“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酬张少府》),则是用月亮也强化对孤寂的偏爱。宋人继承了唐人的拟人法,张先《天仙子》之“云破月来花弄影”便是一例。
    在这方面,苏东坡的作品尤其令人瞩目,特别是《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绝尘去俗的情志,高旷飘逸的境界,以及简明洁净的用语,绝非一般人所能达到,正如黄庭坚所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与此相类的是他的散文《记承天寺夜游》,不过一百言,高度凝炼,文瘦意肥,“月入户,欣然起行……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增加一人,而意境更加幽静、高洁,相当难得,简直妙绝。只有苏轼才能写出来这种文章,而写出来这种文章,也正使苏轼成为了苏轼。至《红楼梦》,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咏出“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是理想的抒发,也是人格的象征,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北方独有的塞外风光,也与月辉共生,相得益彰。“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出塞》),或“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或“大
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李贺《马诗》),厚重的历史与辽阔的边塞共同构成的背景下,月亮、沙漠、大雪浑然一体,构成了与故乡远若云泥的异域风光。在这里,人是多么渺小,心是何其开阔!“画图省织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杜甫《咏怀古迹》),“哪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岑参《宿铁关西馆》),故乡在哪里?何日是归期?“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卢纶《塞下曲》),战斗带来非同一般的刺激和快感。同为月光,此时的氛围是悲壮、孤独、雄伟、豪迈,与闺中之月、水上之月、庭院之月迥然不同了,即使是“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子夜吴歌·秋歌》)也相形见绌了。中国文人不但善于在南国的重重帘幕中浅斟低唱,同样善于在北国的风雪大漠中纵横驰骋。女性化的书生,可以一变为带剑的英雄,于此也可见月亮审美特征的刚柔相济。然而可惜的是,唐代以后,随着文化重心的南移,这类豪迈越来越罕见,至苏轼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已是想象中的强弩之末。所以,从北方逃到南方的辛弃疾、李清照等人,只能无奈接受现实,或“明月别枝惊鹊”(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或“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一剪梅》),去追随李煜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笛声明月楼”(《望江南》)了。“文章关气韵,非人力”(胡应麟《诗薮》),手无缚鸡之力的瘦弱诗人能左右得了历史的车轮吗?
    诗词曲之外,小说也喜用月亮营造氛围。《水浒传》中,不少情节发生在中秋、元宵等有月的夜晚,明朗的月夜衬托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和人们生活的欢快;《金瓶梅》《红楼梦》中,中秋赏月烘托团圆和美气氛,也暗示富贵荣华转瞬即逝,乐极生悲。《金瓶梅》二十四回:“西门庆在家,厅上张挂花灯,铺陈绮席。正月十六,合家欢乐饮酒。”一个流氓的泼天富贵,岂能长久。《红楼梦》七十五回中秋之夜,“恍惚闻得祠堂内桶扇开阖之声。只觉得风气森森,比先更觉凉飒起来,月惨淡,也不似先明朗。众人都觉毛发倒竖。”贾府真乃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也。同一个月亮,被作家用来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气氛。
洋气的女孩名字    “月亮情结”与中国传统美学对静观和柔美的追求直接相关。林语堂认为,“中国人的文化是静的文化,西洋人的文化是动的文化。中国重阴,外国重阳,中国主静,西洋主动。”“中国人的美德是静的美德,主宽主柔,主知足常乐,主和平敦厚。西洋之美德是动的美德,主争主夺,主希望乐观,主进取不懈。中国人主让,外国入主攘。外国人主观前,中国人主观后。”(《无所不谈·谈中外之国民》)月亮偏于阴柔、温和、幽静、神秘,反映着心灵空静与空间明净的审美趣味,正与中国传统审美追求相契合。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抑或是后来的佛教,都同样追求在静观、反思中摒弃尘俗,进入逍遥、自由、纯洁、安宁的完美境界,这种艺术境界就在恬淡而纯净的月中得到了充分表现。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及
其批评史可以清楚地发现,对赋比兴、温柔敦厚、得意忘言、熟参妙悟、婉约、含蓄、格调、性灵等美学品质的强调,是文人艺术形式追求的主要方面,月亮恰好是符合这种追求的。
    “五四”之后,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文人对月亮的兴趣有增无减,只是,此时的月亮融入了较多西方文化的因素,带来了崭新的文学创造。尽管也有“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故乡》),“月便朦胧在这水气里”(《社戏》),但更多的是另一种风格的月亮。《狂人日记》开篇一句便是:“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但此时的情景,却是阴森恐怖的。散文集《野草》中,出现了“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之类的句子,而月光也与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等并列,这种氛围与魔鬼出没的欧洲月夜高度相似,而离中华传统的月光颇有距离了。
    茅盾1934年写的《谈月亮》,是对中国古代文人月亮情结的总批判,颇有代表性:’“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跟月亮的感情很不好。我也在月亮底下走过,我只觉得那月亮的冷森森的白光,反而把凹凸不平的地面幻化为一片模糊虚伪的光滑,引人去上当;我只觉得那月
亮的好象温情似的淡光,反而把黑暗潜藏着的一切丑相幻化为神秘的美,叫人忘记了提防。月亮是一个大骗子,我这样想。”他“从没觉得这残缺的一钩儿有什么美”,“这一钩的冷光正好象是一把磨的锋快的杀人的钢刀。”满月像“一个白痴人的脸孔,只管冷冷地呆木地朝着我瞧;什么‘广寒宫’,什么‘嫦娥’——这一类缥缈的神话,我永远联想不起来,可只觉得她是一个死了的东西,然而她偏不肯安分,她偏要‘借光’来欺骗漫漫长夜中的人们,使他们沉醉于空虚的满足,神秘的幻想。”进而,他对古代的文艺中的月亮给予彻底否定:“我觉得我们向来有的一些关于月亮的文学好象几乎全是幽怨的,恬退隐逸的,或者缥缈游仙的。跟月亮特别有感情的,好象就是高山里的隐士,深闺里的怨妇,求仙的道士。他们借月亮发了牢骚,又从月亮得到了自欺的安慰,又从月亮想象出‘广寒宫’的缥缈神秘。读几句书的人,平时不知不觉间熏染了这种月亮的‘教育’,临到紧要关头,就会发生影响。”“我以为月亮引起的感应多半是消极。而把这一点畸形发挥得‘透彻’的,恐怕就是我们中国的月亮义学。”无疑,在当时需要新文学气象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批判是抓住了要害,并且具有积极意义的;但历史地看,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是值得研究的。
    民族的审美习惯是坚强甚至顽固的。茅盾的批判,对中国文人的月亮情结几无撼动。张爱玲笔下的月亮,就继承了传统月亮美学的阴柔、幽怨气质,而加之以伤感、凄厉,并借
用西方现代文学的想象与象征,作为刻画个人愤懑的利器。《金锁记》中,月亮像铜钱,像泪珠,像狰狞的脸谱,像黑漆的天上的白太阳,象征着老房子里的老故事,陈旧而模糊,潮湿而压抑,古老与现代的月亮,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到了海子,月光变得尤为奇丽:“今夜美丽的月光/你看多美好/照着美丽的月光/宁静生或死亡。”(《月光》)又如《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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