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藏书家、目录学家一一焦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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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焦竑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文章结合焦竑的生平及其藏书实践活动，从史料完备、义例精审、分类严谨等方面论及了焦竑在目录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关键词：焦竑藏书家目录学家
明朝末年的知识分子多数属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宋·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即信口开河，言而无据，空谈之风盛行。然而，晚明著名藏书家焦竑却以其博学的知识、宏富的著述，卓然于士。
一、焦兹其人
焦竑（1540 - 1620年），明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字弱侯，号漪园、澹园，山东日照人。祖籍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大花崖村。因祖上寓居江宁（今江苏南京），亦称江宁人。明万历进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后曾任南京司业。明代《本朝分省人物考》之《焦竑传》称“竑生有异质，闻道甚早，而好学，虽老不倦”，可见焦竑确有独特的资质。焦竑自幼聪慧，好学深思，性格顽强，上进心强，读书特别勤苦，加之父、兄对他严格认真的督导，因而进步很快，成绩突出。早年先拜师督学御史耿定向，后又问惑于罗汝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举乡试下第，后来耿定向选十四郡名士到崇正书院深造，焦也被录取就学，且为之长。不久，耿定向回乡，焦竑仍跟其学习，因而学业大长，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考取
了状元。“官翰林修撰，益讨习国朝典章。”（《明史》二八八卷）。焦竑一生博览书，自经、史至稗官小说，无不涉及，尤其“善为古文，典正训雅”（《明史》二八八卷），在当时社会士林中也算名家。著作有《澹园集》（正、续编）、《焦氏笔乘》《焦氏类村》《国朝献征录》《国乐经籍志》及《老子翼》《庄子翼》等，成名之作是《国史经籍志》五卷、附录一卷。
二、藏书家
《明史·文苑·焦竑传》中记载：“（焦竑）博极书，自经史至稗官，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训雅，卓然名家。”《中国藏书家考略》中记载：“（焦竑）藏书两楼，五楹俱满。”《澹生堂藏书训》也记载：“金陵焦太史藏书两楼，五楹俱满，余所目睹，而一一皆经校禅探讨，尤人所难。”焦竑自我评价说：“拥书数万卷，日哦咏其中。”（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十三）黄宗羲谈及焦竑时也称赞说：“先生积书数万卷，览之略遍。金陵人士辐辏之地，先生主持坛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学倡率，王州（明王世贞）所不如也。”（《明儒学案》卷三十五）。可见，焦竑的藏书非常丰富，且经过严格校勘。
焦竑曾编撰一部两卷本的《焦氏藏书目》，其中以抄本和宋明刊本居多。焦竑把藏书楼命名为“五车楼”。“五车楼”来源于《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中“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意为读书丰富，“学富五车”一词也源于此。焦竑对收藏到的每一部书，几乎都经过了亲自校勘，
龙猫价格并盖有“澹园焦氏珍藏”、“子子孙孙永保”、“弱侯读书记”等印章。在今江苏省南京市珠江路同仁街，1 994年前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双层木结构建筑，它就是南京地区传世最久的私家藏书楼建筑——澹园藏书楼。该楼是典型明代风格的古建筑。“楼二层坐北朝南，面阔五间，进深六间，平面呈‘凹’字形，占地总面积350平方米，建筑面积270平方米。”由于焦竑曾经殿试为状元及第，此藏书楼在南京民间俗称为“焦状元楼”。
双十一活动宣传语焦竑的藏书曾经代表着明代南京地区私家藏书的最高水准，具有全国性的影响。这也使他成为晚明最大的私人藏书家，有“北李南焦”之说（李指齐东李开先，山东章丘人，明代戏曲家）。由于焦竑“余少嗜书，苦家贫不能多致，时从人借本讽之。”没有前辈藏书可以承袭，他的丰富藏书完全依靠自己长期积累而成。其搜藏图书的方式不外乎：钞写录副、购买、与朋友通过目录交流信息，请友朋代为寻求。这些在《澹园集》中有详尽记载。焦竑去世以
后，他的藏书为当时文人所关注。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记载：“余在南中，闻焦氏书欲卖，急往讯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为售主。时冯邺仙官南纳言，余以为书归邺仙，犹归我也，邺仙大喜。及余归而不果，后来闻亦散去。”显然当时黄宗羲凑不出“二千金”来收购这批图书，后来虽托人求购，但至“余归而不果”。在晚明的兵火动乱中，焦竑的藏书，最终还是散失了，而“焦状元楼”作为南京最古老私人藏书楼建筑之一，也于1994年春在南京城市建设中被拆毁。
三、目录学家
童装分享1．史料完备
《国朝献征录》是焦竑最重要的史学代表作之一，也是明代传记资料的汇集，史料价值颇高。该书收集的材料完整丰富。《献征录》既称“献征”，说明其纂辑目的就是要“储一代之史材，以信今传后人”。所以，焦竑在该书中尽可能广泛地收录有关资料，即“累朝训录，方国纪志与家乘野史，分类别采而辑之；自禁中之副，名山之藏，通都大邑之传，毕登于简，一代史材犁然大备”。计该书“凡百二十余卷，万有一千余页”，收集了明开国至嘉靖末百余年间，“自同姓诸侯王传，文臣、武臣以及四夷等传”。“若举一代王侯将相、贤士大夫、山林瓢钠之迹，巨细毕收”，多达千余人。体例以宗室、戚畹、勋爵、内阁、六卿等以下各官分类标目，没有官职的人物，则按照孝子、义人、儒林、艺苑、隐佚、寺人、释道等目分别记载，最后“以胜国雄、四夷二传”为殿。焦竑往往在一人传下收录有包括碑铭、实录、杂传等在内的好几种材料，例如王守仁，除收录了王世贞撰《新建伯文成王公守仁传》外，同时又收录了《封爵考》和《耿恭简集》中的有关内容。因此，《献征录》这样一部“出而一代之人材政事如指诸掌，览者资之为政鉴，作者资之为史材”的著作，自然会受到士人的珍惜。
2．义例精审
《国朝献征录》体裁最先见用于宋代杜大圭的《名巨碑传琬琐集》。该书之目，因最初是为国史的撰述拟定的，所以它的体制除无本纪部分外，其它一准正史的规模。从宗室到四夷，严整有序。(1)别见
法。为了保证整体体例的严整和材料的不重复，该书往往采用别见法，即名虽在此而传实录在彼，例如勋爵类中的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忠勤伯汪广洋等，其传下皆注日“别见中书省”，而中书省类则只录其名，事迹并不复出。(2)材料遴选原则。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采录有关资料并注明出处；在多种史料并录的情况下，安排中有主有次，视情况灵活处理，一般是以一、二种材料为主全文录出，而节录其它材料的相关部分作为补充；传主事迹虽然见于它书但是记述过于分散的，则只注明参见书目。例如卷十二“金幼孜”，传记采自《实录》而文尾则注“以上并见《北征录》”。
3．分类严谨
焦竑是郑樵类例思想的追随者，即同样本着“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宗旨编纂书目，进而达到探求“学术之源流”的目的，同时强调类例区分的明晦正误对书籍存亡的影响。(1)由于《国史经籍志》是在“类例不立则书亡”的思想指导下编撰的，所以特别重视分类。其类目为：经类计十一：易、书、诗、春秋、礼、乐、孝经、论语、孟子、总经解、小学；史类计十五：正史、编年、霸史、杂史、起居注、故事、职官、时令、食货、仪注、法令、传纪、地理、谱牒、簿录；子类计十六：儒家、道家、释家、墨家、法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家（附历数）、五行家、医家、艺术家、类书；集类计六：制诰、表奏、赋颂、别集、总集、诗文评。每类之下，又设许多细目，计有一百零四目。(2)由于是为国史编志，因之特别在卷首设立制书一类，即分类上首列制书类，以便收录御制图书及中宫著作、记注、时政、敕修等。(3)类例。“以当代见存，统于四部”，在小类设置上，
显示不了隐藏文件不仅多依照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在著录上也参照《通志·艺文略》，通收古今之图书；同时，于每类都撰有小序。(4)在书末附有纠谬一卷，专门“驳正《汉书》《隋书》《唐书》《宋史》诸艺文志以及《四库书目》《崇文总目》、郑樵《艺文志》、马端临《经籍考》、晁公武《读书
头发怎么扎好看图解志》诸家分门之误”（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对于《纠谬》，章学诚给予很高的评价：“虽识力不逮郑樵，而整齐有法，去汰裁甚，要亦有可节取者焉”。(5)《国史经籍志》中，最能体现焦竑的目录学思想。焦竑继承和发扬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传统以及郑樵讲求类例区分的目录学思想。他在《国史经籍志》每类之后附以小序，涵有丰富多彩的学术内容，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反映了焦竑的博洽和独断之学。焦竑不是简单地继承他人的成就，而是结合他人和自己的研究，提出对某一学术的新认识。例如序《易》类时指出：《易》学中原“一以象数为宗”，而专以义理的“王弼之说出”，则象数之学“皆为数术之流而《易》晦矣”；序《诗》类时则指出：“诗当以声论气，以义求者离性远”等，都是经过自己的研究而形成的有一定识见的看法。因此《国史经籍志》虽然仍沿一般史志的旧例，分四部诠配图书，却注重子目的划分。诚然，由于焦竑“延阁、广内之藏”，亦无从遍览《明志》，加之“抄撮史志，多非实有其书，不足据也”，但书中焦竑对有关分类的论述，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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