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与海外的回望:南京陷落1937
收稿日期:2014-06-17作者简介：胡春毅(1975-)，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南开大学博士生，天津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鲁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刘晔(1979-)，女，新疆乌鲁木齐人，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天津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现代汉语。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一九三七年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研究”(14YJC751011)中期成果。
胡春毅
刘晔
本土与海外的回望：南京陷落1937
摘要：对于1937年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十分丰富，上个世纪80年代，巴蜀作家李贵的小说《金陵歌女》及其改编的
电影《避难》都集中地刻画了金陵歌女形象，借以表达文化寻根的诉求和爱国主义情怀。无独有偶，新世纪以来，海外华文文学也表现出相近的文学景观，严歌苓借鉴李贵的叙事内容，依凭中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传达出海外华人的文化民族主义。海外与本土文学创编的交融互动，为当下全球化的潮流留下许多思考。
关键词：南京陷落；文化寻根；民族主义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4)12-0027-04
拿来主义读后感(天津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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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对于南京如何陷落及其陷落背景下发生的故事，中外文学作品及影视文学的书写演绎众多，在70余年的南京陷落书写历程中，对于歌女、形象的书写较少，国内现当代作家最早书写到“金陵歌女”的叙事作品应该是陈白尘的话剧《乱世男女》(1939年)，而小说该是周而复的小说《南京的陷落》(1985年)。后来，葛亮的
长篇小说《朱雀》(2009年)、旅美哈金的《南京安魂曲》(2011年)、大陆女作家赵锐的《魏特琳：忧郁的一九三七》(2012年)，都述及“歌女”或“”形象，但都不是整部小说聚焦的核心。只有在巴蜀作家李贵和旅美华文作家严歌苓的苦心经营下,“金陵歌女”才被集中而深入地书写，而且分别是新时期与新世纪之时代分水岭中的创写。
一、叙事时空与人物的流变
1988年“大巴山作家”李贵的长篇小说《金陵歌女》发行单行本后，被改编为电影《避难》(编剧李克威、李贵和严歌苓)。严歌苓赴美多年后,2005年发表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2011年则发表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同年12月中旬教师节祝福语 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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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篇改编的同名电影《金陵十三钗》上映。有人认为《金陵十三钗》“一稿三变”，可谓复杂。如果仔细比照李贵的小说及其改编电影，严歌苓对此书写就显得更为驳杂了。
毫无疑问，李贵和严歌苓这些作品是与抗日战争、南京陷落密切相关的，虽不是正面直接书写战争与屠城，却同为书写“金陵歌女”为免于战乱屠杀，避难于美国教堂，继而代
∗∗∗第34卷第12期
绥化学院学报2014年12月Vol.34
No.12
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
Dec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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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教堂内的女学生赴难的故事。这样看来，南京陷落成为以上故事的背景，而书写女性才是作家最为关注的。相较于《金陵歌女》，电影《避难》改编的结局是以“华中派遣军战报”体现的，观众可以揣测出秦淮歌女与日本兵同归于尽的惨烈。不同于中篇，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有了一些重大的修订，对于日本兵屠杀和摧残战俘、平民有了更多直接的书写，而且，开头出现了“引子”，文末的第十七章可谓尾声，以上三处设计都是中篇小说中没有的。考量上述多个文本，将会发现一些问题值得去思考:
(一)时空的流变。小说主体的故事时间大都是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开始，故事结束时间略有差异。《金陵歌女》中的“黑衣女郎”是圣诞夜赴难；在中篇《金陵十三钗》中恰逢12月24日圣诞夜，而长篇小说的“黑衣天使”赴难的时间被提前到21日的傍晚。李贵与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都采用了回顾式开头，回顾式结尾，倒叙的手法。就开头而言,《金陵歌女》是以贝尔登交响乐团的指挥回顾45年前的“心债”开始；而长篇《金陵十三钗》是以“我的姨妈”回顾56年前的南京审判开始。而中篇《金陵十三钗》的故事是从1937年12月一个清晨开始；电影《避难》的时间不明确，同样采用顺序叙事。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文本，主要故事都发生在美国教堂这一特定空间里。小说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南京，只是教堂的名称有所不同，李贵的故事发生在圣保罗教堂，严歌苓的故事分别发生在圣玛丽教堂和威尔逊教堂，电影《避难》并没有明确是哪个城市。可以看出《金陵十三钗》与《金陵歌女》叙事时空的高
度相似性。
(二)人物的流变。《金陵歌女》中出现的歌女，文中最初描述为“十来个姑娘”，赴难时很明确的表述是十二人；被改编的电影《避难》仅仅出现了三个歌女；中篇《金陵十三钗》中原有十几个，赴难者为13人，而长篇中有14人，赴难者13人。纵观起来看，歌女是经由“十二钗”变为“三钗”，又继而变为“十三钗”的。歌女的姓名不都完全，明确描写到的有(未在教堂避难者不计):
《金陵歌女》七人：毕玉簪(阿玉)、容阿环、杜秋娘、翠珠、胡菱菱、阿云和阿花;《金陵十三钗》(中、长篇)五人：赵玉墨、红菱、喃呢、玉笙和豆蔻;《避难》三人：杨柳风、胡翠花、小彩月。
以上人物中，排行第一的被着重刻画，其她着墨渐少，有的只是提到而已。我们发现,“毕玉簪”(阿玉)与“赵玉墨”都含有“玉”字，都与《红楼梦》的林黛玉的“玉”叠合；严歌苓在中篇改编为长篇过程中，刻画的秦淮年纪大都变小了；电影与小说中的人物经历都有较大变化。对于歌女人物的身
世，作家李贵落墨最多，尤其描写各位歌女沦落风尘的原因，关系到“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等重要历史事件。而在严歌苓中篇小说里只对赵玉墨的身世作了较具体的交代，长篇小说中除了玉墨的身世外，还述及了豆蔻的风尘日子。可以说，在南京陷落前，严歌苓的秦淮歌女没有任何民族仇恨的经历。至于电影《避难》则省略了以上的一切刻画，仅仅突出了歌女的符号特征。
作家塑造歌女形象时大都要在特定空间——
—教堂中，歌女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也在其中体现。除了秦淮歌女被日本官兵迫害不谈，可以从歌女与美国教堂的教士、神父、院长或与国民党官兵交往中看人物塑造。《金陵歌女》中着重刻画了圣保罗教堂的教士贝尔登与阿玉的情感纠葛，文中并未出现国民党官兵；电影《避难》删去了李贵原著中的爱情故事，却呈现了歌女慰问避难国军士兵的情节；在严歌苓的中长篇小说里，与女学生之间充满了冲突与矛盾，秦淮与国军士兵患难与共，流露真情，中篇《金陵十三钗》中歌女与传教士并无情感瓜葛，书娟对玉墨的嫉恨成了一条重要的情感线索。而长篇《金陵十三钗》里玉墨与书娟的个人恩怨被彻底删除，却着重描写了玉墨与传教士法比间的微妙情绪，又执意写出了她与国民党少校戴涛的爱情。概而言之，无论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还是秦淮歌女展现空间的设计，都具有相近相关性，尤其体现因果相关性。可以说十余年同一题材作品的创造绝不是一种巧合，严歌苓得益于李贵的小说及其改编后的电影，才创作出中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
二、文化思潮与文学景观
无论是80年代新时期，亦或在新世纪之初,“金陵歌女”被反复书写是耐人寻味的。大陆作家李贵身在巴蜀，以一位男性作家的眼光透视着南京的历史传奇，而且刻意描摹着中外文化交融的故事。身居海外的女作家严歌苓，回望南京回望故国回望中国民族的女性境遇时，试图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抒发积郁多年的情愫。
(一)折射中国新时期的文学景观。李贵在《金陵歌女》的扉页上写着“献给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们”，开篇又引用了南京浩劫的一段“记录”，记载歌女有着“一个不寻常的爱国举动”，但“她们死后并没有得到追认，甚至也没有获得勋章”。《金陵歌女》是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高光聚焦秦淮歌女，盛赞歌女的大义无畏精神，其创作意图具有标举爱国主义的倾向。“在中国文学史上，爱国是一个流贯古今的主题，到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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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后，更成了一种强烈的声音。每当民族存在危机时，爱国
主义就成了文学创作的主旋律。也许由于20世纪中华民族
的命运，也许由于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在给一个个个体
带来伤害的同时也伤害了国家和民族，所以,‘’结束之
后，文学的爱国主义激情表现的十分强烈。”[1](P238)李贵创写出“金陵歌女”的形象，无疑是新的英雄形象。这是合乎我们对于“爱国”的习惯性认知，问题是:“现代国家观念总是强调着
重庆市万州区它对内维持秩序、协调关系，对外抵抗外侮的性质，而不愿承
认国家的专政工具性质。但是，在中国，国家却一直是以专政
工具的形象出现的。……我们的文学和文化却赞美和肯定一
切爱国主义。”[1](P250)《金陵歌女》以这样的主题写作是令人理解和认可的，但李贵也许并不满足于这一传统主题的延伸。巴蜀作家在地域文学的土地上开垦的时候，李贵期图在民间文化资源中爬梳，已将文学创作推进得足够远，由巴蜀抵达到秦淮，文化寻根意识十分强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潮中大显身手。就历史本身而言,“文化热可以理解为文学政治热情衰退的产物。可以理解为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受阻之后的一种表现。”[1](P274)而且这一转型突出体现着“面向世界”的需求,“新时期文坛产生了一种走向世界的强烈要求。作家们梦寐以求以自己的作品去征服世界读者。”[1](P275)当李贵作为巴蜀作家书写六朝古都的秦淮旧事时，着实有些冒险。金陵歌女与美国教堂两种异质元素被熔合在一起，力求表达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的碰撞和认同。这样看来，李贵的胆识与魄力同样令人尊敬。“李贵还是李贵，他还是追求今天和过去的联系，创新和传统的融合，如在他的作品中所说：用一架古琴，弹奏当代的歌。而人，是他着意捕捉的主旋律，作品的灵魂。”[2](P16)从小说创作到电影的改编，都有着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特定历史背景及环境中的人物形象得到了辐射状的开掘，显示出李贵对历来视为不洁不贞丑恶的的人性尊重和民族气节的褒扬态度。”[3](P156)作为整个文学时代思
潮中的一位涉水者，李贵反观历史与文化，也有其深层的问题。就本质而言,“从社会文化背景看,80年代中国文学的文化热有两大根源：一是民族文化危机感；二是现代化焦虑。文化危机感又直接产生于两大文化背景：一是刚刚过去的那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留下的文化创痛；二是改革开放的需要和它带来的冲击和震颤。现代化焦虑同样产生于两个大的原因：一是开放之后中华民族与西方世界形成的鲜明对比；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和沉重。”[1](P275) (二)显露新世纪的文学动向。有学者认为，就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背景而言,“那些漂泊海外的华夏游子们往往
带着自己也难以觉察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思乡之痛，由于种种
原因而研究东方文化，颂扬东方文化。”[1](P281)实际上，时代进
入新世纪以后，身在海外的华文作家仍然带着“民族意识和
文化思乡之痛”，对于70余年前南京陷落的民族苦难和创伤
十级伤残
不曾失忆，对于人类历史上留下的卑污与暴行时时铭记。在
美籍华裔学者张纯如以史家之笔刻录下了《南京浩劫》(1997
年)之后,2005年，美籍华人祁寿华出版了长篇小说《紫金山
燃烧的时刻》，同样寄予了对华夏民族创伤和人类命运的关
注。之后的严歌苓、哈金都聚焦于此，他们在小说中都关注了
国际难民区中的生存与命运。我们可以看到国内作家与
海外作家对于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然而，论及《金陵十三
钗》的创作意图与接受问题，着实显得复杂。严歌苓回顾中篇《金陵十三钗》的创作时说:“它是一篇我长久以来认为非写不可的作品。不知为什么，人在异邦，会产生一种对自己种族
的‘自我意识’，这种对族的‘自我意识’使我对中国人与其
他民族之间的一切故事都非常敏感。”[4](P69)这种“非写不可”、“自我意识”，推动着“那些漂泊海外的华夏游子”通过家国想象，来表达其沉潜的民族主义情怀。
“金陵”在现代语境中被书写有着突出的古典气息，因为它在中国历代被刻画塑造，被填充和粉饰，已然成为一个文学性十足的空间。正如叶兆言所说,“没有一个古老的城市，比南京更适合聆听亡国的声音。金陵自古有王气，与其说是豪言壮语，还不如说是往事不堪回首的感叹。”[5](P28)严歌苓身居海外回顾中国本土，对于京城的相望，往往也带有文化寻根之意。对于“钗”的选择，更是激活中国传统文化遗
存的一种表现。“钗”借代女人，经历了千余年的叙事流变，是传统文化、民间意识与知识分子互动的结晶。直至“十二钗故事经过明清文人们的不断加工雕琢，由粗糙而精致，由俗艳而雅致，最终形成一座卓然独立的秀峰，那便是《红楼梦》。”[6](P273)大观园里的“十二钗”，虽是红颜薄命，却是仍显露着贵族化气息,“金陵十二钗”成为曹雪芹身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精妙创写，是性情具体、风姿绰约、命运不一之美的集合。而严歌苓创意出“十三钗”来，视为“钗”，期图链接“金陵十二钗”的文化想象，有意向中国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借资源和依托，也为迎合受众阅读心理留下了土壤。在小说中，十三个秦淮被冠之以“十三”的集体名义，她们作为个人的一份子往往被淡化，生命大都虚空弱化刻板。这种文学书写远离了人物人性的丰富和深刻，影响了小说人文精神的表达，却暗合了民族主义的文化追求。《金陵十三钗》崇尚集体、忽视个人,“秦淮歌女”为国族、家国做牺牲，最终实现了伦理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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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of Native and Overseas:The 1937Fall of Nan Jing
Hu Chunyi LiuY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384)
Abstract:Literary writing about Nan Jing falling in December 1937is very rich.Ba Shu Li Gui ’s novel “Jinling Alme ”and a film “Refuge ”have written JinLing almes ’image in the 1980s,so as to express cultural roots ’appeal and patriotic feelings.It becomes a kind of typical samples in the new period literature in the 1980s.Similarly,the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lso showed similar literary landscape in the 2000s.Yan Geling,using Li Gui ’s narrative content,has created novella or novel “The JinLing Thirteen Women ”which conveys the culture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There are lots of thinking for the moment the tide of globalization because of overseas and domestic literature ’s creating and interaction.
Key words:Nan Jing falling;cultural rooting;nationalism 在金陵古城的场域之下，化用“十三钗”本可谓妙笔，数字“十三”背后裹挟着独特的文化气息，显示着作者的睿智创意。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中“十三”与基督圣诞等宗教元素融合在一起，成就了难得的艺术效果，南京陷落时，圣玛丽教堂的“歌声一夜一夜继续”，英格曼神父“看见女孩们天使般的面孔”,“歌声清冽透明，一个个音符圆润地滴进地狱般都市，犹如天堂的泪珠。”南京大屠杀暴行累累的时刻，教堂的“钟声听上去十分悠扬，又十分不祥”,“秦淮歌女”被感召得
“恍惚”“掏空”。在整个都城万劫不复的时刻，就在1937年的圣诞前夜，十三个“黑衣天使”上了日本人的军车。教堂、神父、赞美诗等等成为1937年陷落的南京城中唯一的依靠，基督、宗教等彼岸的力量是“
避难”人们唯一的安慰。可见，严歌苓在中篇小说中为异质文化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当人类陷入了地狱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与基督教文化的救赎同时表现了济世的担当精神。也就是说，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具有十足的跨文化视野，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的倾向，这与电影《避难》的罪与罚的浓重救赎彩尤为一致。但是在严歌苓改编的长篇小说中，这一文化视野和价值取向有了很大的转变。文中增添或扩充了中国人的抗争与被杀的“国恨”，剔除了书娟与玉墨的“家仇”，严歌苓将副神父法比中国化，小说故事高潮不再发生在圣诞夜。长篇中的种种修订，大大
淡化了西方文化的精神背景，无疑是为了突出了故事的“中国”属性。于是,“十三钗”登场以后，不免是一个体的模糊记录了。作者在改编的二度创作中，伴随着“探究东方文化，颂扬华夏文化的意味”，加强了家国叙事的声音，冒着降低小
说的艺术水平的危险。
结语
巴蜀作家李贵的《金陵歌女》回顾了中国的文化创痛，与被改编的电影《避难》一样，影响力虽然不大，却积极地融入中国新时期文学大潮之中，表达出对中国现代化的热诚与焦虑。新世纪严歌苓的华文小说仍不忘大洋彼岸的国族创痛，刷新了新时期的“金陵歌女”的题材,《金陵十三钗》推动着严歌苓通过家国想象，有意无意地契合着一种文化意识，显露出一些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化根底来。困守于旧
文化之中，来表达其沉潜的文化民族主义情怀，未必能顺应全球化时代的潮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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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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