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审计质量与银行
风险承受
———来自我国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王永海章涛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430072)
【摘要】金融创新会提高银行风险,而高质量审计能有效抑制银行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本文以2007年至2012年我国上市银行与非上市城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研究审计质量对金融创新风险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呈正比,即银行金融创新程度越高,其承受的风险越大;相比于“非四大”审计,国际“四大”审计对银行金融创新风险的抑制效应最为明显,就国内事务所而言,排名靠前的“十大”其抑制效应弱于“非十大”。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对控制银行金融创新风险的重要性,从而为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提高事务所审计质量提供了新的证据。
【关键词】金融创新审计质量事务所类型银行风险承受
一、引言
美国2008年金融海啸,正是由于过度的金融创新和缺乏监管所导致,由此,引起了学术界对银行金融创新风险与审计质量关系的高度关注。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是指商业银行在竞争中为了提高其竞争地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合理规避监管,在观念、制度、金融产品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所进行的创造性变革和开发活动。金融创新有利于金融机构转移金融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流动性,规避监管,增加金融机构利润(Merton,1989;Allen and Gale,1994;Humphery et al.,2006),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与繁荣(Tufano,2003)。但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人们发现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无序、过度的金融创新会严重威胁金融安全,增加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进而导致金融机构破产等一系列连锁反应(Brunnermeier,2009;Henderson and Pearson,2011)。
注册会计师审计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有效地控制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促进金融机构有序地发展,维护金融安全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Jin et al.,2011;顾春雷,2008;陈文夏,2011)。虽然学者们对金融审计在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和方法上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金融审计对金融创新监管的作用方面(顾建光,2004;陈文夏,2009;徐权,2010;吕劲松,2011),关于注册会计师审计对金融创新监管的实证研究则相对较少。实际上,相对于政府审计而言,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审计对象更广泛,其通过对被审计单位经营环境的审计、风险评估等审计程序可以发现单个金融机构中金融创新存在的风险,通过定期披露审计结果,可以提醒报表使用人
注意金融机构在创新活动中产生的风险,为投资者、管理层以及监管部门提供有效的参考建议。但是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其审计质量存在较大差异,只有高质量的注册会计师审计才能准确识别、测度金融创新风险,并将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那么,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审计质量对防范金融创新风险是否有抑制作用?不同的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对防范金融创新风险是否存在差异?本文以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审计质量对金融创新风险抑制作用的差异。
电脑锁屏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现有文献主要论述了政府审计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作用,本文则采用实证方法分析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对金融创新风险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注册会计师审计是降低银行风险、维护金融安全
18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国家经济安全与我国金融审计制度创新研究”(10JZD0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不可忽视的力量。(2)现有关于审计质量的研究主要是以非金融类企业为研究对象,本文以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类型来研究审计质量对金融创新风险的抑制作用,丰富了金融审计的相关研究。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金融创新的内容主要包括制度创新(如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机构创新(如设立各类风险投资机构)、技术创新(如网络银行的发展)、产品创新(如各类金融衍生品等)和市场创新(如创业板、期货市场等)
(陈文夏,
2009)。关于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创新促进论”
,该观点认为金融创新有利于金融机构转移金融风险、规避监管、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流动性、完善市场并最终促使经济增长(Merton ,1989;Allen and Gale ,1994;Humphery et al.,2006;王宏文,1999;刘昌隆,2004);另一种是“创新毁损论”,该观点认为金融创新的主要目的是风险转移和规避监管。金融衍生品及其各种组合的运用可以有效管理个体风险,但却无法消除系统性风险,尤其当这些金融产品无序和过度运用时,反而会催生金融泡沫,放大了系统性风险,导致金融危机(Beck et al.,2012;何德旭等,2008;徐权,2010)。正如前美联储主席Paul Volcker (2009)所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近年来的金融创新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也充分证明,金融创新给房地产业带来繁荣的同时,过度的信贷扩展也导致了随后房地产企业大量的破产(Brunnermeier ,2009),由金融创新造就的证券市场繁荣,看似安全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风险(Hen
derson and Pearson ,2011)。由于金融创新的风险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并且建立在严格的数学模型基础上,有完整的理论定价体系,加之近年来金融业推行混业发展的模式,许多金融产品具有混业的特点,金融创新的高风险通常被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们的过分乐观预期所掩盖(陈文夏,2009)。因此,金融创新会导致银行流动性紧缺,扭曲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形成系统性风险。根据上面的分析,本文提出理论假设1:
假设1:银行金融创新程度与银行风险正相关。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全面启动,我国的金融创新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为了防范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保障我国金融企业创新活动的健康发展,我国银监会于2009年12月4日出台《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指引》
,其中第十九条明确指出“商业银行应每年对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进行一次独立审计,以确保其完整性、准确性和合理性。
”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也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其中要求“按照理财与信贷业务分离、产品与项目逐一对应、单独建账管理、信息公开透明的原则,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加强行为监管,严格风险管控。”我国政府出台这些政策的目的是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来防范金融创新带来的不利影响,其中审计作为独立第三方对金融机构的鉴证形式越来越受到重视。
财务报表审计是注册会计师通过实施一定的审计程序,收集必要的审计证据,对公司的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发表意见。审计需求的信息假说认为,之所以存在对审计的需求,是因为审计具有改善财务信息质量和通过传递信号达到有效配置财务资源的作用,因此审计的本质功效是提高财务信息的可信性并增进财务信息的价值。那么,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否有助于降低银行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风险?换言之,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的鉴证活动能否助于提供降低银行风险的决策有用信息?
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结果一般要对外公布并负法律责任,其职责更加清晰。注册会计师对一家银行的审计往往持续多年,对审计对象的情况比较了解,审计结果能够及时准确地传递公司内部信息,以便投资者及监管部门使用。许多研究表明(Fan and Wong ,2005;Ghosh ,2006)外部审计与银行风险承受显著负相关。Tadesse (2006)通过对银行聘请外部审计师的效果进行了研究,发现注册会计师审计结果的公布,增加了银行的信息透明度,使投资者能够准确评估银行产品风险,有助于提高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其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信息披露强度、信息量、及时性与披露信息可靠性等变量都与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显著负相关。此外,在金融危机中,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还能协助国际监管机构和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 )共同发挥监督机制,遏制金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Humphrey et al.,2009)。
综上,银行在进行金融创新时,需要在事前、事中和事后等阶段对银行风险进行持续监督,在这一监督的过程中财务信息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而高质量审计的存在有助于为包括财务信息在内的有关信息
提供增信,这将有利于提升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信息风险,从而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抑制金融创新风险。根据上面的分析,本文提出理论假设2:
假设2:高质量审计能够有效地抑制银行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
儿童服装店名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高低将会影响到金融创新风险的大小。在有效市场中,审计质量可以约束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控制企业风险,提高公司价值(Jensen and Meckling ,1976;Watts and Zimmerman ,1983)。Jin et al.(2011)认为,当银行聘请“四大”或专业审计师进行审计时,由于审计人员的专业能力较强,对
2
8
金融行业的情况相对了解,并且高质量的审计人员会有动机来维护他们的声誉,因此,该类银行发生破产的概率较低。Kanagaretnam et al.
(2008)通过对1993—2004年间
154家银行审计结果的分析发现,审计师声誉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情况有关,并最终降低银行风险。他们发现,经由“五大”审计的银行其自由裁量的贷款损失准备中“有效信息”的成分明显高于“非五大”审计的银行,这些“有效信息”就能够为投资者传递银行内部信息,进而降低银行风险,并且,经由毕马威①审计的银行其自由裁量贷款损失的信息传递作用最为明显。这表明“五大”审计及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事务所能够约束银行管理者对贷款损失准备金的任意计提,降低银行管理者与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抑制银行风险。同样,Jin et al.(2011)对2006—2007年间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经过“四大”审计的银行其破产的可能性低于“非四大”审计的银行,审计师行业专长与银行破产风险也显著负相关。Teoh and Wong (1993)、王鹏和周黎安(2006)、雷光勇等(2009)、Gul et al.(2013)对我国市场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外部法制环境不健全时,高质量的审计可以代替法律机制发挥作用,有效传递金融机构内部信息,约束银行经理人投机主义行为,避免无序的金融创新,最终抑制金融企业的风险承受水平。根据上面的分析,本文进一步提出假设3:
假设3:相对于“非四大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银行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抑制作用更高。
那么,对于国内事务所而言,排名靠前的事务所是否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呢?我国政府目前大力推动的事务所合并是否有效地提高了审计质量呢?张奇峰(2005)认为我国大型事务所的形成并非完全市
场竞争的选择,而是政府管制的结果,因此,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无法提高审计质量,其研究还发现,国内“五大”与“次五大”的盈利相关系数均为负,且它们的审计质量可信度与其他事务所没有显著区别。蔡春和鲜文铎(2007)通过将国内事务所分为“七大”与“非七大”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行业专长与异常应计的绝对值显著正相关,即说明行业专长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低于非行业专长事务所,其原因是,国内所普遍独立性较低,其行业专长易受到行业内经济依赖度的负面影响,使其对盈余管理持更为宽容的态度,从而降低了审计质量。其他学者从会计信息透明度(王艳艳,2006)、专业胜任能力(刘文军,2010)、事务所分所(王兵和辛清泉,2010)以及“大所”的“理性经纪人行为”(王良成和韩洪灵,2009)等角度分别验证了“十大”的审计质量并不高于“非十大”
。Balsam (2003)通过对美国审计质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是“U ”型关系,即审计质量随着事务所行业专长的增加先下降后上升。由于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较低,国内所与“四大”尚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国际“四大”具有更专业的行业知识和更强的独立性,以保证其能够准确地识别金融创新风险,不受经济依赖度的影响,能够很好地发挥审计质量对金融创新风险的抑制作用;而国内“十大”的审计质量并不高于“非十大”
,相反,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大所”对银行创新风险的敏感性弱于“小所”。因此,提出假设4:
假设4:相对于国内“非十大”,“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对银行金融创新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弱。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间我国上市银行与非上市城市商业银行为初选样本。上市银行的数据大多来自WIND 数据库,对于非上市银行,虽然银监会自2006年起要求我国所有城市商业银行按照《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等法规的要求,以年报形式对外披露其经营管理状况,但目前尚未有完整的汇总资料,且会计师事务所等信息为非指定公开信息,我们只能从各银行的公开信息如财务报告、、日常信息披露资料以及当地报刊等搜集整理。对缺失数据进行剔除后,最终得到16家上市银行和105家非上市城市商业银行样本。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根据研究目的和数据情况,本文主要做了两个层面的检验。
第一,检验我国银行金融创新程度与风险承担的关系。由于银行属于金融类企业,独有自己的特征,资产负债率等指标无法准确地反映银行的经营状况与风险程度。本文设计实证模型如下:
Risk =α0+α1Innovation +α2Size +α3Carate +α4ROA +α5deposit_loan +α6cost_income +α7finance +ε
其中,Risk 为被解释变量,度量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根据已有实证文献,常用的银行风险测度指标主要有不良贷款率、风险资产占比、Z 值、资产(或资本)回报率的波动率、预期违约概率(EDF )等(Leaven and Levine ,2009;Delis and Kouretas ,2011,Altunbas et al.,2011,王永海和刘慧玲,2013)。由于本文样本中包含了大量非上市银行,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风
3
8①
文章将银行业审计市场份额占比最高的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行业专长事务所。
十大会计师事务所险的测度指标,该指标越高表示银行风险越大。
Innovation 为解释变量,度量银行金融创新程度。本文用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度量,非利息收入包括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汇兑收益和其他业务收入(张静等,2001;蔡跃洲和郭梅军,2009;Petersen and Rajan ,2002)。
猎狐杨建结局
为了识别金融创新对银行风险产生的影响,还需要控制其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大小的因素,包括银行特征、宏观经济环境等。银行特征变量我们主要控制了银行规模、资本状况、盈利能力、存贷款比例、成本收入比例。Delis and Kouretas (2011)、徐明东和陈学彬(2012)等研究发现银行资产规模、资本状况、盈利能力与其自身风险承担并无一致性结论,尽管银行资产规模越大、市值越高,具有更广阔的融资环境和面临更严格的市场监管,可能会降低其风险承担意愿,但大型银行,特别是国有或国有控股银行由于“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问题,可能倾向更高的风险选择;盈利能力较低的银行一方面可能反映其风险承担的意愿较弱,但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也可能成为银行为提高盈利指标而承担更多风险的动因;资本充足率是银行资本充足程度的重要代理变量,它等于核心资本加附属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之比,因此,我们认为银行资本充足率越高,其风险越小。此外,我们还需要控制银行所在地区金融发展程度。
具体控制变量分别为:
(1)SIZE :银行规模,采用
银行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2)Carate :资本充足率,按照参照标准核算的年末资本充足率;(3)ROA :总资产利润率,等于利润总额/平均总资产;
(4)deposit
_loan :存贷款比例,等于各项贷款总额/各项存款总额;
(5)cost_income :成本收入比例,等于营业费用/营业收入;(6)finance :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该数据来源于樊纲和王小鲁(2011)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本文选取“金融业的市场化”作为各银行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该数值越大,表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
第二,将样本按照审计质量的不同进一步划分,以检验审计质量对银行金融创新风险的抑制效应。尽管目前关于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研究缺乏统一结论,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
:“四大”或“十大”的审计质量并不比其他事务所高(夏立军,2002;李爽和吴溪,2002;原红旗和李海健,2003;卢文彬,2003;刘峰和周福源,2005);另外,也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
,“四大”确实提供了更高的审计质量(De Angelo ,1981;Teoh and Wong ,1993;漆江娜,2004;蔡春等,2005;张奇峰,2005),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经由“四大”审计能够有效地预测银行破产风险(Jin et al.,2011)。本文选取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作为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将样本分为两个对照组,即国际“四大”与“非四大”、国内“十大”与“非十大”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样本银行的风险指标来看,不良贷款率均值为1.390,标准差为1.350,整体处于正常范围内。金融创新水平均值为13.334,标准差为8.610,说明我国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较弱,且各银行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资本充足率均值为13.298,标准差为4.109,明显高于我国目前对商业银行8%的监管要求。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N 均值标准差25%中位数75%最小值最大值NPL 592 1.390 1.3500.6500.985 1.6900.00013.970Innovation 59213.3348.610 5.67811.83819.441 2.38028.788SIZE 59215.814 1.82314.54815.44616.60712.69121.285Carate 59213.298 4.10911.22012.62514.4400.11852.150ROA 592 1.0390.3080.813 1.029 1.2550.563 1.572deposit_loan 59261.59610.46955.25564.10569.46220.62084.140cost_income 59235.03911.04229.55534.48039.4250.000206.077finance
592
10.413
1.274
9.850
10.390
11.330
5.000
12.840
为了进一步分析主要变量指标的特征,我们按照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类型将样本分成国际“四大”、国内“十大”和国内“非十大”三组。从表2中可以看出,样本
中经由国际“四大”审计的银行约占31.93%,国内“十大”审计的银行约占21.62%,国内“非十大”约占46.45%。并且,“四大”组的银行不良贷款率(NPL )均值
4
8
为1.422,高于其余两组,相反,其金融创新程度(Innova-tion )的均值为12.325,介于其他两组(分别为12.183和14.564)之间。由此可见,经由“四大”审计的银行可能存在较高的风险承担意愿,但是该风险并不主要来源于其金融
创新活动。此外,从银行资产规模均值来看
,“四大”审计的银行要远远高于“十大”与“非十大”组,并且呈递减趋势(分别为17.443、15.667和14.762),说明资产规模越大的银行越倾向于选择更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表2
主要指标变量的分组统计
总体
四大
十大
非十大
变量均值中位数均值中位数均值中位数均值中位数NPL 1.3900.985 1.4220.970 1.3400.930 1.392 1.060Innovation 13.33411.83812.32510.96112.1839.34314.56413.698SIZE 15.81415.44617.44317.16315.66715.62614.76214.696Carate 13.29812.62512.48212.24013.78612.96513.63212.780ROA 1.039
1.029
0.993
0.975
1.009
0.996
1.083
1.069
N
592
189
128275(二)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其原因是:固定效应检验F 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而拒绝混合回归模型(Pooled OLS Model );Hausman 检验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而拒绝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 ),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 )为最优。
1.银行金融创新程度对风险承担的检验
本文首先检验银行金融创新程度与其风险的关系,表3报告了该关系的多元回归结果。
表3
银行金融创新与风险承担检验结果
样本总体
上市银行非上市银行
NPL
Innovation
高考百日誓师誓词0.0221*
**
(2.88)
-0.00692(-0.36)
0.0254*
**
(2.99)
SIZE
-0.683*
**
(-6.49)
-0.812*
**
(-3.82)
-0.678*
**
(-5.78)
Carate
-0.0532*
**
(-3.82)-0.101*
**
(-3.25)-0.0558*
**
(-3.59)ROA
-0.455*(-1.78)-0.326(-0.52)-0.480*(-1.71)deposit_loan
-0.0129(-1.49)-0.0414*(-1.93)-0.00970(-1.02)cost_income
0.00619(0.64)
-0.0425(-1.48)
0.00699(0.67)
finance
-0.297*
**
(-3.59)-0.494*
**
(-3.74)-0.233*
*
(-2.43)
续表
样本总体
上市银行非上市银行
NPL
Constant 16.74*最漂亮的av女演员
**
(10.20)27.62*
**
(6.27)15.43*
**
(8.62)R-square
0.2870.6060.269N 592
95
497
F 统计值
26.62*
**
15.80*
**
20.25*
**
注:各变量括号内为报告的t 统计量。*
**表示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表3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总体上,样本银行金融创新程度与银行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与之前理论预期一致,即金融创新活动会增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提高其破产风险。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资产规模、资本充足率、总资产报酬率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由于不同银行的资产规模不同,其各自的经营策略、风险偏好以及监管环境具有很大差别。因此,银行资产规模与风险承担变量之间的关系受到多种原因的影响,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规模较大的银行其经营策略较为保守,也可能由于监管部门对规模越大的银行进行更为严格的信贷管控和监管(Delis and Kouretas ,2011)。银行资本充足率越高,说明其风险资产占比越低,抵御风险的能力越高。总资产报酬率越低,则银行风险越大,说明盈利能力较弱的银行为提高经营效率而倾向于更高的风险承担。finance 系数为负,表明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银行与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越高,银行受到政府的干预程度越低,银行贷款业务更多地遵循市场规律,从而导致银行的风险更低。我们进一步将样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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