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轼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试论苏轼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苏蔓李学林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当此千古绝唱的歌吟者蒙冤而逝九百载时，苏轼——北宋年间中国文坛上最耀眼的巨星，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未随时光而消逝。然而，世人对其作品的审美赏析似乎远胜于对其文化内涵的体认。因此，苏轼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贡献问题，一直是研究的薄弱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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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轼与古代文学的人文主义精神
北宋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精神演变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其典型标志是，儒家学说此时逐渐发展为一种更为严密精致的理学理论体系。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和道德情操，塑造了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理学的文化精神更具有鲜明的世俗性、平民性的特点。因此，理学在性质上不同于西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却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着更为相拟的特点，其人文主义精神十分突出。
理学的出现，使两宋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人文主义的时代特点。正如美国史学家们所评价的那样：“宋朝不仅在政府和社会组织方面，而且在思想、信仰、文学、艺术方面，还有在通过印刷术普及学术方面，都标志着近代的到来。这是人文主义的时代，一个同时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的学者政治家的时代。”（威廉·兰
格主编《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666页）然而，现学又是以“天理”为核心范畴的学说。在理学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下，人性被完全道德化，人的自然欲求被遏制。因此，理学又存在着否定人的自然之性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错误，其人文主义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北宋时期最有才华的文学家苏轼也是倡导新文学精神的领袖人物。其时，以程灏、程颐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倡导文学须“一出于道”，要求以道为文，诗人只写“名教之乐”，把文学作为宣传理学思想的工具。理学文学观的盛行使宋代文学面临着危机。对此，叶适感慨道：“洛学兴而文字坏”。苏轼是率先反对理学流弊的著名学者。他曾陈述自己“素话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词”。司马光死后，朝中官员们在刚参加了一场明堂庆典后又不得不去吊口言。程颐以一天之内又歌又哭，不合“古礼”，认为不可，苏轼则公开嘲笑说：“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引起了程颐的不满。由此发展为一场延续了六、七年之久的“洛蜀党争”。
“洛蜀党争”一般仅被看作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之争。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见解。它忽略了程、苏之争是缘于在理学根本问题上的不可调和的分歧而利益争夺的事实。对此，二程嫡传弟子朱熹看得十分清楚。他说：苏轼“好放肆，见端人正士以礼自持，却恐他来检点，故恁底訾。”他还说苏轼要“打破”程颐
所奉行的“敬”字（《朱子语类》类一三0）。苏轼与程颐的斗争，实际上是对理学否定个体独立价值的反人道观点的最初抗争。
在文学观上，苏轼主张“输写腑脏”、“达物之妙”、“道已所欲言”。他否认文学作品是“含养义理”的结果，认为文学作品是“凡耳目之所接，杂然有独于中而发生咏叹”的产物。他反对把文学作为某种学说的工具，主张写作应有充分的表达自由，否认一切标准格式。他提出“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的观点，认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不应受任何观念的束缚。他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时直言：“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他的作品真正做到自己所推崇的“莫之求而自然”的浑然天成的境界。
苏轼崇尚自然、轻视伦理的文学观念，是对二程兄弟的“作文害道”、“学诗妨事”的文道不两立观点的否定。它倡导文学直抒人的自然情感，把人从绝对道德律令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从而为文学真实地表现生命个体的主观精神世界开辟了道路。
女生高冷魅力签名宋词是这一文学观念的重要产物。在苏轼的影响下，宋代文人致力于词的典雅化。宋词以描绘精微、细臻的情感世界著称，在抒发个体生命感受方面远远超过前代。比之于以消遣为旨趣的描写秦楼楚馆的男欢女爱的俗词，在苏轼倡导下的典雅化宋词，歌吟出了文人们丰富的主观世界，呈现出一个独特的审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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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在一定程度上已摆脱了理学政治伦理的桎梏，人的个性从中得到了强化，理学人文主义精神中所存在着的轻视个体生存价值的消极因素遭到了抵制。
由于苏轼文学观的巨大影响，中国文化史上曾一度出现过“程学盛南苏学北”的时期，苏轼文学理论形成了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之势。更为重要的是，苏轼的思想实际上也是明代文学解放思潮的先声。明代公安派袁宏道师法苏轻的随笔小品，以实践其“独抒性灵”的主张。明代中后期，在文学上以人的自然之性对抗理学的“天理”，肯定了人的“私欲”存在的合理性，追求个性自由。这些观点与苏轼是一致的。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出现了“三言”、“两拍”、《牡丹亭》等以大胆冲破传统礼教藩篱、追求情爱和物质利益为主题的人文主义文学作品。以此观之，苏轼对中国古代文学人文主义运动的出现有首倡之功。
二、苏轼与古代士人儒道互补的人格精神
苏轼是中国古代才能最为全面的文化巨匠。然而，才能既为他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炒难。终其一生，他在仁途上两起两落，虽曾官至礼部尚书，但先后不容于改革派和守旧派，几次因诗文获罪，“乌台诗案”甚至使使他差点丢了性命。苏轼在一生中所经历的大喜大悲，绝非一般士人所能想象。南京游玩
在沉浮不定、变幻无常的苦乐人生面前，苏轼表现出极强的
适应能力。在其诗文中，责任感、使命感与归隐山林之念相交织，反映了他豁达的人生态度。
从思想根源上说，受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学术思想大势的影响，苏轼的“蜀学”也将儒家入世哲学与佛老出世精神相融合，呈现出鲜明的儒道互补的特点。
中华民族有气节的人物构成苏轼人格精神主流的，是传统儒家思想。在仁途顺利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中年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对于王安石变法，苏轼虽因过于夸大变法的流弊而持守旧观点，但在守旧派废除新法时，他却不惜丢掉高官厚禄，与司马光当面顶撞，力言保存免役法之必要。
在苏轼的豪放风格的词作中，这种入世精神表露无遗。
1074年，入仕不久的苏轼在自杭州通判调密州知州的赴任途中，第一次以豪放词风写下了自己的宏大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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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共客长客，似二陆初来俱少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其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词中抒发了自己欲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大志，充满着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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