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下乡岁⽉的⼏个⼩故事我上⼭下乡岁⽉的⼏个⼩故事
1975年的春天，芳龄⼗七的我和同样年少的三⼗七位“知识青年”背起极其简单的⾏囊奔赴“潮安万峰⼭林场”，开启三年半的修理地球岁⽉。
万峰⼭林场位于潮州凤凰⼭麓北部，海拔最⾼⼤约⼀千⼋，我们林场海拔应该不到⼀千吧。我们乘坐解放牌⼤货车颠簸三个多⼩时到达凤凰三级⽔电站，之后沿着五⼗厘⽶左右宽度的⽺肠⼩道徒步爬⼭四个多⼩时终于在傍晚时分到达我们林场。
因为林场是刚刚批建的，当地农民提前过来帮我们搭建茅草屋。“房⼦”是这样建造的：⾸先⽤⼀些刚砍下来的⼩⽊棍，直径⼤约5—10厘⽶，⼤致削去分叉和下⾯削尖插进泥⼟⾥⾯，然后成排钉在坡度⽐较低的⼭坡上，⽤⿇绳将这些⽊棍扎实，再⽤铁钉固定，围成长⽅形。离地⾯⼤约50厘⽶再把⽊棍垂直固定，平卧的⽊棍另⼀端同样垂直固定，这样“墙”和“床板”就完成了。“外墙”再⽤茅草裹上，不⽤开窗，因为到处漏风，留个可以进出的门就可以了。“屋顶”同样⽤⽊棍和茅草盖上。“床板”就是坑坑洼洼的⽊棍，⼤约间距5—10厘⽶，上⾯铺上我们⾃⼰带来的凉席就可以了。我们⼥⽣⼀间房，男⽣⼀间房，就这样住了⼀段时间，不记得住了多久，不过肯定是在冬天到来之前我们就搬进了“新房”。“新房”是这样建造的：有⼟胚砌成的墙，外⾯裹上⽜屎和稻草混合的⼀块块圆形的，⼤约直径20厘⽶，厚5—8厘⽶的东西（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屋顶好像是有⽡的。我们终于每两个⼈有⼀张两层的“鸭仔铺”。新房⼜住了⼀
两年，后⾯总场就把⽜屎和泥巴混合的外墙变成⽯灰的了。但那是我被调到分场，分场住的还是⽜屎和泥巴混合的墙。在总场可能是地盘⽐较⼤，好像没有见过毒蛇跑进房间。但到了分场就不⼀样了，房间⾥⽆论蚊帐顶上还是草席下⾯，地⾯都常常有毒蛇，最多的是⽵叶青，有时还有眼镜蛇，五步蛇等等。当时⼏个⼥孩⼦都不知道怎么办？有的还在哭，我没有哭，反正哭也没⽤。我来四个⽊凳，每两个⽊凳累在⼀起，⾼度就有⼤约⼀⽶，凳⼦周围撒上厚厚的草⽊灰，然后⽤三块床板（那时分场都⽊凳和床板⾜够），其中⼀块压着蚊帐靠墙的⼀侧，蚊帐的四周再压上砖头，蚊帐的门⽤夹⼦夹紧，这样蛇就不会跑到蚊帐⾥⾯，可以安⼼睡觉。不管⽩天晚上都要关门关窗，门缝还要⽤砖头堵死。因为蛇太多了，不存在怕不怕的问题，想办法打死它就是。分场这⼀年多，我练就的最⼤本事就是“打蛇”。“打蛇”要站在蛇的后⾯，拿着锄头稳准狠的⼀锄下去，蛇的前段就冲出去⼏⽶远。这时千万别⼤意，蛇还活着，起码⼆⼗分钟以后才可以去看它死没死。最多的时候，我们⼀天要打死七⼋条蛇。那时候不知道死的蛇可以吃，不然我们就不会“没有⼀点油⽔”了。若⼲年以后听说我们离开林场后那些跑不掉的男⽣不再有⼼思⼲活，倒是学会了“打猎”，所以后来他们的⽣活⾥多了⼀些乐趣。
说到“油⽔”，那⼏年确实基本没有油⽔。⼤⽶饭还算基本有保障，菜很少很少。菜地由两位年纪⼤⼀点，有点懂得种菜的知青负责。有⼏拢菜地，总数应该⼀两百来平⽅⽶吧。种的菜本来就很少，吃到谁肚⼦⾥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基本上没有吃到。⾁就更不⽤说了，基本没有看见过。我们养了⼀两头猪，过年的时候才宰的，吃到我们嘴⾥可能就⼏⽚吧，平时根本不知道⾁长啥样。我们的“菜”永远
只有辣椒酱和萝⼘⼲。辣椒酱销路很好，每个⼈每餐都是⼀⼤勺。萝⼘⼲基本⽆⼈问津，因为越吃越饿。⼤约两个⽉我们会回家⼀趟，回来的时候都会带上⼀瓶萝⼘⼲炒⾁或者萝⼘⼲炒猪油渣，有的⼈还会带上⼀点炒⾯粉当宵夜。我曾经带过⼀包⼤约⼀⽄的红棉牌的⽜奶，这是最最奢侈的了。记得有⼀次也是唯⼀的⼀次，我和同宿舍的⼀位⼥知青实在想菜想到睡不着。⼤约晚上11点我们就偷偷的出门，乘着⽉光我们来回⾛了四个多⼩时到当地农民的菜地⾥偷了⼀个包菜，回来后就在房间⾥⽤⽩⽔煮着吃，吃完刚好天亮出⼯。
⼀个⼩插曲，这也是把我害得很苦，⼏乎葬送了我⼀⽣的⼀件事。那时我⽗亲已经落实政策在某某权⼒部门⼯作，可以拿到布票和猪⾁票。不知道管我们的⾰委会副主任，别名“菜脯”怎么就知道了，常常要我去跟我爸拿⾁票。开始⼀两次我求爹爹拜奶奶的求了⼀点⾁票（⽗亲原则性很强，绝不会给我⾁票，我是别⼈要的），还要跟家⾥要钱买。我⾃⼰根本不知道⾁是啥味道却要给她送⾁，⼀次两次也就罢了，可她没完没了，每次都要。⼏次之后我告诉她实在没有办法，当时她也没说什么，但很快我就被调到分场去当“副场长”了（在总场我是知青队副队长）。再之后恢复⾼考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政审不合格”⽽剥夺了我参加⾼考的权利，那时说实在我死的⼼都有了。
说到⾼考，就聊⼀聊我的⾼考之路。
我妈妈是解放前⼴州华侨师范⼤学的学⽣，那是华侨陈嘉庚捐助的学校。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春节不能回家的运动时她们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并上⼭打游击。解放后很多⼈留在⼴州，他们的前途都很好。但我妈和⼀部分潮汕籍的同学留在了潮汕，他们的结局却很惨（这故事以后再说）。打倒四⼈帮以后不久，⼴州的⽼同学给她寄信说未来有可能会恢复⾼考，问⼉⼥中有没有⼈有机会参加⾼考？同时也寄来了⼀些中学的课本。有⼀次我回家探亲，妈妈就偷偷告诉我这个信息并把课本交给我。我也就带着课本回到林场总部。也许这就太“张扬”了，有⼈发现我⼯
余在看中学的课本，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领导发现了，曾经被⼝头批评过⼀次⽽我还没有引起重视，结果当第⼀次恢复⾼考的时候我被告知“政审不合格”，硬⽣⽣的剥夺了我参加⾼考的权利。开始我很震惊很迷惑，我到了县委农林办主任说理，可是根本没有说理的地⽅。农林办主任直接告诉我：⼥孩⼦个⼈嫁了就可以了，读什么书？然后理都不理我就⾛了。之后我⼀直各级领导，⼀直“上诉”，最后⼈家⾼考结束了，我的“上诉”⼀点结果都没有。随后我便被调到分场去当“副场长”，其实完全就是普通队员的待遇。本来我已经填了⼊党志愿书，下⼀批党员就有我的份，但也因为这件事泡汤了。曾经有⼀天晚上，我跑到⼭顶，⼀个⼈⼤哭了⼀场。也是这件事之后我学会了思考，我思考了前前后后所有的事情，终于我明⽩了其中的奥秘。我也很⽣⽓为什么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我的⽗亲母亲都没有关⼼，帮助我⼀下，没有给我⼀点“⽣”的希望？我也想起来曾经这位农林办主任问过我喜不喜欢他⼉⼦，我理都没有理他。他⼉⼦是开⼿扶拖拉机的农民，没有⼀点⽂化素养，我从来都没有跟他说过⼀句话。也许这也就是他不理我的原因吧。
祝端午节安康的句子⽣活就是这样残酷，跌倒了爬起来，没什么⼤不了的。我⼀个⼈在⼭顶上坐了⼏个⼩时。那天晚上我对天发誓：第⼀今⽣今世绝不步⼊仕途，第⼆我⼀定要参加⾼考，⼀定会⾛出⼤⼭。从此，我变了，变得很少说话。⼤半年的时间⾥，我安安静静的在分场劳动，再也没有⼈知道我的存在。每天晚上我关起房门，⽤⾃制的煤油灯，就是⽤咳嗽⽔的瓶⼦，盖上⽛膏壳的头，再放上⼀条布条，倒点煤油就可以了，不够亮就⽤⼩镜⼦反射。不过也就是在这样的照明下，我的视⼒从2.0（⽐1.5的五⽶距离还远⼀⽶）变成了0.2。我把从家⾥带来的中学课本认认真真的学了⼀遍。我还有⼀个⼩的收⾳机是我⼤哥⾃⼰组装的，竟然能够收到“美国之⾳”的英语课程，不过说实在根本听不懂。有⼀次我正发着⾼烧没有出⼯，听说家⾥给我托来了复习资料（第⼀次⾼考之后，⼈们好像放宽了“政审”），我便⾛路去总场取。没想到原来那天⼭洪爆发，我要过⼀条溪流的时候⽔很⼤很急。于是我折了⼀根树枝试探着过溪，可是过了⼀半，树枝突然断了。我⼀下⼦就掉到⽔⾥被⽔冲出去⼏⽶远。我知道不远处就是“死⼈塘”，是⼀个⼤漩涡，于是我拼进全⾝⼒⽓终于抓住了⼀块⽯头，最后挣扎着过了溪流的那⼀头。经过这么⼀场拼命，到了总场我的烧也退了，不过后来咳嗽了很久，不知道是不是得肺炎了。就这样第⼆年的⾼考我参加了，⼊围了，也体检合格了。当时我的分数是292分，跟我⼀起⼊围的⼈275分都录取了，我却没有录取，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听说全省的⾼考档案在韩⼭师范保存，我就托⼈去查，结果查到我的政治卷在别⼈的档案袋⾥。也就是因为我没有政治卷分数，所以没有被录取。说实在，我感觉⽼天都在为难我，我已经不会哭了。第⼆次⾼考结束后听说有⼀次招⼯的机会，我不再是傻乎乎只会冲锋的我了，我也会“⾛后门”了。于是我了⼀位爸爸以前的同事，跟他“叙叙旧”，在他的帮助下我
招⼯到了四级⽔电站当⼯⼈了。不过当⼯⼈不是我的⽬标，我还是要上⼤学。我也学会跟领导搞好关系了，⽔电站的领导答应我去读“代培”三年，毕业后回到⽔电站当技术员。第三年的⾼考我虽然没有多少时间复习，⽽且新起来的学⽣成绩都⽐我好，但苍天有眼，我还是如愿以偿。虽然没有上到⼀流的⼤学，但毕竟我有了上⼤学的机会了。这是上天对我的垂怜吧。感恩上苍！
下⾯说说“穿⽔鞋洗澡”的发明
林场⽆论是茅草屋还是⽜屎茅草外墙或是⽯灰外墙的房⼦，地板都是泥⼟的，根本不存在⽔泥地。洗澡房就更是简单的茅草屋，初时连茅草屋顶都没有。⽔是从⼭下的⼩溪提上来的，⼀桶⽔提到⼭上剩下⼤半桶就算很厉害，我经常提上来剩半桶。天冷的时候⾷堂会给我们每⼈⼀瓶热⽔（5磅）。洗澡房的地板放两块稍微平⼀点的⽯头，那么地板除了这两块⽯头，其他地⽅全是黄泥，⽯头是摇摇晃晃站不稳的，怎么洗就是⼀⼤难题了。开始很多⼈只能隔着⾐服擦⾝，开始我也是。但因为⽩天⼲活出汗多，尤其烧⼭（初期经常烧⼭为撩壕做准备）⾝上的灰尘粘的紧紧的，所以总觉得擦不⼲净，总觉得浑⾝不舒服（这也成为“资产阶级⼤⼩”的罪状之⼀）。后来我就发明了穿⽔鞋洗澡。怎么洗呢？就是先脱下上⾐，洗好两条胳膊擦⼲，再湿擦上⾝，穿回上⾐再脱下⼀边裤腿，穿⽔鞋的⼀边站地⾯，脱的⼀边站桶⾥，洗好擦⼲穿上裤⼦和⽔鞋再换另⼀边。这样就保证全⾝都湿洗或湿擦得到，能够基本上去除灰尘了，⽽且不⽤担⼼太冷感冒。洗头就另外⽤脸盆洗，⼤约⼀周洗⼀次就很好了，基本上都是在⼩溪边洗的。我把这个发明告诉了⼏位⼥⽣，后来她们基本都按这个⽅法洗。呵呵，今天说这种
发明可能⼤家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这个发明确实解决了⼤问题哦。
说说我的被单是怎么做出来的？
物理知识其实我是可以不⽤下乡的，因为我已经去海南岛⽣产建设兵团了。⾼中毕业后没有⼯作，我就在街道⼚做⼿⼯，街道⼚主要负责潮绣⼚的纽扣和下摆⼿⼯部分。做了⼏个⽉我就成了这个⼚的“⼚长”，负责管理九⼗多位、阿姨、奶奶的产品收放和发钱。同时每天给她们读⽑选，成了她们⽑选学习辅导员和⽑选宣讲员（其实我也不懂⾥⾯真正的含义，只是按照字⾯解读）。⼯作了⼤约2年，我实在不愿意这样耗下去。听说上⼭下乡表现积极就有机会保送⼯农兵学员（我⼤哥就是⼯农兵学员），于是在万峰⼭林场成⽴的时候我就坚持要去。⽽且我们第⼀批去万峰⼭的全部都是⼲部⼦⼥，⼀去就是国营林业⼯⼈待遇，在当时是很惹⼈注⽬的，也是很多⼈羡慕的不得了的。
准备⾏囊的时候我正愁没有被⼦。当时潮绣⼚⼀位跟我对接⼯作的车间主任⼤哥说要送我⼀点礼物，我想花钱的礼物就不要了。于是我看中了有很多浅绿⾊⼤约5厘⽶直⾓边的三⾓形的边⾓料，这些边⾓料每天都清⾛去烧毁的，⽽且这⼀批还是粗棉的（布料经常是丝绸的，都是国外的订单，那个年代其实也有国外来的订单）。我就让他偷⼀些给我，开始他很不解，后来我把计划告诉他，他就很积极的偷。每天下班偷⼀点，蚂蚁搬家，⼀个星期下来也就够了。于是我在家⾥把这些三⾓形布料⽤缝纫机拼起来，拼完每个三⾓形的直⾓边就只有三厘⽶了。但拼得很整齐也很好看，⽽且还是浅绿⾊的，在
当时简直是奢侈品啊（⼏⼗年过去了，这被单还被⼀位今年九⼗⼀岁的好朋友杨叔叔收藏着，我考上⼤学时送给他的，他不舍得⽤就收藏起来了）。再后来回家探亲时我⼜同样拼接了⼀床床垫套，套⼦的下⾯是跟当地农民要了⼏捆稻草铺在下⾯，这就成了我的“席梦思”，好在那时我已经在分场，没有⼈关注我，甚⾄没有⼈知道这个地球上还有⼀个我，不然不知道会不会成为“资产阶级思想”被当典型批判。被⼦⾥⾯的棉就⽤⼀床很旧很旧的棉被去重新弹⼀下变成了新被⼦。当时还仿造“列宁装”做了⼀件棉⾐。⽤积累了很多年的⽺⽑碎⽚（从⼩做潮绣⼚的珠绣下道⼿⼯慢慢积累的五颜六⾊的⼩碎⽚）扯开接搓成⽑线织了⼀件混合⾊彩的⽑⾐（不知道有没有⼈信？不过确实就“丰⾐⾜⾷”了）。
其实在那个年代，只要你会⼿⼯会想办法，很多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不要按现代⼈的观念去想象以前，想是想不出来的。
再说说我们这些“资产阶级⼤⼩”⾚脚“练⼭”的悲惨遭遇，这是最惨的⼀幕幕。
我们林场的任务就是种树，种树之前要先烧⼭，把⼭上原来那些杂草杂树烧掉砍掉，然后像挖梯⽥那样挖成⼀层层的“撩壕”，然后再被树苗种上去（这⼏年看电视剧⼈家种树不⽤烧⼭的，不知道我们的技术员怎么回事，那样挖反倒造成⽔⼟流失）。那么刚到林场的第⼀年基本都是烧⼭为主，要烧某⼀⽚⼭之前就要⼈⼯挖防⽕带，先把周围⼀圈树⽊杂草砍光，然后烧⼏天⼏夜才烧完。烧完之后就要清除灰烬。因为很多“⼭麽”（不知道是不是蕨⿇）的头是烧不尽的，尖尖的，硬硬的，（现在可能要穿硬底
的靴才⾏）我们只是穿着夏天的塑料凉鞋就已经扎得到处流⾎了。可那位农林办主任兼林场第⼀书记的⽼男⼈不知道哪来的⿊⼼肠，⼀个五六⼗岁的⽼头⾯对⼗⼏⼆⼗岁如花似⽟的⼩姑娘，（有的才⼗五六岁，我⼗七年。我⾼中毕业⼗五岁，⼩学五年，初中⾼中各两年，我跟⼆哥，上⼀个年级）怎么就那么⿊⼼，真怀疑是变态⼈格！他⼀直骂我们是“资产阶级⼤⼩”，是要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硬是不允许我们穿凉鞋，⾮要我们打⾚脚。我们⼏乎每踩⼀步就扎⼀下，脚丫的⾎流的很多。每个⼈不敢哭也不敢说，只有⾮常痛苦的表情，到了晚上回宿舍，脚肿的像萝⼘，后来很多⼈根本⾛不了路。⼀段时间之后，也可能是这件事反映到县管委会（毕竟这⼀批知青都是⼲部⼦⼥），总算有良知的⼈出现了，允许我们穿凉鞋，到了冬天还允许我们穿⽔鞋。当年那种痛到现在都记忆犹新，这是这辈⼦遭受最惨的“刑罚”了。
十大古曲说说我的腰伤
我们住的地⽅是半⼭，⼀百多⼈⽤的旱厕也就在半⼭，所以每天要轮值去挑⼤粪到⼭下菜地。有⼀天刚刚下完⾬地很滑，轮到我挑⼤粪。那时我⼀⽶五四，体重⼋⼗⽄（四⼗公⽄），潮汕⼥孩⼤多数都不⾼，基本在⼀⽶五到⼀⽶六之间，体重也差不多。挑的⼤粪有⼀百⽄左右，本来就摇摇晃晃的，结果挑了⼀半脚⼀滑，连⼈带⼤粪滚下⼭去。因为全⾝都是屎，急急忙忙到⼩溪⾥清洗，之后站不起来。还是种菜的两位知青帮忙扶我回宿舍，换了⾐服，感冒了⼀阵⼦，腰痛得很厉害。但林场只有⼀个“医务室”，有⼀些红药⽔，紫药⽔，咳嗽⽔⽽已，是⼀位知青在管的，没有医⽣更没有医院。腰痛了
⼏个⽉之后慢慢也就不太痛了（从此烙下了腰病），这⼏个⽉没有⼀天给我休息，只是这段时间不⽤再去挑⼤粪，其他照常。
填志愿后多久知道自己被录取说说我的声带被损
读中⼩学的时候我还是“⽑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虽说歌声不是很好，但也还是能唱能跳的。⼤概在上⼭下乡第⼆年吧，有⼀次感冒，⿐⼦塞的厉害，因为林场根本没有任何医疗，当地⼀位农民⼤爷很有经验的把“鹅不⾷草”捣成泥，然后挤出汁给我滴⿐，结果过敏很厉害，瞬间整个脸，嘴，喉咙肿得很厉害，喘不过⽓来。林场赶快⽤⼿扶拖拉机送我到附近公社卫⽣院，医⽣赶紧在屁股打了⼀针，后来⼜输液才抢救过来。之后就完全失⾳⼀个多⽉（说话完全没有声⾳），从此我只要唱歌喉咙就痉挛，连讲课都不⾏，讲⼤课超过⼆⼗分钟就喉咙痛，声⾳嘶哑。唉，那个年代！
说说在“天寒地冻”中⽣活和劳动
别看我们所处的是⼴东，南⽅地区，在海拔⼀千左右的凤凰⼭区冬天还是很冷的。零下七⼋度是很经常见的，虽然没怎么见过下雪但结冰是经常的，也许是湿度⽐较⼤的原因吧。我们住的地⽅不是茅棚就是简陋的⼟胚房，盖的被⼦也是很薄的硬硬的棉被，⾐服更是单薄，有⼀件薄薄的⽑⾐和⼀件薄薄的棉袄已经很了不起了，很多⼈连⽑⾐都没有，只有⼀件薄薄的棉袄，裤⼦就更不要说了，只是⼀条从冬天穿到夏天，⼀年四季⼀样的裤⼦。我还好，1973年我外公
去世换寿⾐的时候⾝上穿着⼀条很破旧的裤⼦，舅舅说死⼈的⾐服不能要，但我看到那是⼀条⽑料的裤⼦，虽然破旧但还可以利⽤就拿了回家，裤头变裤脚改成我⾃⼰穿的，没想到⼏年后这条裤⼦成了我御寒的佳品了。我们的宿舍是绝对不要想“暖⽓”这个词。因此到了冬天经常是把所有的⾐服都穿上再盖上被⼦还冷得睡不着。⽩天要去劳动，如果是⽤锄头的也罢，出出⼒会暖和⼀点，但是如果去种树就真的很冷。记得有⼀次我们实在是⼜饿⼜冷，四个⼈负责⼀⽚⼭，带的是树籽。不知道谁想出了⼀个馊主意：我们躲到⼀个⼭坳⾥，了⼀些⼲草点燃后弄灭成为暗⽕，放⼀些树籽埋在暗⽕⾥⾯烤来吃，树籽很⾹，⼏个⼈都吃了有⼗⼏个。突然我⼀阵不舒服，说“不要吃了，别等下中毒回不去”，结果我们把剩下的树籽草草地撒开就去偷⽼乡的红薯烤来吃。那段时间，时不时偷⽼乡的红薯还是挺好的，⽼乡不知道是不是可怜我们这些“城⾥来的孩⼦”，也没有把我们怎么样。
第⼀次烧⽕做饭高一历史教学计划
我们要轮流做饭的，烧的是很⼤的⼟灶，上⾯⼀个很⼤的铁锅。我从来就没有烧过这种灶，结果熏的眼泪⿐涕⼀⼤把还是没有烧熟饭，后来是⼀位当地农民⼤帮忙和教给我技巧才保证了⼤家放⼯回来有饭吃。
第⼀次⾛⼗个⼩时⼭路去挑⽊炭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去很远的地⽅挑⽊炭，我们知青是没有⽤过⽊炭的。每次⼤概去⼗个⼈，⾛
⽺肠⼩道上上下下来回⼗个多⼩时。早上五点前出发，回到宿舍天已经很⿊了，每个⼈带⼀点红薯当⼲粮。⼀个⼈挑回来⼏⼗⽄⽊炭，挑⼀次真的很累。
还有⼀个修公路的故事。我们到达林场之后很重要的⼀项劳动就是修公路。从凤凰三级⽔电站修道林场。路怎么修是技术员的事，我们只负责⽤锄头⼀锄⼀锄的把泥⼟扒到旁边就可以了。⽤⼒⼤⼩也是⾃⼰把握，有⼈很卖⼒有⼈会偷懒，⼤家都⼼知肚明。我是属于⽐较卖⼒的，但再怎么卖⼒也就那么多⼒⽓，好不到哪⾥去。我们每⼈都有⼀条兼擦汗和中午休息垫在地上的布，是男⼈的浴⼱。⼤约六⼗厘⽶宽，⼀⽶⼋长的薄薄的布，有点像阿拉伯男⼈头上围的布。有⼀天中午我躺着⼭坡上休息，突然看到⼀条⼀⽶多长的银镜蛇就在我⾝边⼏⼗厘⽶处，头正对着我。我吓得不敢说话，眼睛死死的盯住蛇，⾝体绷得直直的，硬硬的，动都不敢动。过了⼏秒钟，蛇从我的肚⼦爬过去，竟然没有伤害到我，等蛇⾛远点。我哇了⼀声，跳起来，从此再也不敢“午休”了。
刚刚到林场的头两年我真的很拼，也许是潜意识⾥想通过积极表现可以保送⼯农兵学员吧，其实后来才知道，表现积极跟保送完全不相⼲。那时我是知青队副队长，优秀民兵，基⼲民兵连副连长，县⾥的三⼋红旗⼿，申请⼊党积极分⼦，学习⽑选积极分⼦等等。⼀切的努⼒，所有的信⼼，对⼈世间的重新认识都在被取消⾼考资格之后发⽣了彻底改变。
好了，乱七⼋糟写了很多。也许属于“回忆录”吧。⼈⽼了可能都这样，现在⼀切都只是讲故事，过去的只是⼈⽣中的⼀场经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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