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是政治】专访厉以宁:成功的改革不可逆转
军转干考试【半月谈时事政治】专访厉以宁:成功的改革不可逆转
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最著名、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虽然已是83岁高龄,嗓音也有些沙哑,但他每次亮相、每次发言,都会引起人潮涌动、各界关注。他的观点严谨、独到、鲜明。从“厉股份”到“厉民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他学术观点中提炼出的名号,总代表着当时讨论的焦点——他就是厉以宁。
2013年10月10日,在被寄予厚望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厉以宁受记者邀请,参加了“2013中国民营经济论坛”。在全场潮水般的掌声中,他缓步走上讲台,从手腕上摘下手表,放到桌上,然后直奔主题。讲到问题时,他表情严肃,提高声音。正是在这次演讲中,他再度语出惊人,公开批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失职”,认为“中国的转型,前提是思想解放”。
演讲结束后,厉以宁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一落座,他就请自己的学生帮忙,把忘在讲台上的手表取回来,放到身边的桌子上,并对记者解释道:“做什么事,时间都要控制好。演讲也是,得给后面的人留足时间。”
采访中,厉以宁就国资改革、民企转型、城镇化道路等一系列问题与记者展开交流。谈到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期待,他说:“改革是不能停顿的。我对新一届领导充满信任,相信在党的领导下,风气是会改变的。”
国资委不要直接管企业
9月中旬,厉以宁率团对德国、西班牙进行了为期7天的学术访问。他说,之所以会有此次欧洲之行,是因为国外近来唱衰中国,认为从2010年第一个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率连续13个季度放缓。今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表示,如果中国不能提高内需在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降至4%左右,面临“硬着陆”风险。
记者:您认为中国会“硬着陆”吗?如何看待西方针对中国的悲观论调?
厉以宁:中国经济吸取了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经验和教训,完全可以避免“硬着陆”,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今后,经济指标虽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实现两位数增长,但应该能保持7%—8%的增长率。
记者:但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如民营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仍不占优势,且面临融资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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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同志南方谈话后,民营企业一直迅速发展,但它们依然是脆弱的。在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2010年以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民营经济受到的冲击都是最重的。但上世纪90年代前期,民营企业的确有一段大发展时期。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来看,我
们不能说上世纪90年代前期是“国退民进”,这不是中央的政策,只是一个时期经济格局的变化会对民营企业产生很大影响。
像你说的,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比较容易获得贷款。有的大企业没有太大的投资框架,就把从国家和银行得到的贷款交给专门成立的子公司进行放债。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能说是国家政策如此,只是在一些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从整个趋势来看,上世纪90年代前期到现在,民企和国企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国企、民企的最终发展目标是实现双赢、共赢。
记者:要实现共赢,国有企业应该怎么做?
厉以宁:应该对国有资本体制进行改革。这个改革分高、低两个层次。高层次的国资体制改革,主要是提升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国有资本既然担负着国家赋予的使命,就应该想办法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加国有资本最终的收益和价值,这才是国有资本管理部门的任务。因此我建议,要对国资体制进行改革,国资委不要直接管理企业,而应该组建若干个行业性或综合性的国有资本投资基金公司,哪个行业需要大发展,或者产能不足,就加大资本投入;哪个行业产能过剩,就抽回资本。
低层次的国资体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即变国有企业为真正的企业。既然现在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是股份制公司、上市公司,就应该让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法人治理结构起作用,要国资委直
接管理干什么?!你(国资委)把企业变成不能自主经营的企业,这是失职!即使国家拥有的股份比较多,(企业)也不是你一家的呀,得跟大家商量,通过召开股东会、董事会来做决定。只有这样,国企和民企才能处在平等的位置上。国企是执政党的经济基础,民企也是,执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国企、民企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无论国企、民企,其产品都属于中国制造,品牌也都是中国的品牌。只有当大家都根据法人治理结构来进行管理,公平竞争,民企才能感到安全、踏实,国企也才能感受到自己的独立性,才能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这是今后改革的方向。
记者:民营企业是不是也需要改革?
厉以宁: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不叫“改革”,用“改革”二字容易引起误解,应该叫“体制转型”。民企体制转型的前提,是产权必须得到保护。
在产权得到保护、产权清晰的基础上,民企要重视发展方式的转型,也就是要和国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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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进行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一些人总觉得,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可以用,但这个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我在珠江三角洲考察时,有企业家问我:“我们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是中小企业,做玩具、日用品、服装,产品价格都很便宜,怎么搞自主创新?”我笑了:“我也在福建和浙江考察过,人家
(的一些民企)跟你一样,却能自主创新,比如产品工艺的设计改一改,原材料的选择改一改,营销方式改一改,所有这些都是创新的表现。”
还要重视营销方式的转型。市场是可以创造的,不仅需求可以创造供给,供给也能创造需求。电动刮胡刀刚问世时,人们不敢买,担心把肉刮下来。一些大公司就派人表演给消费者看,这样才慢慢推广开来。营销方式和自主创新是结合在一起的。企业要不断有新产品出来,才能吸引人,而有了新产品,就要有适合它的营销方式。
管理体制上也要转型。家族制、家长制管理体制已经过时,应该采取经理人制度。血缘关系不一定等同于接班的关系,儿子可以有股权,但如果他的才能不足,就不能成为公司将来的总带队。
记者:对于国企和民企的合作前景,您怎么看?
厉以宁:二者间相互竞争是必然的,合作也是必然的。我刚从德国回来,那里有很多小企业是专门为大工厂生产某个零件的,产品质量很高。这些小企业的老板,可能就是由熟练的技工成长起来的。工业化刚开始时,第一批机器是谁造的?都是英国当时的小老板,他们会建磨坊、会做钟表。而在中国,国有大型企业不和广大的民营小企业合作,什么都要自己生产,实际上效率是很低的。因此,国企、民企的合作有潜力可挖。
“新社区”是城镇化伟大创造
厉以宁如今仍坚持每年至少外出调研两次。“近几年走过的省份大概有辽宁、河北、天津、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广东、重庆、陕西、湖北、贵州……”记者注意到,他是按照几大经济区域的地理顺序报出来的,足见一位经济学家的缜密思维。他告诉记者,最近的一次是在陕西调研城镇化的相关问题。
城镇化是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着力点之一。虽然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11年达到51.27%,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由此衍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如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正困扰着人们。
记者: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区,城区住房供不应求,水、气等资源也越来越紧张。这些难题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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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要从新农村着手,发展“新社区”。中国的城镇化应由“老城区改造+新城区开发+新社区建设”三部分组成。老城区的企业要往外迁,拆掉贫民窟式的房子,把老城区改造成宜居的居住区、商业区、服务区。新城区主要是郊区的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它是城市发展支柱产业的地方。在新城区,各种设施都能充分利用,污染能集中治理,企业也能聚集在一起多交流、多合作,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当然,“老城区+新城区”的容量仍然有限,所以中国特的城镇化是在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社区”。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们住进了楼房。
记者:“新农村”与“新社区”的区别是什么?村民住进楼房就是实现了“新社区”吗?
厉以宁:“新农村”变“新社区”,要做5方面工作:第一,园林化;第二,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包括垃圾回收和使用、清洁生产、污染清理等;第三,公共服务要到位;第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第五,建立社区管委会,代替现在的村委会。目前,全国正推广“新社区”,也叫“就地城镇化”。这对中国乃至世界城镇化历史来说,是伟大的创造。
记者:您说过,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就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人进城。这些人都要求就业,城里的经济能消化吗?就业是考察政府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政府该怎么办?
厉以宁:要大力发展能大量吸收劳动力的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如饭馆、旅馆、酒店、理发等,容量有限,不能完全吸收。金融、保险、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将成为解决就业的主要渠道。
记者:城镇化过程中,马路要拓宽,房子要多盖,医院、学校要多建,这都需要钱。但另一方面,政府能出让的土地越来越少,土地财政快走到头了,地方债务也累积起来,怎么办?
厉以宁:所以我们要走一条新路,比如参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经验,建立城市建设公共投资基金。这个基金是由地方政府出一点钱,再由各个金融机构、保险机构建立起来。基金建立后,按市场规则
运行,每年发一批城市建设债券,筹集到的资金用于公共设施项目建设。比如,本市需要建一个自来水厂,项目启动前,先发布公告,让市民们先了解这个项目,然后自行购买债券。由于这种债券的回报率比银行存款高,也比国家债券高,还是很受欢迎的。这样根据不同的项目不断地发债券,称得上是“人民城市人民建”。
记者:城镇化带来的户口难题,改革的呼声也很高。这个问题又该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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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民营企业厉以宁:解决办法叫“农民市民化”。但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现在,上海一些工厂里的车间主任、班组长,很多都是农民工出身,在上海工作了20多年,户口还没解决,孩子上不了学。如果外省市向他们发出邀请,承诺解决户口,他们可能就会离开上海。但这批人一走,上海的制造业就只剩空架子了。这种形势迫使当地政府想出积分制,规定达到标准积分120分的上海市居住证持证人,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险、住房等方面所享待遇与上海户籍居民基本相同。
这种尝试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地区,如果“新社区”的公共服务到位了,人口聚集得越来越多,就可以将这个“新社区”的户口统统改过来(即农转非),但需要向管理机构交一笔钱,因为农民要享受社会保障的待遇。这笔钱,可能是地方政府或社区集体出,也可能是地方大企业出,因为农民把田租给了大企业,自己也就变成了工人,山东烟台就是这么做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企业如果正常盈利,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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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利、工资自然不成问题,一旦企业运转困难、投资失败,甚至被人接管了,怎么办?就应该从现在起,每年从企业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保险基金,一旦工厂发不出工资,这笔钱就能发挥作用。
最成功的改革有三个
“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历了双重转型,一个是发展转型,即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二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两种转型是并存的、重叠的,转型中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突出的、艰难的。”每每谈到转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比如收入分配改革、经济质量增长、房地产调控等,厉以宁总有说不完的话。在他看来,“每个问题都是一个专题”。
记者:收入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也在不断改革,但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在您看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厉以宁:中国当前亟须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且重点应放在初次分配(按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的分配),而非二次分配(在初次分配基础上,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对各收入主体收入水平进行调节)。
对于初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我有几点建议:首先,新农村改革的起点,是必须给农村土地以产权。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城市产权问题已基本理清,而在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祖传的房子没
有房产证,在宅基地上自己盖的住房,哪怕盖得再高、再好,也没产权证,产权处于虚有状态。农村土地产权的不明晰,实际上导致了农村、城市初次分配不平等的现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阻碍了收入分配改革。
天什么地什么其次,劳动者和雇主必须有对等的地位。现在的情况是,不管打工者来自农村还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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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通常以个体形式出现,相比较而言,雇佣他们的大企业就显得有些强势。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双方的谈判地位不对等,工资的多少也由强势的一方说了算,这也是初次分配的问题。西方国家是通过工会组织解决这个问题,但在中国,有谁看到过工会替农民工讨工资?所以,这个必须改。
其三,教育制度要改革。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城乡教育经费、资源分配等不均衡,这容易形成社会阶层的凝固化、职业的“世袭”,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儿子,甚至孙子都还是农民工。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初次分配同样会有问题。因此,我们要加大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城里的学校也不要排斥农民工的孩子。
当然,二次分配也很重要。这一点,主要靠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进行调整。在西方国家,已经施行多年的福利政策强调,在初次分配有差距的时候,通过税收、补贴、福利待遇等方式,在二次分配阶段
将差距缩小。但在中国,因为存在城乡两种户口,城市居民的很多福利农民工是享受不到的。也就是说,初次分配的差距,在二次分配中甚至再次扩大。要想弥补这一差距,重点应该放在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这是整个中国经济面临的升级问题,十分迫切。
记者:近期,我们总能听到来自国内外的一些质疑,认为中国GDP的高增长率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厉以宁: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陷入了投资冲动怪圈——地方政府为了改善财政收入、缓解就业问题,便增加投资、扩大信贷,如此一来,GDP虽然提高了,通货膨胀却随之出现,物价也快速上涨;为了抑制通胀,中央不得已采取紧缩政策,以放慢经济增速,但这样做,又势必影响地方财政收入与就业……如此循环反复,让经济发展呈现出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不健康态势”。
实际上,比GDP总量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质量。如何才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一是要优化结构。因为技术一直在发展,客观形势一直在变化,所以,结构的优化是没有止境的。比如,20多年前,全世界的环保概念是要求废水、废气、废渣不能有毒。今天的环保概念同样包含不能有毒,却更进了一步:二氧化碳会影响世界的气候,所以必须减排,产业结构必须朝低碳方向调整。
二是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一些企业不愿创新,认为“不自主创新,等死;自主创新,早死”。为什么会“早死”?因为融资成本太高,利息负担重。再加上融资不易,尤其是在经济形势不好时,想借钱的借
不着,许多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断了,维持不下去了。这不是“早死”吗?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真正能实现自主创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还是依赖外国的技术,这也导致我国实体经济虽然在数量上有了大幅提升,质量上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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