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
关键词：华北  侵华  抗日
华北事变是指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而制造的一系列侵略事件，其内容应包括“河北事件”、《何梅协定》、“张北事件郭源潮”、《秦土协定》、“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及“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些事件基本上都发生在华北地区，故称华北事变。华北事变是日本灭亡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它不仅使华北的局势，而且使整个中华民族都处于危急关头，决定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局的走向，对国共两党的政策以及国际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
广袤的华北平原既是入关南进的咽喉，更是物产丰饶的宝地，战略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得陇望蜀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垂涎已久，究其发动华北事变的经济原因，一是为摆脱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走上了海外侵略的老路；二是为侵苏备战，国小兵少的日本势必要借助中华之物力；三是建设不断恶化的伪“满洲国”殖民地经济的迫切要求，日寇希望将东北、华北连成一片、互为补充，以稳固“满洲生命线”。1933年，日本向山海关发动军事进攻，标志着日本侵略华北的开始。1934年12月日本冈田
内阁正式抛出“华北分治政策”。1935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首脑在大连举行会议，决定采取旁敲侧击、逐步推进的办法，以达到其占领华北的目的。《塘沽协定》签订之后，鉴于日本国内形势、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和国际社会的干预，日本暂时将对中国“武力鲸吞”的直接侵略方式转变为“渐进蚕食”方式。日本在华北以军事威胁与讹诈为主，外交压迫为辅，以全面利用汉奸与重点打压相结合，大肆对华北实行经济侵略。其手段与炮制伪“满洲国”如出一辙，这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自欺欺人的荒诞闹剧，但是南京政府当局却继续对日妥协退让，丧权辱国，华北和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机。
1935年5月初，在天津日租界发生了亲日分子《国权报》社长胡恩博和《振声报》社长白逾恒被暗杀的“河北事件”。与此同时，原热河的抗日义勇军孙勇勤部受日伪军压迫由热河境内退入冀东“非武装区”遵义县附近，后在遵化茅山沟遭日军围攻。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驻北平使馆武官高桥坦等借机密谋挑起事端，向国民政府提出无理要求，驻津日军连日在河北省政府和北洋大学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将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往保定。7月，国民党军委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驻华北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达成了所谓的《何梅协定》。按协议规定：中国军队从河北撤退，取消河北省内的国民党部；禁止河北省内的一切反日活动。《何梅协定》使
中国丧失了河北的主权，极大地加强了日本在华北的势力。
“河北事件”一波未平，又发生了“张北事件”。6月5日，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由于日方借口提出了蛮横要求，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达成《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二）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三）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职。这样，冀察两省大部分的主权丧失。
1935年11月，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居中为殷汝耕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的步伐，积极制定通过外交手段索取华北，征服中国的计划。8月5日，广田外相制定了对华三原则:1.中国应彻底取缔反日言行；2.中方承认“满州国”，实行华北地区与“满州国”的经济、文化合作；3.中日合作反对共产主义势力。在伪满政权成立和热河沦陷后，日方认为他们对中国东北四省的统治已初步巩固。同时，由于欧洲德、意两个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和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抬头，英美在远东一意对日妥协，日本把它看作是扩大对华侵略的大好时机。日本陆军省在8月6日提出《关于对北支政策》，希望华北五省“不受南京政权政令的支配，而成为自治彩浓厚的亲日地带”。9月24日，日本驻伪满洲国最高军事顾问多田骏招待日本记者时散发了一本《日本对华基础观念》的小册子，宣布要“依靠华北民间力量，逐渐使华北明朗化”，提出清除反满抗日分子，建立华北经济圈，实现华北军事合作，扶持华北自治等措施。这一声
明，表明日本已决心加速把华北五省纳入它的直接控制下。
    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华北自治运动”的发动者是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他派土肥原贤二到北平，向兼任平津卫戍司令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最后通赚式的誉告:限他在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武力攻占河北和山东。多田骏也飞往济南，要求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宣布实行“自治”。1935年10月日本特务指使河北劣绅安厚齐、武宜亭策动“香河事件”，驱逐国民党县长，宣布自治，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11月25日，日寇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冀东22县脱离中国政府，实行“自治”。在内蒙，日本扶植反动封建王公和伪军头目成立“内蒙自治政府”。11月25日，天津一些汉奸在日本的唆使下，以“华北自治请愿团”等名义举行示威请愿。12月1日，天津自治界代表刘孟扬等通电要求援清末“东南互保”成例，实行自治。同日，“北平自治会”宣言自治。12月8日，塘沽也发生要求自治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借“自治”的名义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国民党政府不能允许华北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管辖而宣布“自治”，但慑于日本的威胁，不得不于12月决定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由日方推荐汉奸王揖
唐、王克敏、曹汝霖等十七人为委员，以迎合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需要。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虽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成为变相的“自治”，实际上是把冀察两省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之后，日本分别于1936年1月、1936年8月、1937年2月发表了三次《华北处理纲要》，继续实行“华北分治政策”。1937年4月，日本内阁抛出《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决定今后“不进行谋求华北分治，或者可能扰乱中国内政的工作”，“华北分治”政策被停止。“华北自治运动”因“华北分治”政策而产生，“分治”政策既已破产，“自治运动”遂成无源之水，历时两年之久的“华北自治运动”以失败而告结束。两个月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军在华北所制造的一系列侵略事件，使华北的局势处于危机关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重大。
一二九学生运动
　 首先，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华北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作为其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的野心。事变后，日本准备把战争扩展到更大的范围。1936年8月，广田内阁确定了“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海洋发展”的侵略方针，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其次，华北事变使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右翼知识分子，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中间知识分子，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对日寇的侵略行径口诛笔伐、警醒民众。 “一二·九”烘托和衬托的区别学生爱国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分裂对峙到合作的序幕，标志着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三，华北事变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事变发生后，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12月中共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不久，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决议”和“报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方针。1936年9月中共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将“反蒋抗日”的总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斗争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也由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感到“安内”已初见成效，重点遂转向对外，“开始谋求解决中共途径”。 　
第四，日本侵略华北，严重侵犯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日本帝国主义一面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一面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华北的铁路、矿山、金融、纺织、面粉等重要企业大部分为日本垄断资本所控制，特别是其武装走私活动，使中国海关关税急剧减少，直接影响了中国的财政收入，延缓了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利益和英美部分在华利益。于是英美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亲美英派来抵制日本，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开始转变。国民政府加强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为全国抗战作准备；在外交上，蒋介石开始联合苏联，对日也强硬起来。
最后，华北事变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急剧分化，在对日政策上发生分歧，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英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1935年8月，亲英美派分子借《敦睦邦交令》的颁布，攻击亲日派的媚日外交，迫使汪精卫提出辞职。11月初，汪精卫被爱国志士刺伤，亲日派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同时，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上发表演讲，表示如果日本无止境地进攻，超过了和平的限度，那就到了牺牲的最后关头，他就要“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
参考文献如何装扮空间
华北地区包括1. 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教研组编：《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
社1983年版。
2. 邹明德：《华北事变》，中华书局2000年版。
3. 黄华文：《七七事变前后抗日救亡运动特点之比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念奴娇 赤壁怀古 苏轼(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4. 李琼：《牵一发而动全身——华北事变影响简析》，《历史学习》2004年第3期。
5. 贺恩印：《抗战前国民党对日政策转变经济原因探析》，《理论导刊》2003年第12期。
6. 张生：《日本侵华模式初探——以“华北事变”为中心》，《民国档案》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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