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德•麦凯《回到哈莱姆》中的跨国书写
舒进艳
内容摘要：克劳德•麦凯的《回到哈莱姆》描摹了20世纪早期的黑人跨国体验。学界主要阐释了作者个人的跨国经历与黑人国际主义思想对小说塑造主要人物的影响，而忽视了小说中副线主人公雷的国籍及其旅居哈莱姆的意义。雷的跨国移民经历既再现了麦凯的复杂跨国情感与认同经历，又观照了哈莱姆作为流散非裔移居的理想家园与城市黑人社区所承载的空间意涵。论文提出哈莱姆具有三个维度，作为移民唤起历史记忆的地理空间、建构跨国身份的政治空间及容纳差异的多元文化空间，并考察移民在跨国流动中历经的现代性体验，以此揭示他们通过改变既定身份与重新定义自我而竭力摆脱传统的民族、种族和阶级观念的束缚与身份认同的困惑，从而参与到美国城市的种族空间生产中。
关键词：克劳德•麦凯；《回到哈莱姆》；跨国书写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美国文学地理的文史考证与学科建构”（项目编号：16ZDA197）；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跨国空间研究”（项目编号：19YJSB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唐三一共有几个魂环作者简介：舒进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喀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Title: Claude Mckay’s Transnational Writing in Home to Harlem
Abstract: Claude McKay’s Home to Harlem depicts the black transna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cademics mainly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McKay’s personal transnational experience and black internationalist thinking on his main character, but neglected the minor plot’s protagonist Ray and his nationalit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sojourn in Harlem. Ray’s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experience not only embodies McKay’s complex transnational feeling and identity experience, but also reflects Harlem’s spatial significance as an ideal home for African diaspora and urban black community. The paper aims to examine Caribbean immigrants’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in Harlem which is interpreted as the geographic space for immigrants to evoke historical memories, the political space for constructing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multicultural space for accommodating differences. It is to prove that they manage to extricate themselves from the shackles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nation, race and class and their confusion of identity by changing their established identity and redefining themselves, and thus participate in the production of racial space in American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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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Claude Mckay; Home to Harlem; transnational writing
Author: Shu Jinyan is Ph. D. candidate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Kashi University (Kashi 844000, China). Her major academic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
1925年，阿伦•洛克在《新黑人》选集中将哈莱姆描述为一个国际化的文化之都，视其重要性堪比欧洲新兴民族国家的首都。詹姆斯•威尔登•约翰逊在《黑人曼哈顿》中写道：“哈莱姆确实是整个黑人世界观光者……有才华者的伟大麦加，因为它的诱惑已经深入到加勒比的每一个岛屿，甚至渗透到非洲”（Johnson, Harlem 301）。洛克与约翰逊在突出哈莱姆的国际性时，亦指出哈莱姆满足了移民对“跨国”美国文化的期待。1916年，鲁道夫•伯恩在《大西洋月刊》发表题为《跨国美国》的文章，呼吁美国放弃“盎格鲁-撒克逊化其多种族移民人口的努力，以及将自己设想为自殖民时代以来一直存在的文化联盟”（Bourne 119）。在他看来，多元化、文化合作和国际交流是美国成功的基石。
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非裔美国作家克劳德•麦凯的《回到哈莱姆》以帝国主义和全球移民为背景，描摹了二十世纪早期的黑人跨国体验。米歇尔•斯蒂芬斯从跨国角度探索了黑人流散空间的潜力，认为克劳德•麦凯描述了一种黑人跨国主义的文化形态（Stephens, Reimagining the Shap e 174）。布伦特•海斯•爱德华兹从宏观上分析了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黑人跨国思维（Brent 3）。斯蒂芬斯和爱德华兹从
海地是哪里麦凯的旅行者生涯与创作中的政治立场将其解读为一个跨国作家。约翰•洛尼指出麦凯挖掘了美国非裔和加勒比非裔之间关于美帝国主义跨文化对话的共同点（Lowney 426）。学界多从麦凯个人的跨国经历与黑人国际主义思想对其塑造的主要人物的影响进行了评论，而忽视了小说中副线主人公雷的国籍及其旅居哈莱姆的意义。那么麦凯书写这条副线的作用何在？雷为什么要移居哈莱姆？移居到哈莱姆的加勒比移民是如何参与到美国城市的种族空间生产中？
詹姆斯•克利福德在强调旅行、流散、边境、移民、迁徙等互不等同的、叠加的经历时，拒绝将身份永久固定，并批判了“根源（root）总是先于路径（route）”（Clifford 3）的传统观念。这一论述暗合了保罗•吉尔罗伊对现代黑人政治文化从根源而非路径的角度理解变动与居间过程中的身份认同的学术质疑（Gilroy 19）。在克利福德与吉尔罗伊理论的启示下，论文从哈莱姆作为移民唤起历史记忆的地理空间、建构跨国身份的政治空间及容纳差异的多元文化空间三个维度来考察移民在跨国流动中通过改变既定身份与重新定义自我而历经的现代性体验，揭示他们竭力从现代性的对抗性文化边缘走向中心，从而参与到美国城市的种族空间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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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唤起历史记忆的地理空间
美国英语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回到哈莱姆》中的副线主人公雷因被驱逐出美军占领的家园而开启了从加勒比到哈莱姆无所适从的流浪生活。哈莱姆贯穿小说始末，既成为雷跨越国家地理边界的栖居之地与现代性体验之都，又是唤起他过往经历与历史记忆的地理空间。哈莱姆之所以成为雷跨国移居的理想家园与地理空间，不仅因为它是凝结黑人集体意识与使黑人获得身份归属的城市黑人社区，而且因为它代表着记忆在跨国与流动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延续与保留。雷的海地流亡者身份使他能够更好地从跨国移民的角度审视哈莱姆这个现代黑人之都。作为北方最大的黑人都会，哈莱姆的厚重、封闭与嘈杂，既代表着它会摒弃主流社会与种族主义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可能性，又展现了 “黑人正抓住第一次机会进行体表达和自决”（Locke 629）的种族之都的无限希望。
1928年6月，克莱门特•伍德在《危机》杂志上批判美军占领海地的帝国主义政策，其文章攫取了非裔美国人对这场持续十多年的海外侵占的注意力，由此，谴责美国占领海地的文章频繁地出现在《国家》、《机遇》、《信使》和《危机》等美国非裔小杂志上，打破了美国国内对这段“选择性失忆”的一贯缄默。受排挤的非裔美国人与海地人因遭受同样的种族剥削与压迫而达成了种族情感的共性认识。与此同时，杜波伊斯发表于《危机》上的关于《回到哈莱姆》的书评指出，该小说对加勒比、西非和欧洲的反帝国主义的黑人知识分子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麦凯不但批驳了美国入侵海地的毁灭性力量，而且强调了重塑反霸权主义泛非团结的必要性，并暗指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国家联盟对全球进行大规模地图修订的岿然野心。《信使》评价道，美国主张“小民族自决”是不可信的，因为“圣多明
各和海地是美国的爱尔兰”（226）。在评价美国对加勒比地区系统性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时，《信使》称海地是美国的印度，只有当海地工人推翻了保护美国资本主义利益的帝国主义政府时，“我们的印度、我们的菲律宾、我们的爱尔兰……是自由的”（418-419）。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在《危机》中表示，美国是“第一个侵犯海地国家主权但最后一个承认海地独立的国家”（Johnson, The Truth about Haiti 218）。虽然小杂志偶尔会发表社论批评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尤其是维尔京岛的政策，但是更多聚焦在加勒比非裔和美国非裔之间的文化差异。美国国内主流社会对占领事件漠不关心，美国对海地的帝国主义政策也被威尔逊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出的尊重国家主权的主张所粉饰，使得这场持续近十多年的海外占领隐遁于无形。
麦凯采取了唤起策略，通过小说中雷的哈莱姆之行，让美国统治海地十多年的惨痛历史及给海地人造成无法愈合的创伤的记忆跃然纸上。在雷与杰克的对话中，雷通过自己的深刻记忆揭批了美国帝国主义在海地的暴戾恣睢行径。他回忆道，“一战期间，山姆大叔占领了海地。我父亲是那里的官员，他高呼不想让山姆大叔出现在海地……他们就把他关进了监狱。我哥哥也制造了杂音，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街上杀了他”（Mckay, Home to Harlem 138）。雷在母国的经历像是一场梦魇，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失去至亲的怅痛犹如撕裂的伤疤，无法复原的疤痕拼缀了那段历史记忆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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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空间，再现了那段选择性失忆的虚伪逻辑。由此，雷从逝去的亲人那里得到了一条训诫：保存有关过去的真相（Cubitt 55）。1919年，美国决策者对海地宪法进行大幅度修改而产生的新宪法不仅剥夺了海地人的民主权利，公然为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利益服务，而且还暂停了选举产生的海地立法机构，使所有军事占领行为披上合法化外衣，使外乡人的土地所有权合法化。美国政府除了推行这种反民主政策外，还发展了由美国私人投资资助的种植园农业，严重破坏了既有的农民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在1919年爆发的大规模游击战起义中，持有精锐武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令3000多名海地人无辜丧生。殖民统治期间，被美国任意褫夺的海地人与“中间航道”的贩奴船上手无寸铁被扔进大海的黑人奴隶的境遇一样。在任意屠杀海地人的军事文件被公开后，美国国内对占领海地的罪恶与反人性的批判与谴责声不断。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中，海地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国度”。雷常常在疯狂的噩梦中把“家”想象成一个躲避“文明这只巨大怪物魔爪”（155）的避难所，一个梦幻般的天堂，融合了童年记忆和原始的异国热带景观的幻想。在那里，“禁忌、恐怖和惩罚被转化为新的异教徒的快乐”（158）。黑奴历史赋予雷的沉重历史记忆与家园被侵占而无法摆脱的痛楚让雷深陷巨大的心理创伤中。
美国对海地的占领虽已成为历史事实，但历史离不开记忆。于雷而言，哈莱姆作为理想的移居空间，不仅再现了海地曾经喧嚣而又充满活力的历史图景，而且哈莱姆繁丰的现代夜生活与异域情调，为他提供了“一个进入原始世界的安全之旅……对那些愿意沉溺于自己最疯狂幻想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有益的迷失”（Dash 46）。在吉尔罗伊看来，迷失、流亡与旅行叙述有记忆的作用，能够将黑人意识导向“
共同历史和社会记忆的重要节点”（198）。好友杰克既对雷作为一个文学和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在铁路餐车上工作感到好奇，又对雷的回答“山姆大叔把我放在这里”充满怀疑，“你是什么意思，山姆大叔? 别跟我胡扯”（Mckay, Home to Harlem 137）。然而，他还是坦然接受雷对海地引以为傲的历史的精妙演讲。在杰克第一次从雷那里听到杜桑•卢维杜尔的传奇故事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一个黑人，我多希望在他的麾下当兵啊”（132）。奴隶出生的杜桑•卢维杜尔率领1000多名奴隶勇敢加入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队伍，并随后废除法国在海地的奴隶制度，先后击败西班牙、英国军队，镇压内部叛乱，于1801年统一海地岛。在雷看来，杜桑•卢维杜尔伟大而崇高，“如果当时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今天的海地历史可能会完全不同”（133）。他还引用华兹华斯专为杜桑•卢维杜尔创作的十四行诗来缅怀那段骄傲但又留有遗憾的历史：
“杜桑，人类中最不幸福的人……
噢，可怜的首领！你在哪里啊
sm你能忍耐吗？而你还活着吗”（133）
通过聚焦那段无法被抹去与否定的历史，雷与杰克建立了超越民族与阶级的情感与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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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空间制作舒进艳：克劳德•麦凯《回到哈莱姆》中的跨国书写
谊。
萨义德指出“流亡是一个人与故乡、自我与真正家园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它本质上的悲伤是永远无法克服的”（Said 117）。雷的哈莱姆流亡夹杂着希望与焦灼之情，这种复杂的情感也映射着美国对海地文化的神话祛魅。自海地独立以来，美国对海地觊觎已久。在美国人眼中，海地是“一片处女地，也是黑人可以重新开始的世俗欢乐花园，还是最接近非洲大陆和最具戏剧性的黑例子”（Dash 2-3）。占领期间，美国对海地的认识在两国的博弈中不断深化。一方面，美国主流社会不断固化海地的原始性与黑人性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又通过现代性的力量竭力淡化其黑人性、削弱其潜在威胁。通过聚焦黑人流散及历史，麦凯表明记忆成为移居者揭露帝国主义霸权的重要途径以及从创伤中得以释放与救赎的工具。与此同时，作者也传递了移民重塑黑人城市生存空间与建构跨国身份的美好愿景。
二、建构跨国身份的政治空间
詹姆斯•克利福德在对移民或流散者的“旅行文化”构想中，运用“跨国”一词来描述一种与自己的母国和在地国在身体上、情感上和政治上都有联系的新型移民。他用“定居中旅行”（travel-in-dwelling）来概括跨界的人口流动现象。作为流亡哈莱姆的海外移民，雷深谙所处时代的政治话语，他在跨国流动中历经着一次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发现与认知过程，身份成为他对稳定与变化的双重渴望。在伯恩所称的
世界主义的美国，哈莱姆是地方与世界互动的非裔移民移居中心，不仅黑人有更多机会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而且哈莱姆的黑人性足以抗衡主流社会的空间霸权力量，并凝结成政治复兴的激进潜力，成为加勒比非裔移民向往的一种理想的跨国移居空间。
然而，“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的战时言论仍然回响在战后的美国大地，政治建制派对战后国际主义的激增秉持怀疑态度。红恐怖、国会对国际联盟的抵制、1924年移民法案的通过都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强势逻辑。美国占领海地期间，代理总统路易斯•博尔诺的管理使美国对海地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控制尤为牢固。雷的海地人身份在帝国强权的倾轧下受到了剧烈威胁并产生动摇。雷移居至哈莱姆后发现，现实对于他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会讲法语、前独立国家的公民而言是极其不安的。“这些声称与他有关系的人，和他一样都是黑人。人类和自然把他们放在了同一个种族中，他应该爱他们……如果他有一点社会道德的话”（153），但他转而质疑这种“社会道德”的根本依据，因为“他讨厌那个工棚房里的每一个人，除了杰克”（153）。身份认同的困惑始终纠缠着雷，他过去的民族认同观摒弃任何跨文化种族共性的说辞。与杰克一样，雷的视野也受限于他所谴责的民族主义，从未想象他会与非裔美国工人阶级结成任何跨国联盟，即使他现在是“他们中的一员”。起初雷并不认可杰克对于移民生活的态度与实际经验，因为他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蔑视遮蔽了他与黑人同事之间的共性。如果说杰克对民族归属感的渴望和拒绝是写在字里行间的话，那么雷的拒绝则非常明显。在他看来，“民族就像臭鼬一样，它们的气味毒害了生活的空气”（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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