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史》读书笔记
——浅谈政治和商业对电视的双重影响
乔志东
“你学新闻的怎么会不懂一些电视的知识呢？”
记得寒假回家和同学聚会，同学让我讲讲对电视的看法。我顿时瞠目结舌，因为当时我关于新闻的知识就局限在纸媒体上。于是同学就有了以上那番话，让我无地自容。
的确，如果把“新闻”的概念仅仅局限在报纸等纸媒体上，那就是管中窥豹，鼠目寸光。电视作为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很有必要学习的。加之本次学习李老师的《中国新闻社会史》，所以对咱们国家电视史的学习可以说是一种补充和扩展。后来读了郭镇之老师在1990年撰写的《中国电视史》，我感觉收获颇丰，对中国电视认识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此我重点就政治和商业对电视的双重影响谈谈自己的想法。
郭老师的这本书从1958年中国电视事业创建讲起，到1988年结束，涵盖了中国电视事业从
创建伊始的30年的发展历程。和报纸新闻一样，电视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是错综复杂的矛盾因素合力的作用、互动的结果。就像郭老师书中提到的：“科学的发现、技术的成功、政治上的风风雨雨、经济上的潮涨潮落都不时影响着电视的发展，改变电视的命运。电视是敏感的社会生活显示剂。”
中国近代报业是社会变革的产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历程。而电视，作为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形式，可以说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1958年5月1日的晚上，北京城的上空第一次出现了电视的信号，而接收信号的也就是50呵A怎么组词台黑白电视机。在新华社发出电讯向世界宣告中国第一座电视台诞生后，上海电视台、哈尔滨电视台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立，接下来，全国各个主要城市不管有没有条件，都办起了电视台，于是中国电视呈现出雨后春笋般方兴未艾的景象。现在看来，这场雨下得太急了。中国电视事业诞生于时代，也是盲目地和国际电视领域角逐的产物。
众所周知，1958年我国的经济水平还很落后，而且热火朝天的让全国人民陷入了不计成本的狂热中。这时候建立电视台，无疑是。但是正如夏骏在他的《十字路口的中国电视》一书中提到“如果不是因为和‘英美帝国主义’较劲，中国电视的历史还不
知道要延后多少年”，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如果中国等到经济基础成熟后再办电视台，那我们现在的电视事业就决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景象。由此可见，国家政治对新闻传播领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杨正泉老师曾经说过，新闻的根本属性就是政治性，这一点在时期的电视历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十年动乱中，中国电视也随之投入“革命”，节目全面退化，电视屏幕百花凋零。单调乏味的宣传说教充斥，吹毛求疵的过火斗争泛滥。电视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在期间这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已然变质，沦为极左政治的“传声筒”和“传真版”，完全成为其宣传工具。我们曾经看过被称为“电影大师”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展示的是一个落后但不失生气的朴实无华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真实的生活图景。然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安东尼奥尼以“极端反动和卑劣的手法”“对中国人们的形象和精神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丑化”，譬如他拍了“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人们的各种表情”，总是“用灰暗的光线，阴冷的调”，“存心诬蔑我们伟大的祖国”。其实，“四人帮”对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大加口诛笔伐，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反对周总理。因为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是周总理批准的。对《中国》的批判只不过是“四人帮”“批林批孔”整个政治阴谋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本书其中有一句话非常精妙——电视由于政治上的重要性而备受重视，也因为政治上的重要性而备受控制。作为一种宣传工具，电视比起报纸更有画面感，更有冲击力，覆盖范围更广，所以是倘若利用恰当，可以更好的为人民谋福祉；利用不当，就会祸国殃民。可以说，政治变化的波诡云谲时时牵动着电视一次又一次的变革。书房样板间
电视机的发展史郭老师在这本书的最后提出一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电视机有党派工具的特点，又有商业媒介的痕迹。对待电视商业化和公益性以及党性的矛盾，我们应当如何去解决？
由于这本书成书于90年代初，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路上，所以商品经济的表征还不是很明显，电视广告的出现使原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视进入了第一个转型期。而现在，随着广告额比重的不断增加，电视的商业化彩愈演愈烈。我们不禁想问一句：中国电视现在是商业化多呢？还是公益性多呢？还是两者并存？这也是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先举个例子。在1983年8月7日，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部25集的大型电视系列节目《话说长江》，现在看来，这绝对称得上是一部惊世骇俗的巨作。而《话说长江》的拍摄初衷却异常尴尬——协助日本人拍摄，为的是一笔可观的“协拍”费。就是在这样的商业利益的驱动
下，《话说长江》经过一番崎岖之后终于和祖国人民见面了。当充满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长江之歌》响彻大江南北时，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祖国的江山是如此多娇！世界著名的纪录片导演伊文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话说长江》“抓住了中国的主动脉”。
由此可见，商业性的大众文化并不排斥爱国主义的激扬，电视的公益性和经营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电视属于公共资源，应当为民所用；而电视又有商业经营的性质，所以必然追求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这两点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我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以前我曾经有这样一个疑惑：广告既然是电视的主要收入来源，那么它岂不是电视的衣食父母，电视不就成了广告商的宣传工具了吗？现在看来，这一点有失偏颇。因为“广告并非为经营而经营，它不仅应服务于媒体公益性价值目标的实现，而且也必须服从于自身公益性的根本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如果广告欺骗了众，那么广告就不可能长久地停留在电视上，毕竟电视节目是为人们众服务的。
有些专家提出“舆论控制、公共服务、高雅文化、区域倾斜、对外宣传”等五种电视内容不能商业化，我认为也有一定的道理。关系到国家大政方针、公共资源的内容倘若商业化，很可能会使电视——这个党和政府的喉舌变质，但如果全盘回归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视管
新婚祝福语简短 创意>二级建造师报考条件理，那是逆历史潮流的举动，会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放上绊脚石。所以正如李晓枫的《公益为本 经营为用》一文中提到，电视“不坚持其公益属性就会南辕北辙；不承认其经营属性就会削足适履”，商业化对电视的影响是把双刃剑，要能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才能既满足电视媒体的经营需要，又能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
合上《中国电视史》这本书，我感到了一种充实的愉快。这本仅仅有280多页的小册子，却让我基本掌握了我国电视发展的线索和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而且更有重要的是，这本书带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的本身，更引发了我对我国电视发展所遇到的问题的思考。和李老师的《中国新闻社会史》配合在一起读，可谓是相得益彰。
经济学类 “只有民族的才可能是世界的”。十分喜欢郭老师书中的这句话，中国电视只有走向世界，才会有新的突破。人也是一样的，心有多大，舞台才有多大。以老师的这句话作为对自己将来的鞭策和勉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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