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机遇、挑战与策略
后疫情时代银行数字化
转型的机遇、挑战与策略
●高增安廖民超张贵科
2021年3月第3期总第326期现代管理科学MODERN MANAGEMENT SCIENCE March 2021No.3Total No.326
[摘要]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银行顺应时代发展和应对竞争压力的必然选择。后疫情时代，银行数字化转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策与技术机遇，但仍然存在着经营环境变化、不良贷款风险攀升、信息识别风险突显和新业务合规风险加剧等诸多挑战。基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理论与经济长远发展趋势，结合疫情后对我国西南地区银行业实地调研成果，对上述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深入阐释和系统剖析。最后从平衡创新和风控关系的视角，提出了后疫情时代助推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策略体系和举措建议。
[关键词]数字化；后疫情时代；商业银行；创新发展；风险管理
一、引言
近年来，银行业持续与金融科技融合，已逐步建立了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与场景化的线上金融服务基础。
因此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银行业“非接触式”金融服务资源能迅速响应企业和社会的多方需求。尤其是面向疫情防控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商业银行充分发挥了金融服务的适应性和普惠性作用，踊跃推出各种专属线上信贷服务产品，实现了对疫情防控的精准支持。疫情推动了金融服务加速向线上化、智能化、非接触式转变，这为银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也使其面临多重风险和挑战。宏观上，数据驱动将重构传统的商业运作逻辑，并深刻改变企业所处的环境、主体、产品特征以及创造过程[1]。已有研究发现，银行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将面临思维模式、商业模式、组织结构、人才规划、信息系统等多重挑战，其中人才、资金、企业文化、数据基础、风险管控等问题尤为突出[2]。微观上，银行经营的本质是对风险的承担与管理，数字化运作模式将给银行的风险处置水平带来巨大考验，尤其是日益突出的信贷新风险。数字化环境下的数字真实性、网络攻击等威胁也给银行带来新的挑战[3]。由于银行数字化业务模式更加复杂，转型中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其中可能蕴含着各种经营风险、技术风险与合规风险。因此，做好数字金融风险控制，探讨银行如何通过优化内控及风险管理而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国内外文献中，目前大多基于宏观层面研究了银行机构推动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契机、困难以及实施路径[4-7]，分析了我国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借鉴的国际经验，主张银行强化技术创新、重视战略文化及组织管理等全方面的转型[8]。然而，伴随全球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和疫情防控常态化，银行会面临更多创新变革与风险防控的压力。现有研究虽从宏观上关注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策略，但忽略了探
究具体创新业务下银行面临的新风险点，以及应如何优化内控机制以平衡创新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关系。此外，现有研究大多以全球数字经济背景展开，鲜有聚焦当前后疫情时代特殊情境下的创新发展机遇，不利于构建完整的、有针对性的银行数字化内部控制体系。本文结合疫情期间对我国西南地区六家主要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行调研成果，聚焦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银行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发展机遇，以及疫情防控常态化后银行数字化业务中的主要风险点，深入探讨和阐述在把握发展契机并深化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银行业金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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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方百计的近义词-103
务风险管理的思路与举措方向，以期为银行在后疫情时代持续提升金融服务效能提供有益借鉴。
二、银行数字化转型理论依据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后，创新发展战略理论为我国区域、社会、行业、产业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9]。党的十九大对我国企业不断增强创新力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和更高的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鲜明地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10]。创新驱动发展是指创新活动通过知识、技术等要素的引入，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突出
强调了知识、技术要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11]。除了知识与技术的前驱效应外，制度环境也会对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实现程度产生重要影响，张一林研究指出，若要发挥金融体系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持作用，构建优良的制度环境是重要前提，制度创新进而也会促进技术进步[12]。就企业而言，创新的内容包括制度、目标、产品、技术等多方面的创新。Christensen等认为创新还包括创造新的增长、开辟新的市场，市场需要花费资源去开拓，好的创新必然能带来新的市场[13]。
当前，开放式创新的发展趋势需要数字化应用的支持[14]，通过数字化赋能能够帮助企业实现大规模创新[1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明确指出，未来要坚定不移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数字化发展[16]。对金融行业而言，采用金融科技推进创新发展，对其运营、管理、风控体系进行全方位数字化转型成为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够显著地提振我国实体经济，改善我国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17]。另一方面，对于银行业本身而言，传统的经营与盈利模式受到科技金融企业的全方位冲击，必须进行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竞争形势。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迫切需要进行服务优化和产品革新，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对客进行精准细分，为不同客提供全场景的金融服务，而数字化赋能可以解决客户细分与精准营销的难题。Scott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银行采用基于网络的数字化创新设施对银行长期利润有正向影响，对小银行效应尤其显著[18]。此外，银行风险承担还发挥着金融稳定器的作用[19]。在整体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银行的风控合规工作也日益复杂，利用数字化创新工具可以为银行合规运营工作提供强大辅助。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中，金融体制改革要求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发展普惠金融和绿金融。银行应迅速把握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机遇，以技术手段驱动金融创新，对其公司治理技术及制度进行改进。随着新模式、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出现，新需求不断被激发，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综合性和专业性的金融服务。需求结构的升级迫使商业银行进行创新转型以吸收并服务新增的客户体，从而满足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要。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研究认为，下一波所谓的“超个性化”浪潮中，将使成功满足客户差异化需求的银行增加10%的收入[20]。银行应综合考虑特殊体的个性化需求，与时俱进，有效利用大数据开展业务、满足客户期待。曹国华等研究指出，商业银行的大数据信贷模式可以有效覆盖传统模式不能覆盖的客，能够通过创造新供给和提升供给质量，刺激消费需求[21]。
此外，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数据[22]，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9.04亿，使用手机上网比例达99.3%，网络支付的用户规模占比为85.0%，且各项指标近年继续保持上升趋势。据银保监会统计数据1，截至2020年2月，我国商业银行平均线上业务服务替代率达96%。疫情期间，各银行手机银行交易规模、月活跃客户数量保持快速增长。据中国银行四川金牛支行的统计数据2，截至2020年6月末，该行手机银行月活跃客户与手机银行交易规模较去年同期增幅均超过30%。线上客户不断增多、线上服务需求不断增加，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趋势也在不断倒逼银行业进行自我变革。
1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在国务院举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2资料来源于课题组对我国西南地区六家主要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行的调研成果。2020年6月至7月，课题组参与6次银行会议，对64位访谈对象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受访者包括银行支行副行长、机构部经理、普惠客户经理、风险管理部经理、合规部门经理、反专员和一线柜台专员。其中，受访者相关从业经验均在3年以上，分别来自于中国银行（12位）、中国建设银行（9位）、中国工商银行（15位）、中国农业银行（14位）、招商银行（5位）、中信银行（9位）。每次会议访谈时间在90～150分钟不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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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从发展机遇来看，银行利用金融科技谋求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能够开拓新的市场领域，创造新的业务增长点；从市场需求来看，不同客户体的差异化需求和需求结构升级的推动，迫切需要银行利用数字化工具改造业务，真正从内部变革驱动银行服务质量与效率的提升，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外部需求；从现实环境来看，银行线上客户活跃度增加，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与数字经济的结合推动银行加快了数字化转型的步伐（见图1）。
图1多因素驱动银行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娈童是什么
三、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发展机遇
全球已步入数字时代，新技术、新模式和新金融等的不断涌现，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随着5G高速移动互联网的加速普及，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金融科技的成熟运用，以及疫情防控常态化，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必将提速。后疫情时代下，政策牵引与技术驱动组合发力，将成为我国银行转型发展的两大主要机遇。
1.政策牵引
疫情期间，银行业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做好普惠型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大型商业银行勇担社会责任，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规模普遍呈现较大增长（表1）。据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3]，鉴于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的不确定性，全年没有提出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但大型商业银行被要求将普惠性中小企业贷款增速提高到40%以上。中小企业贷款增长的高需求，对银行业来说既是压力，也是机遇。2020年上半年，大量银行机构积极与参与疫情防控的医院、防控物资与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和经销单位加强营销联系，根据其信贷需求执行优惠利率并享受抗疫客户专享额度，对部分小微企业采取展期（延期付息）、无还本续贷的支持政策，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些政策举措给银行带来收益回报的同时也服务了国计民生，实现了二者双赢的局面。据调研1，截至2020年6月末，四川省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小微法人贷款规模均实现了稳步增长。
表1我国（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
银行业金融机构（合计）大型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金融机构2019年9—12月
116671
32571
21612
17415
43207
2020年1—3月
125542
37518
22335
18401
45470
2020年4—6月
137300
42617
23759
20100
48659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信部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一系列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必然带来重点领域的发展机遇。我国传统基础1资料来源于课题组对我国西南地区六家主要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行的调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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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费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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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领域的存量基数较高，然而面向未来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方才起步，增长潜力巨大，是我国在后疫情时代稳投资、扩内需和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当前，我国对铁路资本金
的拨付在增加，银行专项资本贷款随之增加，未来“新基建”必将提速扩面，催生新的投资热潮。银行应重点关注，加大对相关行业的营销力度，积极寻求合作，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为我国“新基建”更好服务的同时，把握新的市场机遇。
2.技术赋能
数字化的本质是运用数字化技术和工具，打通整个业务流程，打破部门之间和数据之间的壁垒，推动跨部门数据互联和系统互通，打通全线数据集成，为业务赋能，为决策赋智。
首先，数字化转型下技术赋能银行经营，主要体现在降低经营成本、提升服务效率与服务精准度。相比于传统金融，数字金融具有信贷审批过程的即时性、自动性和远程性等特征。数字化赋能可以使银行简化大部分传统资料上报的程序，优化了传统授信流程，极大地提高了银行金融服务效率。在银行业线下服务向线上服务的转变过程中，数字化赋能成为有利工具，不仅减少了人工分析的成本，也使得客户体画像分析更精准，有利于银行进行精准营销。
其次，数字化赋能可以使银行进行更有效的风险控制。一方面，当人工识别与技术分析双向发力，审批过程中的责权划分更明确，合规工作也更有效率。北大数字金融中心和国际清算银行的一项合作研究表明，在信用评估方面，数字金融风险控制模型具有更好的模型优势与信息优势，能够通过实时数据更准确地刻画客户的行为特征，并通过机器学习显著增强贷款违约率的预测能力1，这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银行的操作风险，也提升了普惠金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数字化的身份认证将会在普惠金融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由于利用大数据进行风险控制有较高的信用“分辨率”，能够提升对小微企业风险状况的判断能力。在贷款的中后期环节，数字技术也能帮助相关机构实现更有效的贷后监测和更强的债务执行，从而更好地控制风险。
四、银行业在新情境新业务下的风险与挑战
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银行业将面临产品、场景、管理和服务多方面的联动和创新，数字化技术无疑是银行业未来创新发展、运营管理的基础。银行业在疫情持续影响与数字化转型的双重背景下开展业务，必然面临经营环境、业务布局、风险管理的诸多考验。以下主要着眼于“环境变化”与“技术变化”探讨银行业面临的各类具体风险与经营挑战。
1.疫情影响持续扩散，不良贷款风险上升
中华高手在异界首先，全球疫情对银行业的影响无疑将是持续而久远的。第一，受疫情影响，银行利率水平进一步走低。除了新增贷款，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将给银行贷款定价带来较大压力。第二，疫情期间与消费性高度相关的银行卡业务收入、外汇收入也随之巨幅下降。后疫情时代，银行的息差收入将面临较大压力。第三，疫情影响下，旅游、餐饮、交通、进出口行业均受到强烈冲击，新客户来源不断减少，而面对存量优质客户，同业竞争将持续放大。如何建立更广泛的客户、争取优质客户并适当调整客
户结构，将是各银行机构无法回避的问题。
其次，后疫情时代银行或面临小微企业不良贷款上升的风险。数字化赋能使得银行普惠金融服务变得更简便快捷，然而普惠金融服务有着客户数量多、贷款金额小的固有特点，这对银行的风控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当前各银行因对小微企业线上贷款业务的风控较严格而不良率较低，但后疫情时代的考验才刚刚拉开帷幕，不排除在疫情的长期影响下，部分客户，尤其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会出现资金流短缺甚至破产的可能，这将导致银行还款逾期、延期以及坏账的情况大幅增加。
此外，疫情影响下的线上个人贷款的不良率也具有攀升风险。据调研资料显示2，截至2020年6月，中国农业银行西南地区某省分行个人线上产品新增不良约占个贷不良总增量的20％，个人线上产品不良余额占
1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在“亚洲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与数字化发展圆桌会”的发言。
2资料来源于课题组对我国西南地区六家主要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行的调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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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消费贷款不良逾50％。然而，对于该问题的处置，银行线上产品诉讼维权长期面临着一定困难，主要表现为法院在司法处置中，往往以证据不全为由，不予以立案和起诉受理，或判决银行败诉或部分败诉。理由在于法院认为银行线上产品诉讼缺失以下重要要素：一是线上信用产品出现逾期后，借款合同缺乏客户签章（书面及电子均无），无法证明贷款是其真实的意愿表达；二是无放款凭证或资金流水，无法证明银行已履行发放贷款的义务。随着零售业务线上化，线上渠道交易占比逐渐增多，预期后续不良贷款的风险将会进一步加剧，不良贷款的处置难题无疑也是银行要面对的重要挑战。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
2.数据获取渠道狭窄，信息判别风险突显
建立数字身份识别体系已成为各国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焦点议题。然而，随着我国数字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不断革新，数据风控能力却未能跟上业务增长速度。
首先，当前银行线上产品的开户及交易的验证手段较为同质化、单一化，主要体现在客户识别（Know Your Customer，KYC）的交叉识别、验证手段不足、验证要素趋同。银行当前大部分身份识别及验证方式均为“人脸识别+手机验证码”的方式，长此以往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破解和利用。据CipherTrace报道，在网上开设账户的一年内，多达50%的账户曾遭遇过欺诈[24]。为提升线上服务质量及保障账户安全，银行亟需开发出更强大、更快、更安全的手段来验证客户的身份。并且，在线上对公的开户业务中，银行通过“面部识别+简单询问验证问题”的方式，很难了解到公司法人的真实意图，面部表情识别受技术清晰度等影响，也很难通过微表情判断开户人的意愿真伪。
其次，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在线上业务中更难对交易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甄别。FATF（反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认为，在疫情影响下，存在通过网络为假慈善机构筹款和医疗等前所未有的潜在犯罪风险。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金融所蕴含的系统性风险更具隐蔽性、传染性和破坏性，将给银行业不断带来新的合规风险挑战。但是，银行现有的KYC信息平台除了本行的信息系统、央行的征信系统及公共免费的身份信息核查渠道外，银行可获取数据权限低、渠道窄，尤其难以获取外部数据，缺少银行间可以共享的可用数据信息。同时，即使在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金融科技日益成熟的当下，高风险、强监管的特性使得对公业务等的服务和产品创新举步维艰，对公开户的身份核验仍然需要柜台办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机构的技术手段与方式虽然可以及时更新，但合规人员面对基础信息采集不全、关键数据缺失的现状，在操作层面容易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况。
最后，数字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实现信息的集中与共享，大数据分析技术也能为金融服务提供便利，但信息真实性核实被看作一种公共物品可能存在“搭便车”的现象。数字化的分析与应用均应该以数据是真实可靠的为重要前提，而数据中一旦混入了虚假错误的信息，就可能直接导致错误的分析、预测与决策，甚至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给银行及相关方带来极大损失。并且，尽管数字化技术使人工成本、信息成本大幅降低，但数字化平台与产品的开发、运行及维护成本并不低。数字化的金融服务跨越了多个部门，其合规工作更需要多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当前银行机构普遍缺乏既懂合规又懂IT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部分银行甚至存在技术部门与风险管理割裂的现象，进而导致数据治理和
系统支援难尽如人意。此外，随着数字化时代数据量的累计与规模化增长，数据本身可能引发的风险也需要银行极度重视。
3.远程业务风险加剧，新业态规则更新滞后
疫情防控环境下，银行的远程业务系统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但据调研发现，各大型商业银行内部既有的反和反恐融资合规政策和程序，以及现有的交易监测情景和阈值等技术手段，尚不具备解决远程客户尽职调查相关风险问题的能力。当前远程业务扩大了与恐怖融资风险，给银行合规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FATF在2020年3月发布了关于数字支付的关键指引，表达了数字身份识别极有可能对反及反恐怖融资措施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FATF认为，义务机构必须通过建立完整的数字身份识别框架、合适的数字身份认证系统来解决此问题[25]。
首先，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银行应对新业态及新风险的规则措施更新滞后。一方面是对新风险的识别及控制措施较为滞后。以往开户业务与账户管理涉及风险评估的要素在面签环境下较易被识别且流程足够成熟。在远程开户中各个节点需严格履行客户身份识别的义务，且在业务周期管理下的客户身份识别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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