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私人订制》中的改革性话语
论电影《私人订制》中的改革性话语
作者：杨  晶
来源：《声屏世界》 2014年第5期
    杨  晶
    冯小刚导演、王朔编剧的喜剧电影《私人订制》在2013年末抢入贺岁档，故事讲述了葛优领衔的“私人订制”公司帮助当事人圆梦的故事。从市场和观众表现来看，此次冯氏“圆梦”也陷入了“高票房、低口碑”的中国式电影“怪圈”。其实，《私人订制》的“反常”不同以往，其反常原因在于影片的改革性意识得到了观众的认同，但改革性的解释未必真正走进了观众的心底、点中了事理的命脉。
    《私人订制》的结构判析
    从有关《私人订制》的新闻报道来看，大部分观众对《私人订制》的观后评价贬损多于褒扬。刨去商业电影中历来的植入性广告争议不说，就其内容本身而言，贬者评论多集中于两点：其一，拍摄水准和故事结构等方面突破不大，“整个一小品集锦”；其二，结尾处的“道歉”单元陷入突兀性主题拔高。实际上，上述消极性评论对于这部电影而言是不够公允的。《私人订制》最大的突破在于其对现实性的关注，
其喜剧性的表达手法不再是停留于将悲剧揉碎给人看，而是操起了反思性的“手术刀”在幕布上剖析起社会现实来。
    影片的单元结构并不是一个全然无序、毫无逻辑的排列，而是对于现实的全面覆盖。其实不必刻意贬低《私人订制》的“小品集锦”模式，广受好评的《甲方乙方》只是比之多一些情节串联而已。两部影片不但主题极为相似，实际上后者也是采用了“单元”推进式格局。两者的区别在于，《私人订制》更加强化了单元之间的界限，并用三个“标题”、一个“行动”刻意地划界，实际上在提示其内在的逻辑转换空间。
    笔者无黑格尔式“逻辑死磕生活”借尸还魂般的意图，但是冯小刚导演和王朔编剧对于影片的修饰的确是明显的。三个单元加上结尾处的“道歉”单元暗示着社会现实的多元化，结合对片名的解读，不难发现，“私人”何谓“私人”？谓在对应广阔“社会”的个体遗忘。“订制”何谓“订制”？谓在对应阶层“固化”背后的无力感。“订制”的“私人化”背后，其实是“社会图景”的“立意”。这幅社会图画展现出当下人们最为关注的四个领域：第一单元范伟主演的《性本善》对应着百姓所关注的政治生活中的吏治现状；第二单元李诚儒出演的《一腔俗血》映照文化建设的方向疑惑；第三单元宋丹丹饰演的“有钱人”的一天表达了社会民生中最敏感的贫富差距现象；末尾的“道歉”环节映射了生态环境问题中的自我反省。
    总体上，《私人订制》所要讽刺和调侃的对象即是当下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领域中的“社
会固化”问题，这些问题是所有民众都熟悉也都困惑的问题，影片的这番设计反映出导演和编剧极具自我挑战性，因为如何把握好讽刺的尺度，如何带动起观众的共鸣，如何实现好故事的立意，是考验这部影片的三道坎。
    当下，民众正在迎接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新一轮改革，希冀和呼唤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带动改革的车轮。《私人订制》代表电影界率先表达了自己的文化自觉，其自觉关注这个亟待改革涤荡的现实，并以特有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文化见解。至于其改革性话语的内涵是否触点到位，止于何处则需要进一步解析。
    《私人订制》的内容解构
    《私人订制》的口号是“成全别人，恶心自己”。在此，“恶心”的存在感是属于广大客户的，梦想制造师的工作不是消灭“恶心”，而是尽心实现“恶心”的转移。在萨特笔下，“恶心”是一种对于自身存在合理性的哲学性怀疑，由于人们意识到存在是一种无意义的虚无，因而产生了“恶心”。这种个人内省一旦外化，就是对社会生活进行合理性的批判。个人虚无感的根源始终在社会之中，倘若社会固化着一种不合理的设置，一味地追索反求诸己的社会责任感是缺乏诚意的。影片通过四位梦想制造师的努力，个人不再自我编造社会责任感，而是向外宣泄自己的不满，打破虚无感，追问社会自身的责任感。
    在《性本善》单元中，范伟饰演的司机梦想当一回领导，并且要求梦想制造师们不断提高腐蚀的等
范伟喜剧电影级，最终仍旧没有跨越“自知之明”之下的诱惑陷阱。在反省之中，司机和梦想制造师们都深刻地意识到腐败背后的悖论，即领导与众的关系问题。众不是省油的灯，这是梦想制造师们关于腐败缘由的重要补充。领导要走众路线，而众不让领导走好路线，这个矛盾不由上升为一个理论问题：民粹主义与众路线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社会之谜。列宁说，民粹主义的特点是“调和主义的、畏首畏尾的、感伤幻想”，即是说，民粹主义者是众中的“脱敏者”。他们以为腐败是偶然的自然现象，便不再深究其内在的机理，自发地顺应、鼓励和助长此风，并以借风登云之势攫取“私人利益”。司机的“私人订制”是众中的自发行为，妄图以人性本善的道德证明来撕开腐败的无耻。殊不知，人性无善无恶，不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是不尽的制度导致不尽的性恶。
    在《一腔俗血》单元中，影片的导演和编剧明显借着李成儒饰演的导演角，大侃了一把自己关于雅文化与俗文化划界问题的哲学见解。决心“弃俗从雅”的导演指认，文化上的文物观是不对的，这不假。同时，“文物”性的文化也未必是“不好看、不赚票房、不接地气、不好懂”的。前面的《性本善》中，导演和编剧还在怀疑众，在这里，《一腔俗血》又返回到坚守众阵线，难免陷入一种自我解释上的困境。事实上，文物观的合理之处在于，每一时代的革命源泉肇始于没落贵族中的先知先觉者，他们不一定是“文物”性文化的代表者，但绝对是“文物”性文化的扬弃者。况且，“文物”性的高雅不在于其全体，而在于剔除其内在落后保守性之后的推动或不碍革命性的相对永恒性。文化的高雅与低俗的最终标准还是要落脚在人的发展上。文化的过时与不过时取决其内在的价值，价值的判断标准不
是个别人的主观感受，而是时代标准和众标准的统一：文化的发展既不能迁就最低众的水平，也不能放弃对最低众的提携。
    在《有钱》单元中，宋丹丹饰演的女工在次平常的善举之后，得到马青的好报，报答的内容就是做一回“有钱人”。成为“有钱人”之后，女工短时间内难免不着北，但是女工没有平淡庸俗地享受起富翁的奢侈生活，而是保持底层劳动百姓的警醒，追问梦想制造师们：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财富打哪来的？梦想制造师们的回答：暴发。有钱人的生活被刻画成“无聊”的生活模式，所有的生活主题缩小为挥霍与显摆。叔本华曾指出过，人之痛苦根源在于欲望无法得到满足之前的折磨和得到彻底满足之后的无聊。资本的运行终将导致“人与他人之间的异化”，暴发户的财富积累是以劳动者的人格异化作为代价的，但他自身也在其中成为不以劳动为本质的“非人？。一首《时间都去哪了》被安排在此单元之下，歌词中“半辈子”的“柴米油盐”和“满脸的皱纹”将人生的真实性重新铺开。劳动者的真实本质虽然在充满瑕疵的社会之中被遮蔽着，但是比之暴发户，其幸运之处在于，他还占据着劳动活动这一人性故土。
    在“道歉”环节，梦想制造师们充满深情地表达了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梦想制造师们站在堆满垃圾的河流前代表人类充满诚意地向母亲河深表歉意，骤起的导演画外音打破了这种“诚意”。大部分人都愿意接受在想象中挥霍想象出来的、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而就是不愿意放手现实存在的一副身家，不免让人联想起革命导师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性的论证：只有身无长物的人们，才能无牵无挂、携手合作、共建家园。这样的论证曾经被多少人遗忘和耻笑，然而现实有时候也要反过来耻笑那些忘却高尚
、抛弃未来、困死现状的人们。革命导师的穷人幻想终究不比人们的发财美梦，其革命性在于穷则思变、变则彻底，而不是困顿于不痛不痒的观望与自嘲。
    从总体上来看，《私人订制》想要表达一种对于现实的不满，当调侃撞击社会现实时，难免给观众一种强烈感觉：所有被展示和挖掘出来的不合理都应该在改变和革新中得到解决。而导演的私人化调侃透过四位梦想制造师的私人行为加以宣泄，其力度已经启开社会的表层，引发的思考却被更多的观众留在影院里、甩在微博里、没在骂声里，导演也只留给自己疲于辩解和反讥的空间。或许这是合理的，倘若  场电影本身就能让观众得到情绪释放和灵魂触动，那不是粉饰太平就是制造英雄浪漫主义。
    《私人订制》的话语不足
    社会责任感的编织在影片中是依靠“私人订制”，以私人改造社会，只是梦想的虚幻性展示，现实结构中的任何存在都不能得到真正的改变。这种“乌托邦”想象即是电影所能达到的极致。
    梦想制造师们分析众别有用心的观点是解释错位的，“‘思想’一旦脱离‘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人性出丑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倘若将腐败无力地归结为人性的不善，就会陷入无穷的循环论证。人民众在历史的发展进步中也不能看做是浑然一体的总体力量，在革命中所谓的力量对比讲求的就是根据众所处的产业成分来区分其历史觉悟的本能与可能性。众往哪走完全取决于领导，倘若全部众可以完全自控，那官员和领导岂不成为多余的摆设？官员和领导的政治作用就是领受广大
众的信任，代表广大众的共同利益，抗拒和纠正众中个别分子的私人利益，实现物质利益趋向与历史进步方向的一致。
    俗片导演在讨论雅俗辩证法时的逻辑存在简单化倾向。导演认为，俗人要讲高雅，剔除干净自己身上的俗。剩下的“不俗”就是高雅。其实高雅和低俗的纯粹划界从来就没有。马尔库塞说强调文化艺术标准的判断必须要有社会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参与。艺术的基本品质“就在于对既存现实的冲破，在于构筑一个新的否定现实的世界。”文化艺术的批判不能等同于纯粹的人性善恶假设，只要将人性归结为社会关系，那么文化艺术就具有社会性，社会性的判断要深入到社会的本质结构当中去。
    梦想制造师们回答女工的财富来源的深刻性不足。黎明之前、圆梦之间、梦醒时分，梦想制造师们用“点睛”式判定巨额财富的虚拟性：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不对等是巨额财富不明的矛盾根源。当梦想制造师们解释，当下财富的暴发数量要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财政或掠夺多得多，实质上已经揭示了答案，影片不必要去纠结于财富的“原罪”解释。
    在当下，无论是“私人订制”的行动还是导演的表达行为，都无力深入解决社会改革问题。其所能触及的仅仅是灵魂，远远触及不到利益本身。《私人订制》的改革性话语是社会共识的“在场”形式之一，但是改革的实际还是要将私人订制托付给以广大民众利益为根本的“顶层设计”。
    （本文系2014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课题(N201407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越秀外国语学院）
    栏目责编：曾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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