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抗诉案件办理实践及思考
死刑抗诉案件办理实践及思考
作者：王小兰　李春瑾
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2022年第10期
        摘 要：检察机关办理死刑抗诉案件，要通过精准抗诉加强对审判工作中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监督。对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通过抗诉方式，明确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并残害未成年人致死的，应当认定为“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明确赔偿谅解不影响量刑的具体情形。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通过未成人年人司法保护，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系统开展法律监督，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
        关键词：二审抗诉 死刑立即执行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未成年人保护 赔偿谅解
        一、基本案情及办理过程
        2017年11月底至2019年1月，王某为牟取非法利益，组织龙某、米某华、王某湘在四川省攀枝花市零包贩卖36次，并容留多人在其租住房内。2018年6、7月，为掩
盖犯罪事实，王某以赠送人员吉某货值100元的为条件，“收养”其两个儿子安某甲和安某乙，加以控制、利用帮助其，并对两人长期殴打、虐待。自2018年8月起，王某在其租住的房屋内，多次强迫安某乙吸食等，经鉴定，安某乙头发检出代谢物成分、单乙酰和甲基。安某乙左侧外耳廓因被王某等人殴打未及时医治而出现明显畸形。2018年11月以来，王某安排龙某带领11岁的安某甲在市东区华山一带贩卖，王某带领9岁的安某乙购买用于贩卖的，并安排进行部分“零星”。王某等人还备有塑料管、电击棍等工具，用于殴打、控制安某甲和安某乙。2019年1月22日晚至次日凌晨，王某从龙某处得知安某甲将团伙情况告知其母吉某后，不顾王某湘劝阻，伙同龙某在租住房内多次、长时间用烟头烫，用塑料管、电击棍等工具殴打、电击安某甲，并强迫安某乙殴打安某甲，还指使龙某逼迫安某甲。23日上午，安某甲因全身大面积皮肤及软组织挫伤，皮下出血致失血性和创伤性休克死亡。案发后，王某亲属与吉某达成赔偿协议，约定赔偿10万元，先行支付5万元并由吉某出具谅解书，余款于2021年12月31日前付清。2019年12月5日，吉某在其家人收到5万元后出具了谅解书。
        2019年11月14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王某犯故意伤害罪、贩卖罪、强迫他人罪、容留他人罪，且王某等人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2
020年5月29日，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某系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在故意伤害犯罪中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本应严惩，但考虑其赔偿并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贩卖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5万元；以强迫他人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2万元；以容留他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万元，数罪并罚决定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8万元，并限制减刑。对另3名被告人分别以故意伤害罪、贩卖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至无期徒刑不等刑罚。被告人王某、米某华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20年6月7日，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并报请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同年8月21日，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2020年10月30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采纳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以故意伤害罪改判王某死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2021年3月，裁定核准死刑。
        二、案件办理重点分析
        （一）聚焦死刑适用标准精准抗诉
        一审法院认定，王某系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在故意伤害犯罪中手段残忍、情节
恶劣，本应严惩，但考虑其赔偿并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辩护意见认为，王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其行为有别于故意杀人既遂，不应当判处死刑。一审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王某故意伤害致死未成年人动机恶劣、手段残忍，又有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等多个从重处罚情节，雖然其亲属代为部分赔偿被害方损失，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应当适用死刑。且检察机关认为王某属于“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遂提出抗诉。
        死刑适用标准是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也是死刑案件最典型的争议问题。近两年来，引发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广西百香果女孩被害案”“四川岳父杀害女婿一家三口案”等，皆系原审裁判在死刑适用把握上出现偏差。故意伤害犯罪在适用死刑时比故意杀人犯罪更加慎重，标准更加严格。《关于审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正确适用死刑问题的指导意见》指出，只有对于犯罪后果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的被告人，才可以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但“三个特别”的判断标准在实践当中不易把握，容易出现机械性适用，如个别裁判观点简单套用“一人死亡为后果严重，二人以上死亡为后果特别严重”加以认定等。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的死刑适用，要注意从认识标准和认识路径两方面把握。从认识标准上看，要注重将法律规定的“文本法”与人民众的“内心法”相向而行，寻求对“罪行极其严重”认定的最大公约数，做到情、理、法相统一，将死刑适用标准具体化。从认识的路径上看，注重采用亲历性判断方式，在案件审查中仔细甄别。检察官通过审查尸检报告、复勘现场，从现场痕迹、物证分布情况，尸体伤痕特征及广泛的严重皮下出血情况，重点分析研判伤害行为的方式及强度，判断伤害手段让被害人“生不如死”；通过讯问同案犯，认定在被害人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王某还逼迫其，加速其死亡，犯罪情节特别恶劣；通过走访核查，掌握到王某长期半公开地对被害人施暴，导致周边众“胆战心惊”，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结合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王某确属“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
        （二）抗诉明确“赔偿谅解”情节的把握
        一审法院认为，王某赔偿并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可以对其从轻处罚而判处死缓。辩护意见认为，赔偿谅解真实有效，按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在量刑时充分予以考虑。“赔偿谅解”是否足以对王某从轻处罚，是本案另一争议焦点。
        “赔偿谅解”是刑事案件常见的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是评价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和人身危险性的因素之一，被告人案发后认罪悔罪，对被害人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的，可以考虑对其从轻处罚。但是，“赔偿谅解”对量刑影响的把握，是执法司法中的疑难问题，实践中“见赔即缓”的情况时有出现，个别案件甚至给公众造成“花钱买刑”的误导。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并核实相关情况后认为，王某亲属“赔偿”将法院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作为附加条件，不能够实质体现被告人真诚悔罪；被害人母亲吉某作为人员，此前在收取货值100元的后，明知两个孩子即将面临的处境，仍旧放弃法定抚养责任，将孩子交由毒贩控制，由其作为谅解主体所出具谅解书的可信度和效力明显较弱；王某的暴力犯罪行为不仅造成未成年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后果，而且其犯罪目的是为了实施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秩序，即使与被害方达成赔偿谅解，其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也得不到修复。对于对此类严重影响人民众安全感的暴力犯罪，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被告人人身危险性极大，即使被害方明确表示同意从宽处理被告人，也不能对其从轻处罚。
        （三）检察机关一体化开展未成年人保护
        针对安某甲、安某乙的母亲吉某于2019年8月因贩卖罪被判刑并在监狱服刑，父亲系人员并已失踪多年的情况，四川省检察机关上下一体跨区域开展失踪人员调查取证，推动当地民政部门认定安某乙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变更监护人为其外祖父；协调解决户籍、入学、生活补贴等问题，开展心理辅导；给予司法救助，并委托第三方对司法救助金进行监管。案发地与户籍地检察机关会同民政、教育、公安等部门，就进一步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开展调研，并完善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标准及流程等实施方案。
        针对本案暴露出来的城市房屋租赁监管、街面治安巡查等社会治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问题，案发地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有关部门积极整改，以社区为单位清查在册人员，落实出租房屋实名登记制度，强化重点人员管理，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三、案件办理的实践启示
        （一）通过典型案件抗诉加强对死刑裁量权的监督
中国死刑执行方式        刑事抗诉作为最具有刚性的审判监督手段，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确保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法治权威。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通过对执法司法有争议、有引领作用的典型案件提出抗诉，能够促进解决一个方面、一个领域、一个时期司法理念、政策、导向方面的问题，更好地维护执法司法公信力。本案中，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王某死缓，并决定限制减刑。检察机关坚持贯彻“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基本刑事政策，并通过抗诉厘清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被告人“后果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的死刑适用标准；明确了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严重影响人民众安全感的暴力犯罪分子依法判处死刑，即使赔偿被害方并达成谅解的，也不能对其从轻处罚的情形。通过大检察官、大法官同庭履职，统一了对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死刑适用標准的认识，积极引领全社会“罚当其罪”“钱不能买刑”的法治意识。
        （二）进一步提升审判监督质量和效果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重点部署了全面提升法律监督质量和效果，维护司法公正的系列举措，要求把监督重心放到提质量、增效率、强效果上来。本案办理过程中，坚持证据审查、调查核实的亲历性，参与复勘现场、走访现场
周边众、询问被害人亲属，确保精准开展审判监督；坚持全面审查，高度重视上诉理由，充分听取辩护人意见，补充收集证据，查明王某等人以半公开方式贩卖，以暴力威胁当地众，客观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性质；坚持强化释法说理，增强抗诉意见说服力，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办案单位和执法部门代表旁听庭审，主动接受对抗诉权的行使的监督制约，增强审判监督意见“刚性”；通过检察长列席审委会会议，促进法检就类案办理达成更多共识，深化类案监督。
        （三）系统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