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杨振宁的名字从知识阶层，到平民百姓，可谓家喻户晓。⼀位从事⾃然科学的学者具有这样宽泛的知名度，不仅因为他是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另⼀位得主是同为美籍华裔学者的李政道教授），还因为他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后第⼀个回国访问的卓有成就的美籍华裔学者。
合肥⼩男孩从厦门⾛进清华园
2001年10⽉29⽇下午，杨振宁应上海市海外联谊会邀请，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作《21世纪的科技》演讲后，⼜以“⼋⼗⾃述”为题即席演讲。他⽤亲切的语调对⼤家说：“按中国旧历的算法，今天我整整⼋⼗岁！”
台下响起⼀⽚深情的掌声……
1922年，杨振宁出⽣在安徽合肥⼀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家庭。当他未满周岁时，⽗亲杨武之先⽣考取美国公费留学，去了着名的芝加哥⼤学攻读博⼠学位。整整6年，他⼀直没有见到过⾃⼰的⽗亲，甚⾄不认识⽗亲。
6年过去了，⽗亲从芝加哥⼤学获得博⼠学位回国，受聘于厦门⼤学数学系。母亲带着全家⼈从合肥⽼家出发，风尘仆仆地赶往厦门与⽗亲团聚。他们⼀路⽔陆兼程，途经上海。当杨振宁站在上海这座东⽅⼤都市的⼤马路上，望着⽣平第⼀次见到的往来穿梭奔驰的汽车，他的惊愕程度绝对不会逊于《⼦夜》
⾥那位从乡下初到⼤上海的吴⽼太爷！尔后，他在下榻处，⼜第⼀次看到了⼿指⼀揿便会涌出哗哗流⽔的抽⽔马桶。这个富于想象的孩⼦第⼀次朦胧地感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伟⼒！
⽗亲任教的厦门，是⼀个给杨振宁留下深刻印象的地⽅。他们家住的那栋⼩楼就坐落在⼤海的边上。在那段美妙岁⽉⾥，他看到了蓝天⼤海⽆穷⽆尽的变化，看到了伟⼤宇宙⽆边⽆际的奥妙。这⽚⼴袤⽆垠的天地，在杨振宁的⼼⾥，种下了对⼤⾃然、对祖国河⼭的深深情种，以及对探索⾃然奥秘的⽆穷兴趣。
后来，⽗亲受聘于清华⼤学，⼀家⼈⼜去了北平。
杨振宁在清华园⽣活了8年，这8年恰恰是⼀个⼈⼀⽣中最重要的青春岁⽉。杨振宁曾多次谈到，清华园的8年，在他的⼀⽣中留下了⾄为深刻的印象。过了半个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欣然应聘出任清华⼤学名誉教授。近年来，在他从纽约州⽴⼤学⽯溪分校和⾹港中⽂⼤学退休后，他更把主要的精⼒放在清华⼤学⾼等研究中⼼的完善和发展上。
当然，在这8年⾥，杨振宁也跟所有的中国⼈⼀样，亲历了⽇本军国主义⼊侵祖国东北三省事件，亲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于⼀个中国⼈来说，这段历史⾃然是终⾝难忘的。
卢沟桥事变以后两周，杨振宁与全家⼈⼀起回到了合肥。原以为会像上海“⼀·⼆⼋”事变后⼀样，⽇本⼈会撤退。但事与愿违，⼏个⽉后，⽇机开始⼤规模轰炸，回北平的梦成了泡影。
西南联⼤的感情链
1937年12⽉，⽇军占领南京，随后就是那场⼈类历野蛮⾎腥、惨绝⼈寰的“南京*”。这是⼀段令杨振宁，也是令整个中华民族刻⾻铭⼼的耻辱历史。
烽⽕岁⽉⾥，⽗亲带着⼀家⼈从合肥经汉⼝等地到了昆明。杨振宁在那⾥进了西南联⼤，那所在战时极负盛名的⼤学。⽗亲也在那所⼤学任教。
西南联⼤由战前中国最有声望的三所⼤学合并⽽成，它们是北京⼤学、清华⼤学和天津的南开⼤学。
杨振宁在西南联⼤读了4年本科，尔后，1942年⾄1944年，还是在西南联⼤，他⼜完成了研究⽣学业。
杨振宁在西南联⼤读的是物理系。当时在西南联⼤任教的教授多为留学欧美归来的年轻博⼠。他坦率直⾔，在西南联⼤，最为成功的当推数学系，⽽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三位数学教授是：陈省⾝，华罗庚和许宝路。
说到物理系的⽼师们，杨振宁的眉宇间更是洋溢着⼀种难以抑制的怀念之情。那些当年亲⼿把他引⼊科学圣殿的业师们，都是中国物理学界不可多得的杰出⼈才哪！
杨振宁是⼀个⾮常念旧重情的⼈，对于他来说，师恩终⾝难忘。他⼗分尊崇已故的赵宗尧教授，80年代，他曾与国内的物理学界同⾏共同撰⽂，赞扬赵⽼师在物理学研究和教育中取得的重要成就。还有吴⼤猷和王⽵溪教授，在杨振宁的眼⾥，这两位⽼师当年的教育对他的⼀⽣都起到了重⼤的影响。
杨振宁在上⼤学四年级时，曾就毕业论⽂⼀事求教于吴⼤猷教授。吴⼤猷当时给他出了⼀个题⽬：“论在分⼦光谱学中的运⽤”，⽽分⼦光谱学正属于吴⼤猷本⼈当时的研究范围。在吴⼤猷的指导下，杨振宁完成了这篇论⽂。就在完成这篇论⽂的过程中，杨振宁第⼀次步⼊论研究这⼀神奇之⾕，论在未来物理学研究空间中的重要地位，论所展⽰的那种令⼈赞叹的奇特的美，在这位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此以后，杨振宁⼀⽣所从事的研究⼏乎都与论有关。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上海籍教授王⽵溪是从事统计⼒学研究的，⼀位优秀的教师对学⽣⽇后的学术发展所产⽣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杨振宁⼀⽣从事的研究中，有三分之⼀的内容是统计⼒学。
韩愈⽈，师不必贤于弟⼦，弟⼦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杨振宁后来的事业，已被历史证明是超过了他的⽼师，但是，对他⽽⾔，没有这些优秀的⽢为⼈梯的⽼师们，就不会有他杨振宁的今天。师恩难忘哪！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获硕⼠学位。同年，清华公费留美发榜，杨振宁榜上有名。
诺贝尔奖 中国 为了护照、签证等事，前前后后，⾜⾜拖了⼀年。⽗亲虽为教授，但战时持续通货膨胀，⼊不敷出，可谓捉襟见肘。迫于⽣活，杨振宁在等待出国的这⼀年⾥，做了西南联⼤附中的教师。他⾃然没有想到，这⼀年的教职，竟促成了他⼀⽣的美满良缘。
今天我们都同意，是她先看到我了
杨振宁说，他很感谢那⼀年的中学教师⽣活，因为那段⽣活使他对中学⽣、中学⽼师的⽣活有了真切的了解。特别是，在⾃⼰任教的那个班上，他认识了后来的太太、当时的学⽣杜致礼。
1945年，⽇本投降，第⼆次世界⼤战结束。杨振宁决定在印度加尔各答搭乘去美国的运兵船。等了两个⽉，终于等到了床位。于是，经地中海、红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最后到达了美国。
“上岸⾄今，已经有56年了。”2001年10⽉，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的演讲⼤厅，对着上千位听众、同胞，他⼗分有感触地说了这样⼀句话。
跟当年⽗亲⼀样，杨振宁也选择了芝加哥⼤学。他希望着名的物理学⼤师费尔⽶做⾃⼰的导师，结果如愿以偿。
费尔⽶在当时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之⼀，这位⾮凡的科学家同时在上述两个领域都做出了第⼀流的⼯作。
杨振宁在芝加哥⼤学念了两年半，获得了博⼠学位。尔后，⼜留校教了⼀年书。杨振宁在芝⼤的⼒学⽼师是当时年龄还不到四⼗的泰勒教授，那位泰勒后来被誉为之⽗。杨振宁记得，泰勒有⼀种⾮常反传统的性格。有时候，他会在⾛廊上拉住你，兴致勃勃地谈他刚萌⽣的⼀个新见解。⽽此后不久，他⼜毫⽆惧⾊地纠正了⾃⼰。也许，在泰勒的10个新见解中，有9个半是错误的。但这对杨振宁⼀⽣的科学研究有着⼗分重要的启⽰。因为，科学研究，发现、揭⽰真理，这确实需要⼀种异乎寻常的率真和勇⽓，⽽在这份勇⽓中，⾃然也包括了敢于认识和纠正⾃⼰错误的⾃信和⼤胆。
离开芝加哥⼤学后，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研究院。这所独⽴的研究机构有⼆⼗⼏位专职教授，没有学⽣，还有来⾃世界各地的100多位研究⼈员。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呆了17年。这是他⽣命中⼗分重要的17年，在那⾥，他邂逅了⾃⼰在西南联⼤附中教书时的学⽣，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杜致礼。
那是1949年的⼀次不期⽽遇。
“今天我们都同意，当时是她先看到我了。”杨振宁说。也许是太太不在⾝边，说这话时显得旁若⽆⼈。
邂逅的地点在普林斯顿的⼀家饭店。
“杨⽼师，你还认识我吗？”那天，杜致礼突然出现在杨振宁的⾯前，明眸含笑地问道。
⼈⽣的改变有时是从⼀句寻常到不能再寻常、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寒暄语开始的。就像所有的有缘男⼥⼀样，这对年轻⼈很快坠⼊爱河。8个⽉后，他们喜结连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这块学术圣地中，最负盛名的⼈物，便是被公认为20世纪⼈类科学的骄傲的爱因斯坦，以及同样令世⼈⾼⼭仰⽌的科学⼤师奥本海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绿⾊草坪间，年轻的杨振宁经常能够看到爱因斯坦步⾏⽽来。他从来不开汽车，与他同⾏的，是他那位杰出的助⼿⼽登。
与伟⼤的前辈同饮⼀池之⽔，⾃使杨振宁备享“开光”之泽，获益终⽣。
1957年，因提出“弱互作⽤下的宇称不守恒现象”这⼀重⼤理论，年仅36岁的杨振宁与他在美国的中国同⾏李政道博⼠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居世界⼀流科学家的⾏列。
在普林斯顿⽣活了17年之后，杨振宁收到了来⾃纽约的邀约函。纽约州正在筹建⼀所新的⼤学：纽约州⽴⼤学⽯溪分校。这所⼤学的校长怀⼴纳贤才共襄盛举之⼼，盛情邀请杨振宁加盟，助其为新校发展出⼒。
杨振宁欣然受聘，前往⽯溪分校⾛马上任。这⼀年是1961年。
“乒乓外交”开启回国之门
1971年，在中美关系，先后有⽑泽东邀请他的⽼友、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上天安门、“乒乓外交”等震惊中外的⼤事，这⼀系列重要信号预⽰着中美关系解冻在即。
1949年以后，杨振宁⼀直与在上海的⽗母弟妹保持着联系。他曾经四度跟家⼈在瑞⼠⽇内⽡和⾹港等地见⾯。⾯对着这些世界名城的湖光⼭⾊，如画美景，与家⼈久别重逢的⽚刻喜悦却⽆从消除长期离别的苦涩愁情。
当他获知“乒乓外交”的信息后，⽴即给⽗亲去信，要求回国探亲。忐忑不安地，⽗亲将此事向有关⽅⾯作了请⽰汇报。很快，杨武之教授就接到来⾃国务院的答复：“欢迎！让你的⼉⼦到中国驻法⼤使馆去签证。”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建交，许多中美之间的重⼤外交谈判都在巴黎进⾏。
就这样，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便成为1949年中华⼈民共和国建国后成绩卓着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国访问的第⼀⼈。
杨振宁在上海华⼭医院见到了⽗亲杨武之。当时⽗亲已经罹病住院，但他⽓⾊不错，特别是见到爱⼦归来，更是喜出望外。
两年以后，杨武之教授在华⼭医院故世。这位⽼⼈离去时的⼼情当是安详⾃如的，因为他为社会、为
祖国、为世界奉献了⼀个杰出优秀的⼉⼦，⽽且，在他有⽣之年，终于能与远隔重洋的⼉⼦在祖国重逢。
⼤饼油条摊的“粮票风波”
杨振宁1971年第⼀次回国，上海是他的第⼀站。他住在锦江饭店。
住进饭店的第⼆天⼀清早，他就被宣传喇叭给吵醒了。他随⼿取了照相机⾛出饭店。他看到，马路对⾯有⼀家⼤饼摊。好⾹哪！⼤饼，油条，还有⾖浆、粢饭团，这⾥⾯，有多少⼉时的欢乐，多少青少年时代的往事！他⾛近⼤饼油条摊，把⼿伸进裤袋，袋⾥有弟弟杨振汉头天晚上给他的⼀些⼈民币零钱。他看见⼀位中年妇⼥在舀⾖浆。
“⼀碗⾖浆多少钱？”
“两分钱。”
掏钱。伸⼿接⾖浆。
“同志，粮票——”
“粮票，什么粮票？”
他⼀脸惊愕。对⽅却是⼀脸疑惑。
他⼀想不妙，回⾝就⾛。⾖浆也顾不上拿了。
他继续漫⽆⽬标地⾛，略微显得有点⼼神不宁。忽然，他瞥见前⾯不远处那⼀长排修剪整齐的法国梧桐树中间，有⼀个⼩男孩的⾝影。⼀定是在摸知了——真像⾃⼰的童年哪！杨振宁⼀时童⼼⼤发，举起⼿上的照相机，便要把这动⼈的⼀幕记留下来。
“不要动！”
猛然间，他听到⼀声断喝。他的⼿⼀哆嗦，照相机差点跌出⼿去。
抬头望去，那是⼀张警觉的脸。很认真很执着。对⽅⽰意他站在原地不要动。
那是⼀个对许多事许多⼈保持着⾼度警惕的时代，站在杨振宁前⾯的是⼀位阶级⽃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市民。
那⼈叫来了⼀位正在茂名路上值勤的解放军。解放军是懂纪律的，他对杨振宁说：“你先站着，我去请⽰⼀下。”
“误会了，这是我们请来的客⼈！”
幸好，⼀位锦江饭店的⼯作⼈员看着杨振宁从饭店⼤门⼝⾛出去，见他久久不归，便⾛出饭店张望⼀下，不想正好给杨振宁解了围。
⼀场虚惊。
风波过后，杨振宁的⽗母坚持让弟弟陪哥哥同住，以免再有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发⽣。
他把⽑主席诗词看了10天
杨振宁那⼀年回国，到了很多地⽅。他发现，虽然当时中国很落后，城市居民只能勉强度⽇，但他们⽣活得很⾃信。
在北京，杨振宁故地重游，⼀呆就呆了10天。
他住在长安街的北京饭店。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印⽊刻的⽑泽东主席的墨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换新天。”
杨振宁看着这两句诗想了很多很多。他的⼦⼥是美国⼈，⽽他⾃⼰、他的⽗母是中国⼈，他不能回避这样⼀个⼗分现实⼜⼗分敏感的问题，他不能不⾯对这些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的问题。
他反复思考的结论是：中美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盾。
他，杨振宁，将竭尽⼰⼒，努⼒促进中美关系的好转。尽管他只是⼀个普通的科学家。
回到美国后，这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到各处作了多场演讲，⾝体⼒⾏地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奔⾛呼号。
1973年夏，已经步⼊晚年的⽑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杨振宁。
在这次会见时，杨振宁⼗分吃惊地发现，⽇理万机的⽑泽东竟然对⾃然科学抱有⼗分浓厚的兴趣。那天，他跟杨振宁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基本粒⼦的结构问题。
⽑泽东把⾝⼦靠近杨振宁，兴奋地笑着，⽤⼀⼝浓重的湖南乡⾳告诉对⽅：在中国，那些古代哲学家们也曾试图解释过物质的结构。这位充满睿智的⽼⼈还风趣地引⽤了⼀些古典着作中的话，这⼀切激发了诺贝尔奖得主的很⼤的兴趣。
⽑泽东伸出⼿指，⽐划着问杨振宁：“在你们的领域⾥，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的？”
杨振宁显然给问住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他停顿了好⼀阵，向对⽅作了⼀个他⾃⼰也并不满意的答复。随后，话题⼜转⼊这两个词在中⽂和英⽂中的含义，并把它们放⼊物理学学术这个特定领域⾥加以⽐照，以到这两个词之间的细腻区别。杨振宁认为，这⼀关于“理论”和“思想”的词义讨论似乎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令他印象⾄深。
中国在10年⾥有望问⿍诺贝尔奖
从1971年杨振宁第⼀次回国⾄今，已经30年了。
2001年的⾦秋，在上海西南⾓的衡⼭宾馆11楼，这位年近耄耋的⽼⼈轻轻撩开南窗的窗帘，显得⼗分感慨：短短的⼏年间，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变得让所有熟悉她的⼈都认不出来了！
杨振宁已经有7、8年没有去上海了，他本想看看市容，唤起多年以前的记忆，但他已⽆从到这座城市原来所给予他的印象，他看到的是⼀座全新的城市！
杨振宁认为，新中国已是⼀个新新中国了。
杨振宁还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科技进步⾮常之快，⽽且现在还继续保持着这种进步。再过三四⼗年，中国⼀定能够居于世界科技的前沿。
当谈到⽗母当年对⾃⼰的教育时，杨振宁⼗分坦率地承认，⽗母当年对⾃⼰的教育很明智。他⼩时候数学好，但⽗亲并没有刻意地向他灌输数学知识，上初⼀、初⼆时，还让⼀位着名的历史教授教他《孟⼦》。
对于当前出现低龄店铺现象，杨振宁的看法很辩证：⼀个⼈的⽬标是在学术上和科技上有所成就，那
的办法是在国内念好的中学和⼤学，到国外去念研究⽣；假如是求得将来的⽣活优裕，那么低龄出国的成功率⽐较⼤。
他还认为，中国的机会⽐外国的机会多。
他说：“清华的学⽣⽐美国⼤学的学⽣⽔平⾼。这话我不是随便讲的，是认真想过的。中国的学⽣数是美国的4倍，⽽中国
的⼤学远远没有美国多。所以我说，哈佛⼤学学⽣的⽔平不能跟清华⼤学⽐。中国学⽣在美国念研究⽣，⼀开始有吃亏的地⽅，这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太注意稳扎稳打所以导致学⽣的胆⼦⼩，⼀开始⼿脚放不开，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步⼦也快了。”
谈及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在本⼟问⿍诺贝尔奖，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信⼼⼗⾜地回答：“20年完全可以，10年⾥希望也很⼤！”
他说，他对冯友兰晚年提出的“旧邦新命”论完全赞同。
“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在21世纪是⼀个新的国家，⼀个旧邦中⽣长出来的新的国家。对于21世纪的世界，这是⼀件⾮常⾮常重要的事情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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