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个性
全球化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个性
首先，我感谢宋建明副院长为我主持今天的讲座，也要感谢高天民先生为我具体安排了这次讲座。说实在的，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交流，发表我的一些观点，传播一些“谬论”，我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也曾是美院的人，现在虽然在浙大，但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今天我要讲的“全球化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个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里涉及到我们一个根本的文化理论和文化立场的问题。或者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主义和国族主义，英特纳雄奈尔和纳雄奈尔的关系问题。
应该说，“全球化”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口号，到处都可以听到。“全球化”似乎成了一个“时代潮流”，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在经济界，“全球化”已是天经地义。在文化艺术界，也有一股不小的“全球化”倾向，具体说法是要“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这些现象让我感到忧虑。

“全球化”了，是否有必要坚持自己民族的文化个性？“全球化”是否意味着全人类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法律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全球一体化”？这种人类文化的“大同”是一件好事
还是一种野蛮？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大家深思。
我以为，之所以“全球化”口号能够在中国畅行，是因为现代中国人心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世界主义”情结。中国人心目中始终存在一种“世界文明”的憧憬，全人类普世进入一种美好的大同世界。
而实际上，这种世界主义是西方 “进步论”的特征之一，究其实是一种伪世界主义。因为“进步论”是以物质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个社会文化的先进与落后。“进步论”认定西方文化是最先进的，全世界其他文化都要向西方文化“进步”。这种世界主义掩盖的是西方文化中心论。
我在最近一本书《野火西风全球化》的扉页慨然写道：
“世界主义啊，多少罪过假汝之名而行！”
这是因为这种“西方中心”的伪世界主义，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的文化自卑感，使中国人忽视自己的文化价值，让中国人眼睛只盯着西方，把西方的东西都看作是“世界”的，“全人类”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而看不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事实上，物质生产力水平固然有高低之分，但文化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并无“先进”“落后”之别。
“全球化”只是中国人心目中这种世界主义的又一种说法而已。
我以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更应该坚持自己的文化个性。人类各文化不应该也不可能全球“同一化”。人类各文化间存在深刻的差异性。这些差异不会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活动表面的“全球化”而消失，相反将长期存在。
我赞同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观点，他把人类各文化比作“田野里的花”，各种花颜不一样，互相差异，各有特。我觉得，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和地域有关，与一块土地有关。西语里“文化”（culture）一词，本义是“耕耘”“种植”的意思，与土地紧密相连。可以说，“文化”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它就具有很大的延续性。文化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不是像技术的升级换代。文化的演变要缓慢得多。所以，人类不同文化仍将长期呈现为多样差异。

应该说，出国前我是一个激情的世界主义者。洛杉矶奥运会闭幕式上贝多芬《欢乐颂》讴歌人类大同的激动人心的旋律，长久回荡在我心头。但到法国后，我日益感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那种本质上的差异。两者在价值取向和表现形式上都不一样。
对我的这种转变，有两个人起了关键作用。一个是梁漱溟先生，另一个是法国文化人类学宗师莱维－斯特劳斯。我是在法国读到梁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给了我巨大影
响。在这本书里，梁漱溟先生提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一开始就价值取向不一样，怎么走也走不到一块去，而不是“进步”快慢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社会形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形态，在秦始皇以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长期处于一种“盘旋往复”的状态。这种社会形态用西方历史的概念，根本无法解释。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不存在“封建”社会，准确地说，是不存在西方式的“封建”形态。这对于我是一种振聋发聩的惊醒。梁先生认为世界上有三种主要文化形态：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是外向，征服型的，重物质；印度文化是内向，重精神；中国文化是既不太外向也不太内向，调和持中。三种文化互相差异。顺便说一下，梁漱溟先生没有读过大学，27岁就被蔡元培先生聘为北大教授。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是极其显见的。对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学者们的论述汗牛充栋。我这里只谈我的一些感觉。
首先，西方文化里面有一个核心概念，一般叫“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我更愿意把它称作“唯人主义”。这种把人推倒宇宙的中心—“人类中心主义”，和社会的中心 —“个人中心主义”，是西方文化特有的。在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西方人豪迈地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而中国人说“天人合一”。从个人中心主义的角度说，西方讲天赋
人权，而中国讲社会协调的“人和”。西方是从个人出发，申张个人的价值和权利，而中国却强调天时地利不如世界美院排名“人和”。附带讲一句，现在中国人已习惯于天赋人权的概念。其实这个概念是值得质疑的。“天”是什么？君权神授是迷信，人权天赋是否也是迷信？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就宣布：“我们认为如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西方文化中这么一个根本的概念，竟然是靠“不言而喻”来确立的，并未得到实证的证明。我认为，人没有“天赋”的权利，而只有特定社会、特定文化给予的权利。

中国人对个人的存在，显得比较谦逊。李白曾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天地是旅舍，人不过是匆匆过客。最近，我去昆明云南艺术学院作讲座，有机会去滇池读到那幅著名的长联，有几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但只在“暮雨朝云”之间，即成“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这是一种人生如梦、人事虚空的感怀。中国人对人生看得比较透。
第二点不同，是西方文化“尚武”，中国文化“尚文”。西方可谓“武化”，而中国才是真正的“文化”。巴黎荣军院军事博物馆中，那一排排武器的精良，令人叹绝。英法联军从中国缴获去的那几把小和鸟，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在英国那些王宫贵族城堡里陈列的也都是盔
甲刀剑。西方历史，是一部真正的战争编年史。西方在“武化”上优势，至今依然。而中国历史上打仗相对较少，除非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平时都崇尚“文治”。我看过一本《天朝的崩溃》，讲英国人在战争的时候，只有一支几千人的军队，竟然能从广州打到厦门，再到定海，进入长江，直抵南京，几乎没有遭到象样的抵抗。因为泱泱中华大国，居然没有正规的军队。今天从陕西调五百人，明天从广西调一千人，都没有训练，就是走路也要花一个多月，所以打不过人家。

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尚文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一种尚文的文化。即使在诗歌上，也可以看到西方尚武中国尚文的差别。西方最早的荷马史诗，讲的都是英雄打仗的故事，讲特洛伊战争。西方中世纪的诗歌，也多为“武功诗”（chanson de geste）。而中国人的诗歌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人情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这么早就洋溢着多愁善感的人情。中国古人分手，要折一条柳枝送一送，很多情。（众笑）
第三点不同，是中国长期大一统，西方是社会多元，长期分裂。西方形成民族国家是很晚近的事。“大一统”，对中国基本上是一件好事，而在西方文化里则是一种恶端。西语Totalitrisme，一般译为“极权主义”，最近有人译为“全控主义”或“全能主义”，实际上就是“大
一统”的意思。

中西文化的不同，还可表现为中西绘画的不同。
中国绘画的空间是自由的空间，视点是移动的，所谓散点透视。吴甲丰先生说中国绘画是“眼睛的遨游”，是同样的意思。中国的绘画空间非常辽阔宽广，不象西方的焦点透视，从固定的一点看出去，视野有限定。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以大观小”，讲的是以画家心胸之大，观物之小。中国画家好像凌空俯瞰，“溪谷间事，重重悉见”。注意了，这个“见”读“现”，古文中两字通假。这种空间视野是中国绘画特有的。
中国绘画强调传神写意，不孜孜于“形似”，更追求“神似”。而西方古典绘画则尽可能地求“形似”，尽可能地靠近毕肖自然，所谓“摹仿”说。苏东坡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画强调气韵生动，强调神韵，不象西方古典主义绘画以把人画得像为目标。
中国山水画所达到的境界，我以为是最高的。西方的风景画，在表现自然的深刻性，对自然的领悟，在自然中渗入自己的情感等方面，无法与中国山水画相比。西方绘画的强项是画人体。西方绘画对人体的再现和研究达到了极致，也是中国绘画无法相比的。


在艺术精神上，中国画表达的是中国人的闲情逸致，如陈衡恪所说的“澹远幽微之思”，一种宁静淡泊的人文精神。画画，是一种画家人格的自我修养。在中国，多是文化人在画画。画匠的画也有，但文人的画（不只是“文人画”）占多数。而西方绘画更多是服务性的技能，为宗教、君王、市民服务。画家长期处于工匠地位，与代表学问文化的“自由艺术”无缘。即便是达芬奇那样的大师，也受到“文人”们的轻视。所以我说中国绘画是“文之艺”，西方绘画是“画之术”。最近一期《读书》杂志（2002.4）发表了我的一篇《文之艺与画之术》，讲到以上差别，大家可以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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