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学堂】苏轼的“归去来兮”情结
【诗词学堂】苏轼的“归去来兮”情结
苏轼可谓最喜欢言说“归去”的文人之一，“归”、“归去”或“归去来兮”之类的词在其诗词文中出现的频率极高。苏轼钟爱陶渊明的诗歌，尤其对陶氏的《归去来兮辞》至为喜爱，他不仅有檃栝改编《归去来兮辞》的《哨遍》、有《归去来引》及《和陶归去来兮辞》，甚至远谪惠州时，有居士卓契顺不远千里为他捎来家书，感动之余，他当即为卓契顺书写了陶潜的《归去来词》以相赠，于此可看出陶潜的《归去来兮辞》是非常能切中和契合苏轼内在心理的触媒，因此，笔者将苏轼这种频频言归的现象及其所折射的内心思想称之为“归去来兮情结”。
苏轼的归去来兮情结，既与其常年飘荡、渴望安宁的生活及精神的栖息地有关，更直接呈现了他对于出处进退及处穷之道的思考。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心理状态下，苏轼的归去来兮情结的内涵有所不同，就求归地点而言，苏轼经历了从“归故山”到“归田园”，再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三个心理阶段的变化。
一、 归故山
苏轼自21岁离开家乡眉山，在此后四十余年的人生里，除了仅在母丧及父丧时两次回蜀外，便再未返乡。终其一生，苏轼对家乡都是十分想念的，在诗词中，其思乡及渴望还乡的情怀常具体化为“归故山”。如“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浣溪沙》、“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醉落魄》）、“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醉落魄》）、“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临江仙》）、“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永遇乐》）、“故山西望三千里，往事回思二十年”（《和宋肇游西池次韵》）、“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归何时”（《送安淳秀才失解西归》）等。
以“故山”作为家乡的代名词，既吻合了传统文化中“山林”所代表的隐遁、出世之义，是对陶潜“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白居易“因话出处心，心期老岩壑”等前贤诗文的呼应；同时
更是切实地指向蜀地及眉山多山的地理环境，甚至在许多时候故山就是指峨眉山，以上所引“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便是一例明证。苏轼回忆家乡时，总好言及峨嵋，还不乏其例，如：“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送杨孟容》）、“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嵋翠扫空”（《秀州报本禅院乡分僧文长老方丈》）、“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寄黎眉州》）。
峨眉山距离苏轼的家乡眉山仅80余公里，乃天下名山，为钟灵毓秀之地，所谓“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又不乏“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这样颇具传奇彩的世外高人隐居。唐代陈子昂、骆宾王、李白、杜甫、岑参、白居易等诗人都吟咏过峨眉。所以，峨眉山较之于眉山，似乎是一个更大的文化符号，也足以代表整个蜀地，苏轼以峨眉山代指故山或故乡，是为家乡寻到了一个颇具指标性和知名度的符号，这充分反映了他以家乡为傲、眷念故乡的心理，也透露出他向往山林的出世之思。
苏轼对故乡念念不忘，自然与他长年漂泊、居无定所的生活状态有关，他对自己飘荡不定的人生有非常深刻的体认，自称“身如不系之舟”。熙宁七年，他作词《醉落魄》，云“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元丰七年，他回顾自己的生活为“三十三年，漂流江
湖，万里烟浪云帆”（《满庭芳》）；元祐六年，他在送别友人时，慨叹“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贬官赴岭南途中，深感“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天竺寺》）；从海南北归途中，感慨“漂零江海，身非己有，未知归宿之地”（《与范元长十三首》）。正是远离了故乡且经年萍踪不定，才让苏轼对家乡的想念绵绵不绝，当然，“家乡”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已获得了精神栖息地的意义，回家意味着身体与心灵的双重休憩和安宁。
苏轼对故乡念念不忘，还与他渴望省亲尽孝、情系家族兴衰的宗法观念有直接关联。虽父母双亡，但双亲及发妻的坟茔仍在眉山、不少亲属故旧也在眉山，作为生活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受宗法观念濡染的士大夫，苏轼又焉能忘怀于乡土？贬谪黄州时期，苏轼在写给堂兄苏子安的尺牍中称：“老兄嫂团坐火炉头，环列儿女，坟墓咫尺，亲眷满目，便是人间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羡。”（《与子安兄七首其一》）“坟墓咫尺，亲眷满目”，这种“第一等好事”自然是必须回到故土才能实现。自登州还朝时，他针对祖坟边的松树被人偷伐的情况，特地嘱托苏子安等“甚烦照管”、“略往觑”，“当分明点数根槎，交付佃户，免致接便偷砍也。不然，与出榜立赏，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与子安兄七首其三》）。
同时期，苏轼在写给乡人的信中称：“某去乡十八年，老人半去，后生皆不识面，坟墓手种木已径尺矣，此心岂尝一日忘归哉！”（《与乡人一首》）自扬州还朝时，他修书苏子安，表达想念：“弟久客倦游，情怀常不佳。日望归扫坟墓，陪侍左右耳。”（《与子安兄七首其四》）苏轼不仅在尺牍中频频提及家乡坟茔，在诗词里亦反复致意于此，如《江城子》中的“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黄州寒食诗》中的“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满庭芳》中慨叹“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梦绕松杉”，所谓“归梦绕松杉”，实是指梦回松杉环绕的故乡坟茔，表达的是祭奠、守护双亲亡灵之意。
归来归去来下一句远离故乡并未使得苏轼骨子里的宗法观念有所减弱，归扫坟墓及与子由兄友弟恭，皆根源于血缘天性，自不待言，他对眉山苏氏家族的兴衰也是颇为关心的。贬居黄州时，他在写给侄子苏千乘的信件中称：“家门凋落，逝者不可复，如老叔固已无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头颅，可知正望侄辈振起耳。”（《与千乘侄一首》）得知侄子苏千之应举失利，他明确表达了失望及殷切的勉励：“秋试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动心，益务积学而已。人苟知道，无适而不可，初不计得失也。”（《与千之侄二首其一》）贬居海南时，他叮嘱在京师的侄孙苏元老，“侄孙既是东坡骨肉，人所觑看。住京，凡百加关防”（《与侄孙元老四首其一》），其关切怜惜之意溢于言表。
苏轼一直心系故土，也有不得不还乡的理由，但他始终未将“归故山”的心愿付诸于实际，原因是多方面的。贬谪的十余年，待罪之身，行动无法自主，这是令其不得返乡的客观因素。在其余二十余年的为宦生涯中，他许多时候都处于党争的风口浪尖，致君尧舜的理想、刚直要强的个性都使他难以骤然放下政治生活、回归故山做一个真正的隐者。苏轼“奋励有当世志”，而这种济世之志又与个人的事功之心紧密相连，因此苏轼的还乡是以功成名就为前提的，所谓“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南乡子》）。他虽然早已名扬天下，但这主要是文章之名，他对自己真正的期许似乎是，“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报国之心，死而后已”（《杭州召还乞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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