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归去来兮辞》看陶渊明的精神境界
从《归去来兮辞》看陶渊明的精神境界
从《归去来兮辞》看陶渊明的精神境界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东晋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表明自己与官场彻底决裂的宣言书。诗人自29岁出仕到41岁辞官归田，十三年来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辞去彭泽令后再未涉足官场。这十三年，是他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是他希望通过仕途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官场上尔虞我诈的黑暗现实令他寒心，诗人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作《归去来兮辞》，自明本志。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愁?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回归之心，就是放下之心，放下执著之心，放下对世俗欲求之心。这种心思也许在他内心已存多时，所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其实质是不愿让自由之心被世俗利益牵挂。在陶潜心里，做官并不能体会到生命的快乐，心为形役，只让人惆怅愁苦。他自觉到做官是误入尘网，浪费生命，但亡羊补牢也还是有意义的(毕竟迷途不远)。于是决心脱身，决定回来。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在回归的途中已经初步感受到解放的自由快乐，也有归心似箭的心情流露。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回到家里见到了自己喜爱的房屋、儿子还有树木(松菊)，天伦之乐的享受，离别之苦即刻消失了。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扶孤松而盘桓。
回来了比起做官就不那么气派了。往得狭小，走路没有人陪同了。面对这贫困的环境，就只有坚定意志(倚南窗以寄傲)，学会过清贫的日子，学会在容膝之地安心，在寂寞庭园受发现乐趣：或涉足或远观，在孤独中体会到鸟倦归家的的幸福
感。这就是安贫乐道，就是放下执著后的对“所求不得”的忧苦的解脱。因为无所求了，也就无“所求不得”之苦了。但要让这种天伦之乐和庭园之乐得以持久，还须做些努力。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
这就是对孤独的进一步坚定的选择。这里的“绝游”也许首先是与官场人的绝游，但也不排除对一般朋友(不同遂)的绝交。一个有境界的人往往是是孤独豹，交友是有选择的，这样可以避免闲聊。
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这是说明绝游的原因，强调了与世俗的不合，或说是天下“无道则隐” (《论语·泰伯》)。除了自觉与世俗之人绝游，还耍进一步在平凡的生活中寻到乐趣，才能更好的打发生活，也才不违离忧得乐的初衷。他到了亲情之乐(悦亲戚之情话)、琴书之乐(乐琴书以消忧)，农耕之乐(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山水之乐(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邱。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有这么多的乐事的发现是不是就完全瓣决了人生问题呢?没有，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即对死的忧虑没有解决。
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这就是陶渊明的艳羡和忧患。
归来归去来下一句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算了吧！寄身于天地间还有多少时日！何不放下心来听凭生死？为什么还要遑遑不安想去哪里？企求富贵不是我的心愿，寻觅仙境不可期冀。我一切都放下了，还怕什么死呢?
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天天命复奚疑！
这就是孤独的享受在世的美好时光，或劳作或登高赋诗，与宇宙原生命力合一，顺应自然大化艇命，还有什么疑虑呢?
官场生活的种种“违己”，迫使陶归返田园。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是充实的，包括悠游田园的家庭日常生活；日常与亲戚、邻里的交往；闲暇时郊游外出。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散发着泥土的气息，真淳的情感。他的田园生活透出一种与其心有灵犀的美。更为独特的是他的田园并未与人断绝往来。这里有三重境界：首先，与作者朝夕相处的是秀姿挺拔的松菊，无心
出岫的白云，倦飞知还的飞鸟，这些意象已浑然人化，它们是诗人的知己和同类，留连于宁静而充满趣味的小园，兴致所及，把酒而饮，这是一种真正的自由自在，心灵“无滞碍”境界。其次，这里有一种存在于举手投足、不经意间的亲情与邻里情。百里之外，风尘仆仆地归来，首入眼帘的是“稚子侯门”，“携幼入室”这是官场难以实现的天伦之乐。“悦亲戚之情话”，与亲戚日常闲谈中体会亲情的温暖。“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体现的是与邻里和谐的相处，融洽的氛围，是一种自然平淡、愈品愈浓的邻里之情。
诗人的真隐士生活包括“将有事于西畴”，诗人亲自参加田间劳动，生计所需，自给自足。头脑中已经没有“劳心者”、“劳力者”的尊卑之分。诗人已融入田园景物中，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松菊、小园、云鸟、丘壑、林泉无不与诗人心有灵犀，这是一种田园人生的艺术化。
正如钟惺《古诗归》所说，“高人性情，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惟真旷远人知之。”“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不别作一副旷达之语，所以为真旷达也。”正因具有亲情、邻里情的内蕴，有与正常人的交往；他亲自耕耘，使生活物质基础有所保障，这种生活不是来自云端，它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归隐之时，陶已看破生死，看轻富贵，他的人生态度“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他描画的至乐生活是“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耕耘”、“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日常耕耘劳作中，享受生命，“质性自然”的本性有所依附，在实现了“平生之乐”后心安理得，在平平常常中体会人生滋味。他的人生至境就在这看来平平常常的田园生活中。闲暇时的登高舒啸、临流赋诗，是典型的魏晋名士们的生活方式，陶渊明的“自然之性”很大程度上是玄学家的品格赋予的。他的归隐要过无拘束的生活，结束心为形役，他的“耕耘”、“赋诗”、“舒啸”就是“乐乎天命”的选择。
陶渊明的心灵深处，有的不仅仅是他的田园风情、秋菊青松。“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正说明陶渊明确是有用世之志的，只不过“世与我而相违”，并且“乐乎天命”的思想让他不必“惶惶之”有所争。这是以玄学思想和“乐乎天命”的人生态度消解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选择“独善其
身”、“洁身自好”。但他亲历的田园劳作让他生活困苦，狼狈不堪，这是选择归隐的代价，诗人是有思想准备的。这种自食其力换来的生活并不公平，他在诗中这样总结这种社会不公：“在己何怨天”，这恐怕并不能代表他的真实观点。他对现实政治是反感的，有自己治理
社会的一套方案，但在“乐乎天命”的思想和玄学家生活方式的影响下，既然选择归隐，他只能在理论层面实现他的社会理想蓝图，这就是根据他的田园生活实践，已经完善的、改良的《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
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归去来兮辞》历来是人们十分注重的一篇。这是因为，“沛然如肺腑中流出”的这篇作品，全面集中地反映了陶渊明的精神境界。这篇“因事顺心”而创作的作品，完全可以看作是陶渊明自己对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一种诗意自白：
一、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的人生态度
《归去来兮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的感人之处，在于他鄙夷功名富贵的人生态度，这一点在其作品中是屡有申述的。“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这是陶渊明终生恪守的人生态度。义熙元年的归隐，是陶渊明与官场的彻底决裂，也是陶渊明人生的重要转折。值得注意的是，其时陶渊明的家境并非十分富庶。归隐之初，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问”，加上刚刚去职，有一定薪俸结余，尚无生计之虞。归隐数载，生活的种种不幸渐次袭来，陶渊明沦为“君子固穷”的一介寒士。濒临晚年，陶渊明贫病交加，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他真是穷到彻骨，常
常没有饭吃”。陶渊明的归田，出于对黑暗官场的厌恶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并没有任何被胁迫的成份。为了人格的独立和完善，陶渊明走了一条“躬耕自资”之路。其后的实践证实，这是一条荆棘丛生之路。“逢运之贫”，“箪瓢屡罄”，毕竟需要巨大的心理承受力。封建时代，像陶渊明这样耐得寂寞、耐得潦倒、耐得贫苦的士人，实在屈指可数。归隐之后，陶渊明的仕进之路并未断绝，故交之中，也不乏达官贵人，陶渊明之可贵在于，即令贫病交加，也无出仕之念，即令处境困厄，也不攀附权贵。在富贵和贫穷之间，陶渊明决然选择了后者而毫不反悔。“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以累己”，“不赖固穷节，有世当谁传”，“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于中不难看出陶渊明白诩气节安贫乐道的情怀。
二、委运任化生死由之的达观思想
《归去来兮辞》：“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渊明对生死问题完全持坦然态度，这是窥探陶渊明心态不能忽略的一点。在陶渊明看来，人虽为万物之灵，却难以逃脱死亡。即然如此，对生死荣辱作过多考虑就显得多余。因此，人应当顺应自然，在“自然”这一波涛起伏的大海中随流飘荡，不为之喜亦不因之惧。这种“乐夫天命”，委运任化的思想，反映出陶渊明的生死观。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人生哲
学，才使陶渊明对天地万物齐以达观，对世间纷扰无动于衷，对艺术世界执着追寻，也才有陶渊明式的独到的审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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