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上海⼈原⽂
外地人在上海买车余秋⾬上海⼈原⽂
余秋⾬专业从事散⽂、艺术理论的写作，在⼤陆和台湾出版中外艺术史论专著多部，曾赴海内外许多⼤学和⽂化机构讲学。
近代以来，上海⼈⼀直是中国⼀个⾮常特殊的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他们有许多⼼照不宣的⽣活秩序和内⼼规范，形成了⼀整套⼼理⽂化⽅式，说得响亮⼀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明”。⼀个外地⼈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是这种上海⽂明。
同样，⼏个上海⼈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分触⽬，即使他们并不⼀定讲上海话。
⼀来⼆去，外地⼈恼怒了。⼏乎全国各地，对上海⼈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冷淡、吝啬、⾃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异、琐碎，世俗⽓……如此等等，加在⼀起，就是外地⼈⼼⽬中的上海⼈。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都讨厌着上海⼈。各地⽂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上海的轻⼯业产品
⽤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上海⼈出⼿不⼤⽅，宴会桌上喝不了⼏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富起来了，上海⼈精明到头还是⼗分穷困。这很让⼈泄⽓。去年有⼀天，在上海的⼀辆电车上，⼀个外地⼈碰碰撞撞⼲扰了⼀位上海妇⼥，象平时每天发⽣的⼀样，上海妇⼥皱⼀下眉，轻轻嘟囔⼀句：“外地⼈!”这位外地⼈⼀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怎么了?要⽐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个零头；要⽐⽂化吗?我的两个⼉⼦都是⼤学毕业⽣!”是啊，上海⼈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可以被骂的由头⽐上⾯所说的还要多得多。⽐如，不⽌⼀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政治的上海⼈便惶惶然不再⾔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
声：“他们哪是上海⼈?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真正地道的上海⼈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上海⼈⼜瞧不
起“乡下⼈”。
于是，上海⼈陷⼊了⼀种⽆法⾃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今⽇起。依我看，上海⼈始终是中国近
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
剖视上海⼈的尴尬，是当代中国⽂化研究的⼀个沉重课题。荣格说，⽂化赋予了⼀切社会命题以⼈格意义。透过上海⼈的⽂化⼼理⼈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明?它已紧缠着我们⾛了好⼀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元⼆⼗九年，
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县于镇，⾪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也就是华亭⼈。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明基本不相⼲。我认为上海⽂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徐光启，他可算第⼀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尾提挚，概括着⽆形的上海⽂明。
今天上海⼈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上到⼀些踪影。这位聪明的⾦⼭卫秀才，南北游逛，在⼴东
遇到了意⼤利传教⼠郭居静，⼀聊起来，⼗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宗教当作西洋镜⼀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下⽽已，⽽是很深⼊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利玛窦，询问⼈⽣真谛。以后⼜与另⼀位传教⼠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年，徐光启考上了进⼠，成了翰林院庶吉⼠，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来说已跨进了⼀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很不安⼼，⽼是去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利，⽆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了精密的西⽅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起译出了⼀⼤套《⼏何原本》，付诸刊⾏。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战争的炮⽕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何原本》刊⾏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的官职，他就正⼉⼋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科学⽂明，延聘重⽤欧籍⼈⼠，忙乎了没⼏年，劳累⽽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以⽰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死都是中西⽂化的⼀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
追封加溢，⽽他的墓前⼜有教会⽴的拉丁⽂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分陌⽣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然⽽然地汇⼊⼈⽣。不像湖北⼈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东⼈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个精明的上海⼈。
⼈⽣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考虑⾃⼰的“⾝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后流泽实在⼗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宗教和科学⽂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学从上⼀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复旦⼤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带开始，向东延伸出⼀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明的⼀道动脉，⽼上海⾼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明分个等级，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明。
徐光启的第⼗六代孙是个军⼈，他有⼀个外孙⼥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三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个⼥⼉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明的⼀次重⼤呈⽰。
这⼀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本从英⽂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三妹崇敬的远祖写成“⽂廷匡”，百思⽽不知何⼈。追索英⽂原⽂，
原来是“⽂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事，怕只怕上海⽂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挺不起⾝。
曾使上海⼈⼀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尔在收⾳机⾥听到宋庆龄⼥⼠讲话，居然是⼀⼝道地的上海⼝⾳。连多年失去⾃信的上海⼈⾃⼰也有点不习惯：⼀代伟⼈怎么会是上海⼝⾳?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个中国⽂⼈背负着古⽼⽂化破天荒地与⼀个欧洲⼈开始商谈《⼏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南⽽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对着⼀个浩瀚的太平洋，⽽背后，则是⼀条横贯九域的万⾥长江。对于⼀个⾃⾜的中国⽽⾔，上海偏踞⼀隅，不⾜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它却俯瞰⼴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意义，那末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意义。⼀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上海⼜递缴不了多少稻⽶；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河⽹，上海有再多的海⽔也不能⾷⽤；我们有三⼭五岳安驻⾃⼰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
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之⼀。18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了急剧的变化。西⽅⽂明挟带着恶浊⼀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其间，结果，这⼉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理准备，⼜仍然未免吃惊地⼀下⼦陷⼊了这种闹腾之中。⼀⽅⾯，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歌⼥、帮会⼀起涌现；另⼀⽅⾯，⼤学、医院、邮局、银⾏、电车、学者、诗⼈、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语与欧美语⾔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夜更替。这⾥是⼀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更是⼀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对这样⼀个地⽅，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渊薮，但是，⼀个已经⾛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了吗?你也可以说它是中国⼈⾛向现代的起点，但是，哪⼀个民族⾛向现代时的步履会像在上海那样匆促、慌张、⾃怯、杂乱⽆章?你⼜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明⽽崛起的城市⽂明，但是，⼜有哪⼀种城市⽂明会像上海始终
深受着弘⼴⽆⽐的农村⼒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个巨⼤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它会转过⾝去让你看⼀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的⽣态环境和⼼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明在上海发⽣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不讲道理。就从这⼀个个轰传于⼤街⼩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道、⾃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的封建传统产⽣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个个案例发⽣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旅、⾦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
开化之⽓”的实验。当然有⼈反对，但⼏经争论，上海⼈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理框范特别少的⼀。
后来，⼀场来⾃农村的社会⾰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了⼀批上海⼈，⼜留下了⼤多数上海⼈，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平⼼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就像巴⾦《家》⾥的觉新，肩上担⼦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的繁华，⼤批内地农村的⼲部调⼊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太平洋的战争，⼤批上海⼯⼚迁向内地⼭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区越能到上海的⼯⼚，淳朴的⼭民指着⼯⼈的背脊笑⼀声：“嘿，上海⼈!”
这些年，上海⼈⼜开始有点不安稳。⼴州⼈、深圳⼈、温州⼈起来了，腰囊⿎⿎地⾛进上海。上海⼈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惭形秽，⼜没有完全失却⾃尊，⼼想；要是我们上海⼈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番情景。也许是⼀种安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的安慰不⽆道理。上海⽂明，⾸先是⼀种精神⽂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明。
上海⽂明的最⼤⼼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来说，宽容已不是⼀种政策和许诺，⽽是⼀种⽣命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
这种⼼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种幅度⼴⼤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这种⼼态在上海被冲刷得⽐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上海⼈⼀般不⼤去指摘别⼈的⽣活⽅式。⽐之于其他地⽅，上海⼈在公寓、宿舍⾥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家合⽤⼀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的独⽴和⾃由。因此，上海⼈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化⼼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态独⾃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统秩序下的基本⽣活⽅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你的，我⾛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派⽣出来的互容共⽣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泛厌弃的⼀种弊病。调到上海来⼯作的外地⼲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中，凡是不直接与⼯作任务有关的个⼈事务，都属于别⼈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语中有⼀句⾄⾼⽆上的反法语，⽈“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的观点，如“裙⼦短⼀点有什么不好”、“⽜仔裤穿着就是⽅便”之类，但⼀到上海姑娘这⾥，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关。
因此，她只说⼀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样。
在⽂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态的学者，⼤多是不愿意去与别⼈“商榷”，或去迎战别⼈的“商
榷”的。⽂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家各⾃⾛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下可以，⼲吗要统⼀步伐?这些年来，⽂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多是北⽅假设的。上海⼈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中回荡着⼀个顽⽪的声⾳：“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的观念，上海的科学⽂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常常构不成体性合⼒，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的观念，上海⼈有⼀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篇⽂章，说“上海⼈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进⽽把变当作⼀种⾃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份⾃我，也不诧异别⼈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理定势，上海⼈很难在⼼底长久⽽⼜诚恳地服从⼀个号令，崇拜⼀个权威。⼀个外地的权
威⼀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在。相反，上海⼈可以崇拜⼀个在外地并不得志、⽽⾃⼰看着真正觉得舒⼼的⼈物。京剧好些名⾓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个时间卫护住了⼀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可以不讲任何道理，⼀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回戏，或刚刚来⾃农村。那些想⽤资历、排⾏、派头来压⼀压上海⼈的⽼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多不感兴趣。
北京⼈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分担⼼：如此苍⽼的⼀个剧团，演⼏台⽼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个上海同⾏都很有信⼼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对真正的艺术表⽰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体画⼤展”，⼀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明的⼜⼀⼼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种本领，上海⼈历来⽐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讷的傻样⼦。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胆⼦不⼤，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些费脑⼦的⿇烦事，⼀般清上海⼈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需要消耗⾼脑⼒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的不是地⽅，构成了上海⼈的⼀⼤⽑病。
上海⼈不喜欢⼤请客，酒海内⼭；不喜欢“侃⼤⼭”，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天伴陪着⼀位外地朋友，以⽰⾃⼰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报告，⾃⼰也不愿意作长篇发⾔；上海的⽂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可⾮议，如果上海⼈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若要到市内⼀个较远的地⽅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条线路、⼏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会脱⼝⽽出提供⼀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种体性的投⼊，让⼈更觉悲哀。公共宿舍⾥⽔电、煤⽓费的分摊纠纷，发⽣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外国⾹烟，已⾜可把争执的费⽤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的这种计较，⼀⼤半出⾃对⾃⾝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种⽣命⼒，时时要
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发泄才会感到⾃⾝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线，没有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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