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语、缅甸语、越南语专业学生外语学习焦虑 调查研究
全球通用语言有几种摘要:本调查研究结合云南高校非通用语专业学生实际情况以问卷形式,对云南省12所高校790名在校泰语、缅甸语、越南语专业大一、大二、大三学生进行了外语学习课堂焦虑调查,旨在了解云南省高校非通用语专业学生外语学习焦虑现状。研究结果表明非通用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焦虑程度明显高于低年级学生。跨专业焦虑程度比较结果显示,泰缅越三个专业间焦虑程度呈显著性差异。泰语专业学生焦虑程低于缅甸语专业学生及越南语专业学生。研究结果对泰语、缅甸语、越南语教师教育教学有启示作用,对今后研究具有学术价值。
关键词:外语学习课堂焦虑、非通用语专业、双语或多语学习者、语言接触
1、研究背景
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一直都是我国外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英语学习一直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诸多原因中,外语学习焦虑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外语学习焦虑不仅抑制学生的英语输入和输出,也影响学生的英语学习进程(He, 2018, p. 1)。焦虑是在学会讲另一种语言过程中需要被克服的障碍(Horwitz, 19
86)。一直以来,学者们都致力于探寻焦虑成因以及研究焦虑应对策略,以从根本上解决语言学习者的外语学习焦虑问题来帮助其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然而,外语学习焦虑研究对象主要还是以通用语种如英语为主,甚少涉及非通用语种(即非通用语)的外语学习焦虑研究,尤其国内。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我国与全球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日益增多。在此宏观背景之下,除了加强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教育教学之外,其他各国语言相关的教育教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成为了近年来我国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高校非通用语专业设置的日渐成熟和完善,非通用语专业相关的研究也在进一步发展。到目前为止,非通用语专业相关研究仅涉及教育教学政策、策略、教学法、语言本体研究以及跨文化交际方面的研究,以非通用语专业学生为主体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1.
文献概述
2.1 外语学习焦虑
与外语学习焦虑相关的话题讨论至今已有将近60年的历史,可追溯至1960年哈佛大学的Richard Alpert和耶鲁大学的Ralph Norman Haber两位学者所做的学业成绩情境下的焦虑研究(Alpert & Haber, 1960)。 80年代,Horwitz et al. (1986) 指出焦虑定义不明确和缺乏专门为外语学习设计的有信效度的焦虑量表是导致前人研究结论相悖的主要原因。外语学习焦虑被Horwitz(1986, p.128)定义为 “一种产生于语言学习过程中特有的,与课堂语言学习相关的自我认知、信念、感受和行为的复杂集合”,并在此基础上将外语学习焦虑分为三大类:交际畏惧、考试焦虑以及恐惧。除了弥补外语学习焦虑理论上的不足,Horwitz (1986b)的外语学习课堂焦虑量表(FLCAS)为外语学习焦虑调查研究提供了信效度极佳的焦虑量表,并被大量引用至今。80年代中后期,MacIntyre and Gardner (1991) 两位学者通过23套量表对外语学习焦虑及其他种类焦虑进行研究,总结出了三方面因素:社会评价焦虑、状态焦虑以及语言焦虑。90年代,外语学习焦虑研究越来越细致深入。Young (1990)认为外语学习者的焦虑程度取决于其处于哪一个语言学习技能(听、说、读、写和翻译)的发展过程中。随后大量的研究围绕此展开。焦虑与语言学习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热点话题的原因之一便是语言学习对于大多数学习者来说是最具焦虑感的学习任务(Walker, 1997)。
外语学习焦虑自20世纪90年代受到我国学者关注后,我国对外语学习焦虑的研究呈逐步上升趋势,研究范围日益广泛,研究方法也越发多样化,如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探究外语学习中焦虑对口语输出的影响 (马利伟,2009),调查结果显示性格、对权威的态度、价值取向、教师评价(含教材)、外语语言本身和家庭伦理观等传统文化因素作为焦虑因素对当今大学生外语学习中的口语输出起着重要作用;徐丹(2014)通过对外语教学过程中的口语焦虑和写作焦虑的研究来探讨两者对于外语学习整体的影响;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网络多模态环境下的外语学习焦虑也逐渐受到关注 (王芳,2019),但是研究对象主要还是英语学习者以及将汉语作为二语或外语学习的学习者,如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焦虑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影响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焦虑的因素包括性别、生源地、是否华裔、汉语水平、对汉语的评价、学习汉语时间和在华时间,而学习者的年龄及其会几门外语则与语言焦虑程度无关(何姗,2014)。
2.2 国内非通用语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不仅在国际市场中占有优势地位,同时也成为了我国外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广泛的联系之后,
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往来日益增多。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除了加强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教育教学之外,沿线国家语言相关的教育教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我国针对非通用语教育教学的研究大多涉及教育现状研究、教学策略研究、或教学法研究等,甚少涉及以高校非通用语专业学生作为主体的研究。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机制的加强、“中国--东盟经济自由贸易区”(CAFTA)的建立以及“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云南这个地处我国西南,边境与越南、缅甸和老挝接壤的省份成为了与东盟国家合作最为密切的省份。在此形势下,云南在适应经济全球化、区域化趋势下加快发展,就需要大量通晓东盟国家尤其是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等国家语言文化的复合型人才及翻译人才 (李丽生,2011)。云南高校非通用语专业设置至今已逐渐趋于成熟,非通用语专业在读学生超7成以上均为云南籍学生。基于云南省特殊区位特征,部分云南籍学生为双语或者多语学习者(家庭或社区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学习教育使用普通话,英语作为中小学选修或必修科目);且部分来自边境区域或跨境而居的学生有极大几率可以接触到周边国家语言。Ortega (2020, p.16) 认为 “在这种双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成年人会有一种与家庭语言紧密联系的特民族文化情结,并且在社会语言环境中会展现出一种自信感”。跨文化接触作为二语习得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也一直
备受学者关注。Swain (1985)指出,语言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与目标语者交流沟通。除此之外,与目标语者之间的跨文化接触为外语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培养创造了机会。大量研究表明(Clement and Kruidenier, 1983; Labrie and Clement, 1986)频繁愉悦的跨文化接触经历会提升外语学习者的自信感,从而对语言学习动机起积极影响。并且跨文化接触与英语使用焦虑,英语课堂焦虑呈负相关关系(Clement et al., 1994)。此外,Kormos and Csizer(2007)的一项访谈研究证实跨文化接触能有效提高语言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且有助于减轻语言学习者的外语学习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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