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取向研究
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取向研究
云南大理 
671000
摘要：在我国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积极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有效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和成效，能够切实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现阶段由于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冲击和影响，造成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为了有效抑制疫情对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加快经济运行恢复正常，需要对现阶段的财政政策进行合理制定。本文结合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经济下行的特殊机理，对相应的积极财政政策取向进行分析，并对相应的应对策略以及着力点进行探讨。
关键词：新冠疫情；经济下行；积极财政政策
引言：为了更好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需要从宏观经济层面出发，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合理制定和有效实施，更直接充分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所以应对积极财政政策取向加大研究力度，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得以实现。
一、疫情影响及经济加速下行现状分析
  （一）投资影响疫情补助金
为了加大疫情防控力度，国家制定和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如企业复工延迟、假期延长等，使不少已停工停产的企业难以快速恢复正常运营，尤其是对基建投资、房地产、制造业等行业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不少投资活动被迫推迟甚至取消，导致各行业投资力度明显下降。目前不少省、市、自治区已不断推动企业快速复工，但要实现企业全面复工复产，以及产能完全恢复仍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
    （二）消费影响
不仅企业因疫情影响而无法正常开展各项经营活动，造成停工停产，同时人们也普遍处于全面居家生活及办公的状态，大幅度降低了人口流动量，对消费零售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尤其是文化娱乐、住宿、旅游、餐饮、交通运输等服务性行业，因市场消费低迷，进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速下滑，服务业增长出现下行态势。目前全球经济发展形势也受到疫情影响，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经济运行和经济下滑问题。因此为了有效应对疫情所
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大程度缓解下行压力，国家财政除了应对疫情防控工作予以积极支持的同时，还应加大调控力度，使财政支出规模适度增长，并通过特别国债发行等方式，使财政赤字适度提高，进而对国家经济恢复和平衡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二、经济下行中的特殊机理分析及应对策略
为了加大疫情防控力度，国家出台的相应的政策，使经济活动被迫减少，再加上人们全面居家生活和办公，人口流动大幅度下降，进一步对消费造成抑制，使投资明显减少，对外贸易受到制约，经济快速下滑。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经济下行主要由于疫情爆发后，对经济稳定运行造成干扰，与以往的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内生增长机制不健全等有所不同，而一旦疫情结束，其所造成的有效需求被抑制的现象也会不断缓解，经济活动也将逐渐恢复，有效需求会呈现爆发式释放的情况，甚至出现爆发式增长[1]。所以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也应根据现阶段经济下行的特殊机理进行科学制定。首先应根据经济下行的机理，结合经济形势的实际发展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有效落实，使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得以有效保障，同时可将长期建设国债规模适当减少，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逐年适度增加。其次积极财政政策应结合公共财政机制完善的相关要求，立足于“五个统
筹”，将机制创新作为调整重心。其中包括财政投入机制改革，对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同时还应对贴息、税收、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等多种财政杠杆进行合理运用，使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另外积极财政政策还应对大规模增加公共投资加强控制，由于疫情结束后，社会经济活动会逐步恢复，投资需求也将快速释放，进而推动经济内生增长机制的不断完善，并保障其平稳运行，因此政策重点应集中于帮助个人和企业，使其能够更好应对疫情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是针对大量失业人员，以及停业或倒闭的小微企业，其中可提高公共消费支出，向困难众及失业人员提供相应的生活补贴和财政补助。
现阶段由于我国居民收入仍存在着较大差距，其主要体现在地区及城乡等方面，而民生领域因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尤其是进一步加剧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内部需求扩张造成极大抑制。因此针对目前居民的消费需求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倾向也存在较大差异，通常高收入阶层具有更高的消费能力，主要消费集中于高中档商品，相较之下低收入阶层因消费能力不足，更倾向于低档商品，甚至普通商品消费也不断减少。而现阶段低收入阶层在社会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也是社会经济消费主力，对社会消费的层次、规模、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也直接影响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及消费规模的扩大，同时也对新产品研发和技术进步造成一定阻碍，进而不利于国家经济持续增长。
因此财政政策应旨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使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切实提高，进而促进消费需求的提升，以及消费结构升级。其次人们的收入水平及初始禀赋情况直接影响其投资水平，高收入居民因收入较高，使自身初始禀赋也相对较高，投资能力也更强，如具有较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相较之下，低收入居民的初始禀赋不高、收入较低，缺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自然投资能力不足，投资机会较少。而低收入阶层作为社会总人口中的主要构成部分，直接决定了居民收入差距与社会投资之间的关系，而社会投资总额会随着居民收入差距加大而不断快速下滑。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也会使阶层矛盾日益凸现，加剧社会治安的不稳定性，严重影响投资环境，导致社会总投资难以提高。因此财政政策应将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作为重点，通过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及初始禀赋的不断提高，增强其投资能力，使社会总投资水平切实提升。另外通过切实可行的财政政策，使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从内部需求层面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其能够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断增长，进而对经济恢复和平稳增长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其中增加公共消费支出，能够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得以实现，进而使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消费差距不断缩小，对社会公平、正义予以切实维护，有利于社会总需求的不断提升。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应对民生加强关注，并加大调控力度，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提供更有力的支撑，使有效需求不断增长，确保国家经济能够快速恢复，并且平稳增长[2]。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分析
（一）经济结构加大调整力度
    现阶段在疫情影响背景下，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更加突出，其主要体现在：农业现代化程度较低、基础薄弱、劳动生产率较低；建筑业及工业水平不高，普遍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第三产业发展较为滞后。在此状况下，为了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需要对农业加大投入力度，对调整经济结构加强重视，使“三农”问题得以有效解决。首先应对长期建设国债进行适度调整，关注农村消费市场，不仅需要为农村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使农民收入不断增长，进而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有效调整。其次对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生态保护建设、防灾等加大投入力度，使项目的社会效益持续增长。另外通过农业科技投入力度的加大，并通过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使农户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科技推广力度不断加大，有效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3]。最后需要充分利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等手段，对具有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农业投资项目加大引导和扶持力度，并通过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为种粮农民提供直接补贴等方面，进一步保障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性。
    （二）新兴产业加大发展力度
    面对经济下行的现状，以及我国经济发展需求，不仅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合理调整，还需要通过积极政财政策的有效引导，使消费规模扩大，消费结构升级。首先应将内需扩大重点从直接投资向扩大消费转移，使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对社会消费增长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这也是当前经济下行，尤其是针对当前消费低迷、出口萎缩的现状的重要举措。其次应对现阶段各类重点建设项目进行全面摸排，对在建项目加强监督和管理，使其尽快复工和完成建设，同时应对增加项目储备进行合理谋划，对新项目尽早开工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并使有效投资持续增长。另外需要对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尤其是对试剂、药品、疫苗等加大研发投资力度，对生物医药、医疗设备等产业的快速发展起到有效推动。同时还应对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城乡公共服务、体育等行业领域加大投资，通过刺激需求、鼓励消费、稳定就业等方式，使国家经济增长率不断提升。最后需要对工业互联网、5G网络、人工智能、大数据、新材料、云计算等新型项目加大投资力度，有利于促进服务创新和产品创新，进而使创新领域中产业链投资不断加大，对经济平稳增长起到促进作用。最后需要对第三产业发展加大重视，不仅对相应的准入限制进行调整，并积极引入民间资本，使其能够在产业结构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有利于有效竞争的格局的形成，全面
增强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
    为了促进劳动力、资源、投资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积极财政政策应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重要引导作用。首先需要提高政府采购的计划性和目的性，确保需求结构能够对产业发展方向加强引导。现阶段针对市场需求低迷、投资不足的问题，可通过政府适量增加采购需求，使产品能够快速消化，使产品过剩的情况得以缓解，同时对于耐用消费口需求，可在一定时期内进行抑制，避免内需不足、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情况出现，甚至引发通货膨胀的风险[4]。
（三）社会保障体制健全
    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为了解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需要对居民收入、初始禀赋等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加强关注，为了消除其对扩大即期和中远期消费需求的抑制，应对启动消费需求加大支持力度。首先需要对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健全和完善，通过社会保障税的适时开征，对社会保障预算进行完善，使社会保障支出不断提升，进而使大多数居民能够消除增加消费的后顾之忧，使消费信心和消费水平提高，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可持续良性发展。其次对困难体加大财政扶持力度，使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拉高，
使居民的收支预期稳定。其中城市“低保”政策和企业“两个确保”政策应坚持贯彻执行。另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通过切实可行措施的实施，使“三农”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并使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切实增强农村消费力。最后通过消费体制性、政策性障碍等限制的有效消除，使消费环境得以改善，拉动居民消费的同时，经济增长得以带动。
    （四）税制改革深化
    现阶段我国城市家庭中，一般性消费品已趋于饱和，同时居民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变化，消费逐渐向住房、汽车、教育等方面转移和升级。积极财政政策可通过消费贷款利息能用于个人所得税抵免的方式，使内需不断扩大，促社会生产结构升级和调整目的的实现[5]。另外应对实体经济发展加大支持力度，可通过税制改革的深入，各项减税政策的制定和全面落实，使企业负担能够不断差劲，有助于微小企业渡过疫情冲击下的发展困境和难关。同时通过行政性收费进一步降低，现行相关政策落实到位的基础，使社会保险费率减少，住房公积金制度完善等方式，使企业的非税负担最大程度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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