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打黑除恶路
骆驼祥子的主要内容共和国的打黑除恶路
重庆“打黑除恶”行动,只是我国打黑斗争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打黑行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
新中国建立之初,难以计数的黑社会组织遍布全国,势力十分强大。党和政府对其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在短短4年时间里,就将其彻底肃清。从此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黑恶势力再也没有形成气候。
改革开放后,黑恶势力再度死灰复燃,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形成新的干扰和影响。于是,共和国的铁拳持续出击,打黑除恶的斗争再度引起世人关注。
建国初期的打黑除恶斗争
新中国面临的帮派问题,是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恶果。
国民党政府和黑势力的勾结由来已久。早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时,帮会就成为他破坏革命的反动工具。在发动前,蒋介石曾拜会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
即使在败逃台湾前夕,蒋介石仍然在考虑如何与黑社会组织互相勾结。他曾通过秘密电台,向全国各地的帮会发布命令,要求他们“在一切地方,利用一切形式,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铲除共产祸害,反共复国”。
在国民党政权的支持下,帮会等黑恶势力,成了危害中国社会的一大毒瘤。对此,中国共产党向来都很重视。为了解决黑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基本策略原则。以黑社会势力庞大的上海为例,解放战争时期,经过中共地下党的争取和教育,一些帮会首领的态度有所变化。
1949年5月,陈毅通过已经转向共产党的国民党高官杨虎,稳住了黄金荣。经过细致的说服工作,黄金荣最终没有在上海解放前夕出走。而且,在国民党逃离上海前的大屠杀中,他还掩护了一批地下党。此外,黄金荣把国民党在上海的一些财产的情况,做成报表交给地下党,并交出了400多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
旧上海的另一个青帮头目杜月笙,在上海解放前夕逃到了香港。为争取他的回归,潘汉年到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儿子杜约翰,向他详细说明党的政策,要他带着口信,动员父亲回沪。杜约翰曾为此专程赴港。杜月笙表示自己因病重,暂时回不了上海,但在香港决不进行任何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他同时要求上海的众多徒弟,服从政府的法令。杜月笙在客居香港的最后岁月里,基本上履行了诺言。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依附于国民党、不思悔改的反动帮会等黑恶势力,采取坚决打击和镇压的政策,结合当时的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肃毒禁娼等运动,给予其毁灭性的打击。
在很多解放区,国民党在溃逃时留下了大批残余力量。他们同当地的恶霸相勾结,形成新的黑恶势力,以土匪游击战的方式,同人民政权作斗争。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的土匪武装达到100余万人,其中西南地区最多,有66.5万人。在我党清剿这些黑恶势力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充满传奇彩的故事。
解放前的贵州,以土匪多而闻名。1953年6月5日,在通往贵州惠水县城的几条大道上,络绎不绝的人,争先恐后地奔向一个会场,去围观对女匪首陈大嫂的审讯。大家都想看看,这个传说中飞檐走壁、貌似西施,却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究竟是什么样子。
陈大嫂原名程莲珍,少女时因美貌而声名远扬,被当地的大地主陈正明娶为二房,人称陈大嫂。她天生聪明,跟着陈正明学会了骑马、打。丈夫病死后,陈大嫂成了名震乡里的匪首。她比丈夫还要心狠手辣,甚至曾不自量力地带人进攻县城,但被解放军守城部队击退。陈大嫂落网后,政府部门在处置她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对一般众来说,她是个女匪首,罪
大恶极,理应处死;但在一些少数民族众看来,她似乎又是一个“女豪杰”。
由于两种意见一时难以统一,贵州省军区便将此事呈报给了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李达到北京向汇报西南剿匪工作的情况时,专门谈到了陈大嫂的情况。李达说:“主席,对于这个女匪首,下面的同志有的要杀,有的要放。”听罢,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能杀!”幽默地说:“好不容易出了一
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陈大嫂,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1953年6月5日,惠水县城关镇召开数千人参加的众大会。法院院长宣判:当场释放陈大嫂。就这样,一个“罪该万死”的女匪首,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省里还按照陈大嫂的要求,给她分了一套两层的楼房。
陈大嫂没想到,政府会对她如此宽大。因此,她发誓要报答的救命之恩。刚被释放没几天,她就去那些没有投案的土匪及其家属,向他们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她还三番五次钻进一些土匪藏匿的山洞,面对面地劝降。经过她的劝说,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有22名土匪向人民政府投降。但是,也有一些顽匪拒不投降,陈大嫂就动员他们的家属前去劝说。几次未果之后,她带着解放军进山搜剿,很快就将这些人一一击毙。
事实上,感化匪首陈大嫂的举措,只是一个特例。在多数情况下,解放军采取的是迅速剿灭的办法。经过一系列的剿匪作战,解放军很快就歼灭了全国近百万人的国民党土匪、黑帮武装。
和开设妓院,是旧中国黑社会组织的两大经济来源。解放前夕,中国的大中城市里,妓院林立,娼妓业很是兴盛。而开设妓院的,要么是帮会头子,要么是投靠帮会的人。他们在大中城市里广罗流氓、地痞、打手,称霸―方。
天津解放前,当地的妓院老板胡金标,就是一个青帮头子(解放后被镇压)。他心狠手黑,常因为争夺地盘而聚众斗殴,被称为“大寨主”。那时,他勾结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骗良家妇女,逼迫她们沦落红尘。对手下的,胡金标百般虐待,死于其手的数不胜数。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立即着手进行禁娼工作,统一封闭一切妓院,没收妓院财产;集中所有妓院老板等,加以审讯和处理;集中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其学艺,从事生产。
通过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肃毒禁娼等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以反动帮会为代表的黑社会组织和黑社会势力,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到1953年,除台港澳地区外,中国大陆的黑社会势力已基本被肃清。这一状态一直持续了25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黑恶势力才又沉渣泛起。描写人物表情的四字词语
铲除中原黑道头目宋留根
中原“黑道教父”宋留根所组织、领导的犯罪集团,都称得上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最大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其犯罪成员多达百余人,他们在中国广大的中原地区,先后控制物流,垄断布匹、水果、海鲜、摩托车配件等商品,危害长达10年之久,背负17条人命,被致伤者更是无数,非法所得达数亿元人民币。
21世纪初,宋留根犯罪集团案,被公安部挂牌督办为“头号重案”。
六年级语文教学工作总结2005年4月25日,坐了10年郑州黑道“第一把交椅”的宋留根等14名团伙成员的首犯、主犯、骨干,被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极刑(立即执行),另有100多人被判处死缓、无期或有期徒刑。盂兰神功
宋留根,1963年生于郑州,高中毕业后在郑州国棉五厂工作,1987年离职,曾因包庇罪被判刑。刑满释放后,他混迹在郑州市原友爱路布料批发市场。
宋留根发现搞布料批发利润丰厚,竟心血来潮,想垄断此生意。这时,他的身边慢慢聚拢了马献洲、郝洪山等一帮“哥们”。1993年夏,他们用威胁、恐吓等手段,赶走商户,垄断经营“麻纱”,三个月间,每人获利2万多元。这是宋留根黑道生意的第一桶金。
第一次得逞后,宋留根等又想插足布匹托运市场,以攫取更大利益。但这一次不再顺利。当时,友爱路的布料托运由冯双亭垄断。此人外号“小丑”,是郑州西郊的“黑老大”,没人敢惹。平时宋留根等小混混都得在“小丑”手下接活,也常受其欺负。由此,宋留根与“小丑”的矛盾日益激化。
1993年8月23日晚,宋留根令其妹夫陈华带着雇来的王强和李军两位安徽籍杀手,持埋伏在“小丑”回家的必经之地。当晚9时许,“小丑”夫妇外出归来,杀手们朝“小丑”头部射击,使其当即毙命,其妻也身中数。
从此,郑州黑道上的人怕了,也服了,甘拜下风,把“黑道大哥”的位置拱手让给宋留根。
宋留根给自己和手下进行了分工:他自己全面主抓黑道;二号人物马献洲负责暴力,摆平事端;三号人物郝洪山是团伙中的“军师”,兼对外公关。他们还制定了严格的帮规:比如械、刀具有负责装备的人专门管理,不经宋留根同意,不能使用;为团伙坐牢的,工资照发,而且逐年涨工资,如果被抓后供出同伙,不仅停工资,而且报复其家人……
宋留根的黑恶势力团伙把“强迫交易”作为非法牟取巨额利润的重要手段。
女娲补天翻译1995年3月,宋留根与郝洪山商议在浙江柯桥开办了托运部。托运部开起来后,3个多月没生意。于是,郝洪山来到柯桥镇商户云集的旅社,动员商户们到他们的托运部托运货物。在郑州,他还安排手下监视郑州的商户,发现谁不在他们的卸货站接货,就把商户的摊位、名字记下来,报告给宋留根、马献洲,让他俩安排打手制服这些商户。
宋留根的“狠”在生意圈里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宋留根安排手下张广明带一帮人去砍生意上的一个对手,数十人把对方几个人打得浑身是血。结果,宋留根很不满意:“你们他娘的是怎么打的?还能让他们自己走着去医院?给我重新打!”张广明带着打手又追进病房重打一次,硬是把那几个人从处置室打进了重症病房。
时间久了,宋氏黑恶集团的行为激起了极大的民愤,他们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也笔笔饱含罪恶。因此,宋留根等人开始琢磨漂白自己,也漂白那些不义之财。
慢慢地,宋留根刻意低调行事,不像以前打打杀杀了,还一本正经地于1998年开了一个名为创业铁路货运公司。当年,铁路部门试行行包专列承包,该公司承包了广州至郑州的铁路货运。然而,宋留根的公司成立后,一直亏本。他们不得不“重拾老本行”,依然靠打手上门打架、堵闹,甚至砍杀,逼迫商户去他们那里发货。
2002年底,郑州二环道果品市场连续发生4起恶性案件,都牵涉到宋留根黑恶集团的主要人员。于是,郑州市警方痛下决心:坚决打掉宋氏黑帮!
2003年1月13日,郑州市公安局“1・13”专案组成立。
因宋氏黑帮的关系网、保护伞过于庞大,专案组确立了“异地用警、封闭办案”的方针,专案组成员全部封闭在黄河滩边的某警犬基地。专案组专门制定了铁的纪律:所有人一进基地,不准相互打听案情,不准向外透露案情,不准携带任何通讯工具,外出办案时不准带走一片纸,严格控制知情范围。
然而,宋留根、马献洲、郝洪山还是很快知道了“1・13”专案组成立的消息,3人仓皇出逃。专案组果断决定:查封宋氏团伙的公司,通缉宋、马、郝等黑恶头目;查封该团伙在广州、浙江等地开办的几十个经济实体,切断在逃人员的经济来源。
2003年6月26日,宋留根在湖北武汉落网。3天后,马献洲和郝洪山先后在广东深圳落
网。到2003年9月,共有近百名犯罪嫌疑分子落入法网。至此,宋氏黑帮彻底覆灭。
黑恶势力为何屡打不绝
在经历建国初期的肃清行动之后,黑社会一度在中国大陆绝迹。但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下,出现了一些社会失范,这给黑恶势力的泛起提供了土壤。如今,黑恶势力犯罪已经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稳定、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威胁基层政权建设的突出问题。
黑社会性质组织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经历了从最初的犯罪团伙开始,逐步演变成为恶势力团伙,再到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过程。1982年,深圳市政府曾在正式文件中首次使用“黑社会”一词,但这一说法后来被“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所替代。根据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有关条款的解释,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4项特征:稳定的犯罪组织和机制,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使用暴力,非法控制。
所以,一般认为,目前我国尚没有真正意义的黑社会,而是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正在沉渣泛起。
法律界普遍认为,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大体上以10年为一阶段,目前正处于黑社会性质
犯罪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其主要特点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虽经过多次打击,仍然快速发展,组织化的程度和规模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严重。
如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手法,也从最初的直接暴力犯罪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并利用合法企业作掩护,甚至以商养黑。时至今日,黑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法产业,以暴力为投资并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
官匪勾结或官匪一家,是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过程中最危险的倾向。“刘涌案”背后有沈阳原市长慕绥新、沈阳市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实,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是重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打黑必先反腐”。黑恶势力利用其经济实力,腐蚀、渗透官方特别是警方,以达到编织关系网、逃避打击的目的;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则助长了黑恶势力的发酵。这正是过去若干年来,政府虽然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严打和专项斗争,但黑恶势力始终屡打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官员曾与黑恶团伙保持一定距离,不少政府官员对黑道人物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有些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转型期遭到扭曲,在“金钱万能”论的价值观导向下,一些政府官员开始进行权力的寻租。这种寻租活动为黑恶势力提供了生存的政治土壤,导致了黑社会犯罪的猖獗。
黑恶团伙的存在,不仅危害社会治安,也损害了我国的司法制度,导致社会价值观念堕落。“打黑”是
天下最二一项持续性的斗争。而要根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从中央层面,可借助政治体制优势连续组织专项行动,来打击黑恶势力;但在基层,需从制度上防范黑恶势力对公权力的渗透。
号称中国“三百年帮会第一人”的杜月笙,曾在晚年说过一句话:“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曾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他,最终走向穷途末路。他的这句话也道破了“黑社会”的本质:虽然有时可以一手遮天,但终究是见不得阳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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