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反政府武装及其相关问题
论中国古代的反政府武装及其相关问题
叶文宪
【摘 要】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并不都是农民， 但是只要具有政治目的，
实际上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反政府武装， 而皇亲国戚的叛乱和藩镇军阀的割据则是来自社
会上层的反政府武装。至于那些没有政治目的土匪、强盗、、帮派、会党等黑社会
势力则是反社会武装。反政府武装和反社会武装都会给社会带来动乱，然而民众却往往
对他们寄予同情，那是因为民众对政府不满而又不能用合法的方法去更换它。反政府武
装的结局与原则只有一个——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反政府武装和政府的斗争不是阶级
斗争，但是却推动了改朝换代，也是造成古代社会动乱不已的原因。研究反政府武装的
目的是为了设计出理性明智的政治制度，建设和谐的社会。
曾几何时，我们把古代的啸聚山林、作乱、社会动乱统统都说成了农民起义或 农民战争，而且认为
正是这样的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种描述给人 们一种错觉，好象古代的社会是那么清平，清平得连一个盗贼也没有；这种理论也实在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似乎动乱得越厉害、破坏得越严重，社会就会越进步，而且盗贼都 是好人，一个也没有，真是匪夷所思。1979 至 1981 年间，尽管现实社会已经发生 了剧烈变化，但是由于思维的惯性学者们对农战史问题仍然很感兴趣，开了几次会，出 了几本专著与专刊，每年发表的论文不下百篇，不过渐渐地就冷寂下来了。当时我还在 读大学， 我的老师对我们说： “‘农战’还能不能成为‘史’？已经成为问题了。 ”最近二十年， 尽管历史教科书已经不再浓墨重彩地描写农民起义了，尽管研究农民起义的学者已经寥 若晨星，然而并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彻底的清算，大家只是在回避。避而不谈不等 于解决问题，因此在人们的头脑里对于农民起义的看法仍然是一桶糨糊，无论学者还是 民众，一谈到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总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甚至是合法的，一谈到社会发 展的动力，总觉得还是离不开阶级斗争。然而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和对现实的态度是截然 不同的，我们对历史和对现实采取了双重价值标准——在历史上被肯定的在现实中不能 通用，而在现实中被否定的却在历史中得到颂扬，这样的史学理论是不能成为科学的。 因为历史其实是过去的社会，而现实社会是未来的历史，如果历史与现实没有统一的价 值标准，那么我们就无法建立起科学的历史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而要建立科学的历史 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必须重新审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关于反政府武装的问题就 是其中之一。
一．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
我们以前通常所说的“农民起义”是一个非常不确切的概念，因为只要稍微考察一下 历史事实就可以知道，无论是从起义的领导人和参加者来考察，还是从起义的原因、目 的、纲领、结果来考察，都无法把它们界定为“农民起义”。
1．领导人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起义数以千计，其中有比较详细记载的数以百计，发展为大规 模动乱的数以十计，这些起义的领导人中象刘邦的父兄是地主、本人是泗水亭长，项羽 是楚国贵族之后，吕母能够变卖家产聚众造反当是琅琊富户，刘縯刘秀是皇族宗室，张
角、方腊、钟相、杨幺都是教主，孙恩、卢循是世家大族，李特是賨人族长、流民 首领，李渊是隋朝官僚，宋江是衙门胥吏，黄巢、洪秀全是落榜秀才，张士诚是私盐贩 子，朱元璋是出身贫苦的僧侣，李自成、张献忠是行伍出身，冯云山是私塾先生，杨秀 清倒是烧炭工人但又是会玩“天父附身”降神术的巫师，韦昌辉和石达开是地主，而且金 田起义的启动资金是韦昌辉变卖家产后提供的，只有陈胜和樊崇的身份可以确定是农 民。如果按照起义领袖的身份来界定，那末大多数起义就都不是“农民起义”了。
2．参加者
那么“农民起义”是否都是由农民参加的起义呢？关于这一点很难依据史料作出定量 的回答，但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除非小规模的工匠造反、士卒兵 变、僧侣抗争、商贩发难可以说不是农民起义（其实他们与农民也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大多数起义必定是有大批农民参加的。然而，可以同样肯定地说，镇压农民起义的政府 军队的主体必定也是由服兵役的农民或者是为了“当兵吃粮”的农民所组成的；啸聚山 林、打家劫舍的土匪强盗的主体必定也是由走投无路、逼上梁山的农民所组成的；武断 乡曲、称霸一方的地主武装的主体必定也是由依附于他们的农民所组成的。如果因为由 农民参加的起义就叫做“农民起义”的话，那末另外这些由农民参加的武装又叫做什么 呢？能把它们叫做“农民军队”、“农民强盗”或“农民民团”吗？
3．目的
有人争辩说，虽然各种武装力量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组成的，但是它们的性质不同。 那末它们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应该是由它们的目的决定的。可是我们考察一下 “农民起义”的目的就可以发现，发动“农民起义”的领袖的目的和参加“农民起义”的众 的目的是不同的。试举两例。
刘邦、 项羽见到秦始皇出巡， 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哉”， 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也”， 他们都想当皇帝；陈胜的鸿鹄之志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他也想当皇帝；但在大泽乡 跟随陈胜吴广起义的九百戍卒并不想当皇帝，他们只是由于天雨失期为了求生才铤而走 险的，否则他们就都去边关当兵了；而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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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父老豪杰和各国遗民打出“诛暴秦，伐无 道”的旗号则是为了反对秦国恢复故国。形形的人都起来造反，但是各怀异志，他 们只有在“反秦”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所以，秦末大起义的性质只能定性为“反秦起义”， 不能定性为“农民起义”。
孙恩起义是因为他的叔父孙泰被杀。孙泰是五斗米道教主，东晋时朝野上下、王公 贵族都信奉五斗米道，而孙泰又自恃信徒众多，以新安太守之职图谋夺权篡位，故而被 满门抄斩，只逃脱了孙恩。追随孙恩起义的卢循、徐道覆都是北方大族，来到南方因婚 姻失配而受到以王谢为首的世家大族的排挤，所以，他们起义后的口号是“诛杀异己”， 所到之处杀官劫府，打击的都是当权的世家大族，可见他们起义的目的只是为了复仇。 而响应孙恩起义的农民主要是被称为“乐属”的“免奴为客”者，他们是为了反对东晋政府 强迫他们当兵的扩大征兵政策。所以东晋末的这一场起义，对孙恩卢循而言只是一场复 仇斗争，而对农民来说则是反对政府扩大征兵的斗争，也不能定性为“农民起义”。
4．纲领
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难以知道起义领袖内心的想法，但是通过只言片语也可以窥 见他们的内心世界，如张角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和黄巢的“我花开后百花杀”都显露 出他们取而代之的政治野心。起义领袖提出的口号纲领往往非常动听，如“均贫富，等 贵贱”和“迎闯王，不纳粮”，但这些口号纲领只是一种争取民心的策略，前者未见真正 实行，后者纯粹属于空想。所谓农民起义的纲领最完整的莫过于《天朝田亩制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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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杯是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根本是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所以定都天京后就没有实行过，我 们在各地所发现的太平天国颁发的田凭仍然都是按亩收税的。起义领袖们内心真实的思 想，不能光听他们的纲领，还必须看他们的行动。我们看到许多起义领袖在起义后就心 安理得地做起了皇帝，刘邦、朱元璋别去说他，陈胜杀掉了自己的老乡，全忘了“苟富 贵毋相忘”的誓言，黄巢、张士诚、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也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 做起了皇帝。无论起义纲领说得如何漂亮，也不管起义成功与否，起义的领袖都只解放 了自己，把追随者变成任意烹杀的走狗，而农民依然是农民，所以也无法根据起义的纲 领来界定“农民起义”。
5．原因
起义的原因与起义的目的是联系在一起的，起义领袖发动起义和众参加起义的原 因也是不同的。象陈胜、刘邦、刘秀、张角、李渊、朱元璋、李自成这样有政治头脑的 领袖，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他们发动起义的原因；象黄巢、洪秀全这样的秀才本来就想 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只是正路走不通，才走了旁门左道；唯有象樊崇这样老实巴交的农 民才不知道什么叫政治，只想做个“三老”就满足了，打下了江山也还要个姓刘的人来 。
众参加起义很少是有政治原因的。一般来说，属于有产阶级的自耕农只要生活还 过得去是决不会参加起义的。南朝的罗研曾经入木三分地说：“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 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
有数升麦饭，虽苏（秦）张（仪）巧说于前，韩（信） 白（起）按剑于后，将不使一夫为盗。” [1]（邓元起传） 。属于无产阶级但是有岗可上、有业可 就的佃农雇农同样不会贸然冒险去造反。会参加起义的农民必定是在他们破产失地和下 岗失业之后，而导致农民破产失地和下岗失业的原因一是自然灾害，二是土地兼并，前 者属于天灾，后者属于人祸。天灾是无法抗拒的，但并不是每次天灾以后都会爆发起义， 因为灾后政府会采取赈济灾民、轻徭薄赋、减免租税、移民就食等种种方法来抗灾救灾， 这本来就是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只有在皇帝昏馈、朝廷腐败、官员贪污、吏治败坏的 时候才会酿成大乱。所以，因天灾而造成的“农民起义”仍然和人祸有关。但是这两种人 祸是有区别的：土地兼并是地主与自耕农之间的利益冲突，最多只会导致“民抄董宦”式 的报复与仇杀，而不会引起民众反对朝廷政府的起义；只有官民之间的利益冲突才会导 致爆发起义，它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暴戾、政策失当、官员刻剥百姓过甚，另 一类是民族压迫造成的矛盾冲突过于激烈，前者导致了诸如秦末大起义和隋末大起义这 样的社会动乱，后者导致了诸如东汉羌人起义和元末大起义。这些起义都是全社会各阶 级各阶层人民起反抗的反政府斗争，既不是仅仅由农民参加的起义，也不只是为农民 谋利益的起义，将其界定为“农民起义”也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不 是几个领袖可以挑动得起来的，也不是一乌合之众就可以成事的。如果说领袖的政治 意图是起义的主观因素，那末众的情激奋就是起义的客观因素，几个火种只有遇上 遍地干柴才能燃起燎原大火，主客观因素的结合才会发生“农民起义”。所以，“农民起 义”的原因岂能只有一个？那么究竟按照哪个原因来界定“农民起义”呢？
6．结果
“农民起义”的结果是史学界的一个悖论。 按理说， “农民起义”的结果应该有两种—— 成功或者失败。如果“农民起义”被政府镇压了，如黄巾起义，当然是失败；可是“农民 起义”一旦成功，如刘邦与朱元璋，他们就马上变成了皇帝，由于我们错误地把皇帝看 成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因此成功立即转变为另一种失败。既然“农民起义”此也失败， 彼也失败，永远不会成功，那末农民还干嘛要起义？我们一方面歌颂“农民起义”，另一
方面又置“农民战争”于百战不胜的必败之地，岂非咄咄怪事？帝制是一种独裁专制的政 治体制， 如果认为从秦至清不可能产生其他政体的话， 那末无论是谁都是一样的。 “农民起义”并不是被别人利用来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而是其本身就是一种改朝换代的 形式，不管成功者的身份是什么。
由于领袖发动起义和众参加起义的原因、目的都不一样，因此起义的结果对于他 们来说也是不一样的。对于起义领袖而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起义胜利能当上皇帝 如刘邦与朱元璋是成功的，刘秀与李渊当然也是成功的，而黄巢、李自成与洪秀全只是 暂时的成功，能称霸一方如张士诚与张献忠是局部的成功，而能占山为王如宋江与方腊 也算是没有白白起义一回。可是，领袖的成败与众的成败并不是一回事。对于参加起 义的众而言，他们本来就没有想当皇帝，“成王败寇”与他们无关，他们的目的只是求 生存——反对暴政或者获得土地，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从这一点来看，秦末大起义、新
末大起义、隋末大起义和一些虽被镇压但使局部地区人民的处境得到改善的小规模起义 都是成功的。而有些“农民起义”如黄巢起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无论从哪个方面看 都是失败的。所以，从起义的结果来看，究竟谁在起义的烈火中取到了栗子？谁被燎原 烈火烧死了？必须进行个案分析，笼统地把它们都称为“农民起义”是不合适的。
弦“农民起义”并非都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它也常常是民族斗争的产物，如东汉的羌乱 和元末大起义，其成败只能以民族利益为转移，其性质也决非是单纯的“农民起义”。
必须指出的是，通过“农民起义”取得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因为每次 “农民起义”都会使社会陷入动乱之中，尤其是每次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人口都有大幅 度的减耗，减少的幅度可以大到 30％－70％，正如曹操所言：“白骨遍于野，千里无鸡 鸣”，而且所减少的人口主要是农民自身，这样的“农民起义”即使取得了成功，也是极 其苦涩的，即使界定其为“农民起义”，又能为农民增添多少光彩呢？
二． 中国古代的反政府武装
不管“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参加者和起义的原因、目的、纲领、结果有多大的差别， 只要“农民起义”具有反对朝廷政府的政治目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统称为“反政府武装”。 “农民起义”是反政府武装，但是反政府武装并不仅仅限于“农民起义”，除了这些“农民起 义”以外，还有诸如皇亲国戚的武装
叛乱和官僚军阀的谋反割据。这些形形的反政 府武装的领导人及其以武力反抗政府的目的、结果都不相同，但都是反对朝廷政府的武 装力量，它们所具有的共性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1．类别与型式
反政府武装可以按领导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层次划分为来自社会上层的反政府武装和 来自社会下层的反政府武装两大类。
来自社会上层的反政府武装又可以分为皇亲国戚的武装叛乱和官僚军阀的谋反割据 两种类型。
西汉时同姓王的叛乱此起彼伏，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谋反， 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谋反，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爆发的吴 楚七国之乱是最严重的一次。西晋武帝也大封同姓王，结果他死后（290 年）不久就发 生了八王之乱，这场同室操戈的混战葬送了西晋王朝。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 年）起 兵反隋的太原留守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兄。明朝的同姓藩王除了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外，还有宣宗宣德元年（1426 年）汉王朱高煦效仿其父的“靖难” 和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的叛乱。相对来说，皇帝的异姓外戚反而比同
姓本家更安全，尽管有太后垂帘听政、临朝称制，外戚专权甚至禅让（如王莽和杨坚） 的事情发生，但是由外戚领导的反政府武装却几乎没有。
西汉初期七个异姓王被翦灭了六个，与其说他们“谋反”，不如说他们是“兔死狗烹” 的帝王权术的牺牲品。在“乱世”如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官僚军阀以 武装谋反割据的事情司空见惯、不胜枚举；而在“治世”，最典型的例子是唐朝的安史之 乱和清朝的三藩之乱。
来自社会下层的反政府武装即所谓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领导人五花八门、 鱼龙混杂，其中包含着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反政府武装——以武力反抗暴政的民众 和政治上的反对派，另一种实际上是反社会武装——土匪、强盗、、帮派、会党等 以武力反抗社会的黑社会势力，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总是一言以蔽之都把它们称为“农 民起义”。
土匪强盗是民间的武装组织，他们的首领极少具有宋江那样总想被招安的政治抱 负，由于他们的活动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危害与破坏，因此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他们的 存在，而他们也总是和一切政府为敌。如果黑道与白道相互勾结、沆瀣一气，那么一定 是政府出了毛病。
是一种民间的宗教团体。流行于民间的宗教教派五花八门，但并不都是。 民间宗教的教主有的真是诚心笃信，有的确实为了劝人向善，他们创造的各种宗教有的 确能净化人的心灵， 有的也真能祛病强身， 信仰这些有益的或无害的宗教是人民的权利。 但是也有的神职人员宣教只是为了哄人敛财、谋求私利，这样的宗教就具有危害社会的 性质了。佛教在魏晋隋唐时期就因为广泛流传以至于寺产、僧侣增加过快而严重影响国 家的税收与兵源，于是遭到了被禁毁的“三武之厄”。只有当宗教被
利用来聚集信众进而 组织武装反对政府的时候才会被政府宣布为并遭到取缔。陈胜吴广利用篝火狐鸣、 鱼腹丹书还只是当时流行的巫术谶纬，不能算是宗教。张角发动的黄巾起义才是中国历 史上第一次利用宗教组织的反政府武装，所以太平道就作为妖道被镇压了，而与其 同时代的五斗米道因为教主张鲁投降了曹操就成为合法宗教并得到顺利发展，后来演变 为道教的主脉天师道。 利用宗教来组织反政府武装的还有东晋的孙恩、 卢循 （五斗米道）， 北魏的法庆（大乘教），北宋的方腊（摩尼教），南宋的钟相、杨幺（明教），元末的韩 山童、彭莹玉、郭子兴、明玉珍（白莲教），明初的唐赛儿（白莲教），明中期的刘天绪 （无为教），明末的徐鸿儒（东大乘教）和于弘志（棒棰会），清前期的王伦（清水教）， 清中期的林清、李文成（天理教），刘仪顺（灯花教），川陕楚大起义（收元教、三阳教、 西大乘教），清后期的洪秀全（拜上帝会）。义和拳原来也属于，只是因为在灭洋排 外这一点上与清廷一致才被允许进京并成为合法宗教，他们的爱国热情被慈禧太后利用 来充当抵挡洋洋炮的炮灰，他们的愚昧无知遭到历史无情的嘲弄。从宗教团体到 反政府武装只有一步之遥。
帮派和会党具有黑社会和黑手党的性质，它们不一定具有武装，流氓打手最多是一 种准军事组织；它们也不一定反对政府，但是很容易被利用来反对政府，它们的存在对 社会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政府为了自身和社会的安全也总是要铲除黑社会和黑 手党。
三亚宾馆2．目的与原因
微电子学专业
既然称为“反政府武装”， 其目的当然就是反对政府。 无论反政府武装的领导人是谁， 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如果不能改朝换代、取而代之，那就拥兵自重、独霸一方。例 如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 年）王敦以讨伐为名发兵攻进建康，在刘隗出逃、刁协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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