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运会看中国体育现状
从亚运会看中国体育现状
1951年，第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时，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应邀参观了大会。1973年9月18日，亚洲运动会联合会执委会在曼谷会议上确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该联合会会员。同年11月16日，亚洲运动会联合会理事会在德黑兰会议上批准了执委会9月18日的决定。自1974年第七届始，中国派队参加了历届亚洲运动会的比赛。
在已举行过的16届亚洲运动会中，亚洲的老牌体育强国日本前8届金牌数一直都稳居首位。1974年第七届亚洲运动会，中国首次征战，金牌数列第三。1978年，中国金牌数升至第二位。在1982年第九届亚洲运动会上，中国终于打破了日本长期独霸亚洲体坛的局面，金牌数越居第一。从那以后，中国体育运动的总体水平稳步提高，在历届亚洲运动会上都名列金牌榜首，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体育强国。
下表为中国亚运代表团历届所获奖牌情况
参加年份
金牌
银牌
铜牌
名次
1974年第7届亚运会
32
45
27
3
1978年第8届亚运会
51
54
46
2
1982年第9届亚运会
61
51
41
1
1986年第10届亚运会
94
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金牌总数
82
46
1
1990年第11届亚运会
183
107
51
1
1994年第12届亚运会
125
93
58
1
1998年第13届亚运会
129
78
67
1
2002年第14届亚运会
150
84
74
1
2006年第15届亚运会
165
88
63
1
2010年第16届亚运会
199
119
98
1
从图表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自1974年首次征战亚运以来，金牌数呈逐年递增之势，自1982年以来，中国代表团历届亚运会都名列金牌榜首，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体育强国。
广州亚运会开赛以来，中国军团延续了前几届亚运会的迅猛势头，遥遥领先，稳居榜首。对此，新华社记者杨明在其《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一文中评论道：一家独大并非好事，会带来不少隐忧；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但金牌总数是世界第一，亚洲绝对第一，这难道不是讽刺吗？难道不令我们汗颜吗？此言一出，迅速引发公众热议。中国亚运代表团副团长殷宝林不仅给出了观点鲜明的回应——竞技体育就是要争金牌，而且直斥“某些记者为出名，总是炮制一些所谓‘高论’颠倒是非”。
中国在亚运金牌榜上绝对称霸，本是值得骄傲的好事。作为体现国家实力和人民精神的重要方面，运动员在国际性体育运动会上奋力拼搏、为国争光，不仅是在亲身实践体育精神、奥林匹克精神，同时也在为增进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做出直接的贡献。这正是竞技体育设立的初衷，同时也是其真正魅力之所在。争金夺银，本身就是竞技体育最鲜明的特征。以反对“惟金牌论”为借口来否定中国体育这么多年奋斗的成果，忽略中国体育成长对亚洲体育甚至世界体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显然有失公允。
赛场夺金本身无可厚非，这与发展大众体育并不对立；在竞技体育上实行举国体制，与全面发展大众体育也不矛盾。一方面，大众体育的发展现状并不是一塌糊涂，而是方兴未艾、红红火火，从中央到地方也在不断加大投入，公众对体育精神和理念的理解并不比一些人差；另一方面，大众体育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由于我们集中力量搞竞技体育而造成的，这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问：“举国体制”是否存在概念上的偏差？
北京奥运会后，中央对举国体制有过肯定。肯定的是整个制度，并没有把所有具体做法全部肯定。举国体制是中央有投资的集中训练制度——所以中央肯定还是要继续投资，因为多数体育项目还是没市场。当初提出“举国体制”，驱动力是“赶超”的思想。集中力量办大事——认为可以加快发展。举国体制严格说来，不是中国特有的产物，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举国体制。比较典型的伊朗就是这样，而且他的体制，在一定意义上，比我们的力度大。你看伊朗的成绩不错（广州亚运会金牌榜第四）。这说明他们的举国体制，也收到了成效。
但是，伊朗的举国体制和我们的有所不同。伊朗是政府在管众体育，它把竞技体育都交
给协会——伊朗奥委会。这两者（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实际都归政府领导，但操作上是分开的。政府只管两个：人事和经费。政府主要力量去发展众体育。也就是“管、办”分开。
办，是承担全部责任。管，是承担领导责任。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部门，“管”竞技体育，“办”众体育，包括伊朗也这样。我们是“办”竞技体育，“管”大众体育。如果政府两个（竞技体育和众体育）都管，就可能出现因为领导人重心的偏向，而造成两者的发展不平衡。
二问：“举国体制”真正的问题在哪儿？
坦白地说，现在我们还不出一个很好的体制来代替它。现在看来，让老百姓持不同意见的，是投入产出比不好。简单就是说：我们花多少钱买一块金牌。所以，我认为是需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现在的情况是，为了彼此之间的竞争，不惜高成本。参考国际上的一些经验来看，就是要（竞技体育）社会化。我们现在足球、篮球也搞了不少收入，但问题是，这些从市场来的收入，有多少再投入到竞技体育再发展？现在有人主张，要把一些竞技体育放到高校去，我觉得可以考虑。减低成本，还可以部分解决运动员的就业问题。不
过，个人项目可以，集体项目不能。这是我们可以探讨的一个路子，社会化的路子。
三问：大众体育的基础要好于竞技体育？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关系”，不是计划经济时代。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目前而言，大众体育的社会化市场化的程度要比竞技体育好——因为大众体育资源不是稀缺，而竞技体育资源稀缺。大众体育，虽然高级体育馆我进不去，但马路上、公园里、一般体育场也能运动，或者稍微花点小钱，我去打场羽毛球也可以。竞技体育，它的资源有稀缺性，因为好的运动员少。也正因如此，所以政府才把竞技体育握在手里不放。
四问：“体教两层皮”的矛盾应该如何解决？
谈学校体育，可以参考近邻日本。日本全国的学校棒球联赛不得了，其他的电视转播都要给它让道，不敢拼，拼也拼不过。中国乒乓球绝对有这样的条件，可就是没有办这样的比赛。现在中国学校体育这块，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两个层面，互相是协调不了的，需要国务院来协调。从教育部来讲，德智体美，体是配项，德智才是主项。所以经费侧重当然
就不一样了。如果经费解决不了的话，用政策来解决。比如：把体育，划一部分给学校体育，自然跑到教育部门去了。但这个要中央说话。我们设体育的初衷是什么？就是为了支持大众体育的发展，提高人民健康素质。现在对“众体育”存在两个不同的理解。体育部门的理解不包括学校，但我认为中央的理解，应该包括学校。体育也有审计，但没有细抠：只要用在体育上，只要不贪污就行了。至于用在哪儿，不管。
五问：广州亚运会，中国体育得到了什么？
我觉得，中国体育在这届亚运会，得到的不是太多。因为体育主管部门，眼睛还是看着金牌数。但亚运会对于广州和广东来说是个难得的机遇。全国很多城市都能办亚运会，不止有广州。但这个机遇并不自动带来任何好处，需要你去努力，特别是政府努力。老百姓和市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政府面对的问题，用一个时兴的词：遗产。正面的遗产，财富；负面的遗产，包袱。一屁股债也是遗产，比如蒙特利尔奥运会。
中国体育要想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还是要靠体育体制改革。这方面，可以参考文化产业。现在文化部侧重“办”的是大众文化、公益性文化，文化上山下乡。而对于文化的市场，它是“管”。原来很多的剧团都不管了，让它们独立出去。有些剧团本身靠市场维持不了，需要
政府支持，怎么办？政府不直接投资，通过买你的戏来扶持，基本就有保障了。然后我告诉你去哪儿演，这样一来，大众文化和公益性文化也有保证。
体育现在恰恰相反，是办竞技、管公益。
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要因为亚运会很成功，而去掩盖我们的问题。雅典奥运会之后，其实很多问题大家都看到了，但被成绩所掩盖了。在以后的10年时间里，特别是伦敦奥运会以后的那8年，中国的体育会走向一个均衡发展的道路。但是，在伦敦奥运会以前，我们只可能是在探索阶段，真正实践上去做，还是要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以后——因为，任何变革都是有风险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伦敦奥运会时间还是非常的紧，这两年之中，我们可以研究探索，而真正付诸实践，就不得不等到伦敦奥运会以后。说实在的，体制上的任何调整，我估计现在谁也不敢、也没办法去下这个决心。
两年后的伦敦奥运会，如果我们拿不到金牌总数第一，反而有利于我们的调整和改革。因为拿不到第一，肩上的包袱就彻底没了。没有包袱问题就好办了。而现在，我们背着金牌第一的包袱，谁都不敢大动。
结束语
从新华社记者发表文章评惟金牌论，到代表团官员抨击记者观点，各大媒体参与进来，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体育现状的大讨论。怎样在优势项目不断巩固的背景下发展弱势项目和主流项目，怎样把举国体制的竞技体育与发展大众的全民健身结合起来？很多的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而这样的讨论短期内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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