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考专题:中国古代的赋税与户籍制度
必考专题：中国古代的赋税与户籍制度
赋税与户籍制度
特点：劳役地租→井⽥制下公⽥、私⽥的区分，先公后私的耕作顺序。
有亡荒阅：周⽂王时期，为稳定社会秩序制定了“有亡荒阅” 的法律。荒：⼤；阅：搜捕，是⽤以保证追捕逃亡奴⾪，交还原主的共同规约。说明了周⽂王时期已经有了使⽤奴⾪和奴⾪逃亡的现象。
不籍千亩：周宣王时期，井⽥制难以为继，被迫废除借助民⼒耕作公⽥的制度，改将公⽥予以农民耕种，收取⼀定的⽥租，此即“不籍千亩”。由此，井⽥制下的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变，封建⽣产关系发展起来。
料民于太原：是西周晚期⼀项旨在补充兵员、开拓财源的政策，以征收赋税和征发兵役。料民，即调查核实户⼝。这⼀举措遭到了平民和奴⾪的反抗。
特点：承认私⽥的合法性，按地亩纳税，实物地租。
初税亩：不论公⽥、私⽥，⼀律“履亩⽽税”。
作丘甲：前592年，鲁国在初税亩的基础上，实⾏“作丘甲”，以16井为1丘，按丘出军赋，增加了国⼈的军赋负担。
⽤⽥赋：前483年，鲁国季康⼦实⾏“⽤⽥赋”的政策，进⼀步增加赋税。
蒍掩书⼟⽥：前548年，楚国实⾏“蒍掩书⼟⽥”，即将⼟地分为9等，按照⼟地的⾯积、质量量⼊修赋，以增加军赋收⼊。
作封洫：前543年，郑国⼦产实⾏“⽥有封洫，庐井有伍”的改⾰，将井⽥上的居民按照什伍制编制，以便于履亩⽽税。
初租⽲：前408年，秦国实施“初租⽲”，⼤体上与鲁国初税亩相似。
上计制：上计制度是战国到秦汉时期，官员在每年的年终向中央汇报地⽅各项情况的制度。战国时期，中央的重要官吏和地⽅的长官每年将⾃⼰辖区的户⼝、垦⽥数、赋税等预算数字写在⽊劵上，上报国君，并把⽊劵剖分为⼆，国君持右劵，⾂下持左劵。年终，官吏必须到国君处报核，国君持右劵亲⾃考核，或由由丞相协助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对官员予以升降、赏罚。上计制的建⽴标志着中央对地⽅控制的加强。
上计制：秦汉时期，由县令将所辖地区的户⼝、垦⽥数、财政收⽀编为“计簿”，呈送郡国，郡守或者国
相再加以汇编，送报中央。负责⼊京执⾏上计的⼈员被称为“上计使”。
编户齐民：两汉时期对全国⼈⼝管理实⾏严密的户籍制度，被正式编⼊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称编户齐民。为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保证赋役征派，两汉政府推⾏编户制度，以户籍作为政府收取赋税、征发徭役兵役的主要依据。编户齐民具有独⽴的⾝份，但不准⽆故迁移，对国家的负担主要是⼟地税（⽥租）、⼈⼝税（算赋⼝赋）、代役税（更赋）。由于西汉⽥赋较轻⽽⼈⼝税和更赋较重，这⼀制度对⽆地或少地的农民是不利的。
案户⽐民（案⽐制）：案户⽐民，简称案⽐，是两汉时期户⼝登记和核查制度。案⽐是户籍管理的基础，在案⽐的基础上，政府编造户籍，写明每个⼈的年龄﹑性别﹑体貌特征﹑⼟地
财产﹑社会关系等，每年例⾏检查。
算赋⼝赋：算赋和⼝赋是两汉时期按⼈⼝为标准征收的⼈头税。算赋是对成年⼈征收的⼈头税，是政府的税收。汉制，民15⾄56岁，⽆论男⼥，每⼈每年缴纳⼀算（120钱）的赋税以充军费，奴婢、商⼈加倍征收。⼝赋是对⼉童征收的⼈头税，为皇室收⼊。⼝赋起初为3⾄14岁缴纳，后元帝时期改为7⾄14岁；税额最初为每⼈每年20钱，武帝时期改为23钱，沿⽤⾄东汉。算赋、⼝赋是封建国家最⼤的⼀项财源，在两汉赋税中居重要地位。⼈头税的负担者主要是农民，⽽封建官吏和地主则有免税的特权。
更赋：更赋，即代役钱。汉制，民20岁（昭帝时期改23岁）⾄56岁须服兵役、徭役。兵役分正卒（戍守地⽅）、戍卒（戍守京师或边境），各⼀年，不愿亲⾃服役的，每⽉出300钱，由政府雇⼈代役；徭役称更卒，每⼈每年到政府服役1
（戍守京师或边境），各⼀年，不愿亲⾃服役的，每⽉出300钱，由政府雇⼈代役；徭役称更卒，每⼈每年到政府服役1个⽉，不愿亲⾃服役者，出300钱，由政府雇⼈代役，称“过更”。
曹魏租调制：200年（建安五年），曹操在⼈⼝流散，货币⼏近废弃的情况下，对汉代赋税制度进⾏改⾰，推⾏新的赋税制度，是为租调制。规定：每亩地征收⽥租四升，每户征收绢⼆匹、绵⼆⽄，废除其余杂税。这⼀改⾰，以定额⽥租代替两汉时期的定率⽥租，以户税代替两汉时期的⼈头税。租调制下，⽥租较低，租额固定，增产不增租；户调以户为单位，增⼈不增调。这⼀赋税⽅法也被孙吴所采⽤。租调制的实施，免去了以物易钱交税的中间损失，符合当时军队的需要和经济条件，使得中原地区的农业⽣产有所恢复。
西晋户调制：西晋沿⽤曹魏的租调制，并有所发展。晋制：①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或次丁男户减半；边郡征收额则为2/3或1/3；少数民族视距离远近则征收布匹⼀匹或⼀丈，⽶三斛或五⽃或折钱28⽂。②另有课⽥制，即⽥租制。丁男⽆论占地多少，须纳50亩课⽥的⽥租共4斛。因此，西晋的课⽥制实际是以丁为对象的丁租，不利于⼩农⽽有利于地主。③缴纳赋税实⾏“九品相通”，即按照资产评定户等，按户等⾼低征收。
东晋和南朝时期的租调制：①330年（咸和五年），东晋度⽥收税，即丁租和亩税并举，遭到了豪族地主的反对和抵制；362年（隆和元年），被迫降低亩税；376年（太元元年），取消度⽥收税制，实⾏⼝税制度，彻底向地主让步。②南朝宋、齐沿⽤东晋制度，同时，这⼀时期出现了租调折钱缴纳的现象，反映了南⽅商品经济的发展。③梁、陈的租调制，不仅亩税、⽥租并存，还增加禄⽶；户调则变为丁调，加征禄绵，对⼩农剥削⽇趋加重。④同⼀时期的北⽅，在⼗六国时期后，基本沿⽤了租调制，但是滥征滥发现象⼗分严重。⑤这⼀时期的租调制，虽然看似公平（计赀定课），但由于官吏和地主富户相勾结，使得⼤部分的赋税压⼒转嫁到⼩农⾝上，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加重了农民的困苦。
黄⽩籍、却籍：东晋、南朝时期①称政府的正式户籍为“黄籍”。②称南渡侨民的户籍为“⽩籍”。“⼟断”即是将⽩籍的侨民编⼊政府的正式户籍（“黄籍”）中。③对户籍的审查称为“却籍”。
北魏九品混通制：是北魏前期实⾏的赋税制度。魏制，每户平均纳帛⼀匹、絮⼆⽄、丝⼀⽄，粟⼆⼗⽯。实际操作中，则按照北魏政府的规定，由县令计赀定课，分为“三等九品”。三等指的是将赋税按等级送到不同的地区，⽽九品指的就是赋税的等级，上三品的进⼊京师，中三品的进⼊别的州的重要粮仓，下三品的留在本州，这就是所谓的九品混通。
⼤索貌阅：⾃两晋南北朝以来，由于赋役沉重，户⼝隐漏情况很严重，⼤⼤减少了国家赋税的来源。
隋建⽴后，严厉检查户⼝。583年（开皇3年），隋⽂帝下令各州县“⼤索貌阅”，即根据户籍上登记的年龄体貌来核查户⼝，以防丁壮诈⽼诈⼩逃避租役，以彻底清查户⼝。结果得44万余丁，164万余⼝，使⼤量逃避租役的丁壮和隐匿户⼝重新编⼊户籍，增加了封建国家的户⼝和财政收⼊，加强了中央集权。
输籍定样：是隋朝制定户等和纳税标准的⽅法。为了防⽌地⽅官吏、豪强在户籍、户等、赋税⽅⾯营私舞弊，585年（开皇五年），隋⽂帝采纳⾼颎的建议，在全国实⾏输籍之法，即由政府规定各界民户所应负担的赋税徭役数⽬，并从轻定额，使之低于豪强地主对于依附农民的剥削，再由政府规定划分户等的标准，作为定样，颁发各州县，使依样划分户等。这⼀办法颁布以后，许多原来依附于豪强地主的农民纷纷脱离他们，向官府申报户⼝，纳税服役，成为国家的编户，使得国家财政收⼊增加，赋役的来源扩⼤，削弱了豪强地主的经济实⼒。
隋租调⼒役制：隋朝的赋役制度包括租、调和⼒役三部分。隋制，18岁⾄60岁的男⼦为丁，要负担租、调、⼒役。租为⽥租，丁男⼀床（⼀夫⼀妇），每年纳租粟三⽯；调为户调，每年桑⽥者，输调绢⼀匹，绵三两，⿇⽥者，输调布⼀端，⿇三⽄，⽆妻室的单丁与奴婢纳⼀半租调；每丁每年服役⼀⽉。583年，隋⽂帝规定丁男年龄由18岁提到21岁，受⽥年龄（18岁）不变；调绢输⼀匹减为输⼆丈；⼒役每年⼀个⽉减为20天；590年，规定年50以上者，可以纳布帛代替⼒役，是为“输庸代役”。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提⾼了他们的⽣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产的发展。
唐租庸调制：唐代的租庸调是按丁征收的。均⽥制下，农民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粟⼆⽯，叫做“租”；每年交纳绢⼆丈、绵三两，或交纳布⼆丈五尺、⿇三⽄，叫做“调”；每丁每年服徭役20天（若不服徭役，每天折纳绢三尺或三尺七⼨五分，是为“输庸代役”）称为“庸”。官僚贵族享有蠲免租庸调的特权。与隋相⽐，唐代“庸”确⽴并制度化，同时，隋制50岁以上的⼈才能输庸代役，唐制则不再受年龄的限制。
唐中期赋税制度改⾰：两税法。
计账：为推⾏均⽥制和租庸调制，唐代政府每年⼀造计账，作为户籍的底稿，三年⼀造户籍，作为推⾏的依据。
⼿实：是唐代在基层官吏的监督下，由居民⾃报户内⼈⼝、⽥亩以及本户的赋役承担情况的登记表，是制订计账和户籍的主要依据，每年申报⼀次。因其是按照⼀定的格式，由户主亲⾃据实填报，故称“⼿实”。⼿实制度在宋代熙宁年间也⼀度推⾏。
社⾢：社⾢是⼀种沿传很久的民间互助团体组织。社⾢除了组织春秋两次社祭外，平时还起着基层政权结构的辅助组织
社⾢：社⾢是⼀种沿传很久的民间互助团体组织。社⾢除了组织春秋两次社祭外，平时还起着基层政
权结构的辅助组织作⽤，与乡村中的⾥正、乡长⼀起催督耕作，团练防盗，应付官差。除了官府控制的社⾢外，唐代私社更为兴盛。其有两种类型：其⼀是从事佛寺活动的佛社，⼀种是从事经济活动和⽣活互助的民间社团。私社在乡间、城镇皆有，也有跨地区的职业性组织。这时期的社⾢早已脱离了早期⾎缘关系的束缚，演进成为了从事共同事业的社会组织。
乡⾥组织：隋初沿⽤北朝旧制：三长制。开皇九年（589）改党为⾥，每⾥125家；500户为乡，设乡正管理；成为保⾥乡三级制。唐沿隋制，保⾥乡分别为5家、100家、500家，主体是乡⾥，故称之为“乡⾥制”。唐时整编户⼝主要以乡为单位，即⼀乡⼀册。这时的乡已经是⾃然村与⾏政区划相结合的组织。户⼝稽查、⽥地授受、赋役征发都要依据乡⾥编制。
五等户籍：宋代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五等户籍制度经宋初三朝逐步完备。主户指占有⽥地、承担赋役的⼈家。按照他们财产（主要是⼟地）的多少，分为五等，每逢闰年更造⼀次，第⼀、第⼆、第三等户称上三等户，其中第⼀等户是⼤地主阶层，第⼆、第三等户属于中、⼩地主。第四、第五等户和客户属于农民阶级，其中第三等户中的⼀部分和第四等户属于⾃耕农阶层，第五等户多数属于半⾃耕农。客户指没有⽥地产业的⼈家，主要是佃户，但也是国家编户。主户和佃户的关系是由契约形成的地主和佃户的关系，表明了佃户⼈⾝依附关系的减弱，有利于社会⽣产的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进⼀步发展的标志。
⽀移：为了移有余补不⾜，宋制，纳税⼈需要改变送交的地点，移此输彼，移近输远，称“⽀
移”。由于北宋边境战事频仍，税物⼤多规定送⾄周边地区，运输费⽤则由纳税者负担。不愿意⽀移的⼈，则须按照货物的数量，每⽃交⼀定数额的钱，称“纳脚钱”。
沿纳：是两宋时期在两税之外，形形⾊⾊的杂变之税的统称。
折变：宋代对交纳政府的税物类型有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官府按照实际所需，改变纳税
中了500万要交多少钱税
物品，或者以钱折麦、以麦折钱，或者以麦折绢、以绢折钱，是为“折变”。这样⼀折再折
后，农民负担愈发加重。
通检推排：⾦朝实⾏的对民户家庭资产总额“物⼒”进⾏评估核实的制度。始于世宗⼤定四年（1164），以后⼤体上⼗年⼀次。官⽅根据“物⼒”征收⼀定的“物⼒钱”，并结合户等划分上中下三等。⾦朝赋税之制，猛安谋克户缴纳定额⽜头税，汉民根据地亩数缴纳两税。同时所有⼈都要缴纳物⼒钱。其余杂税与差役，再照物⼒钱多少与户⼝等级摊派，钱多多担，钱少少担。然⽽后期出现官吏为求速度⽽不究实情的情况。尽管其有种种负⾯影响，但其平均赋役的思想值得肯定。
元代赋税制度：①“五户丝”：元制，每五户出丝⼆⽄供给本投下，称“五户丝”。五户丝主要推⾏在北⽅地区。②在北⽅推⾏“税粮科差”制：税粮即丁税，每丁每年纳粟三⽯，驱丁每⼈每年纳粟⼀⽯；科差则包括丝料（每两户出丝⼆⽄供于政府，与“五户丝”合称为“⼆五户丝”）、包银（每户每年纳银四两，其
中⼀半折为丝绢等物）、俸钞（每户每年纳钞⼀两，作为所在路的诸官吏俸禄）。③南⽅⾏两税法，沿⽤宋代旧制，按地亩分夏秋两税收取，夏税交布帛、丝绵等物，秋税纳粮。南⽅另有科差，包括包银、户钞（每万户交钞百锭，以供
份地主⼈，相当于北⽅的“五户丝”）。
元代户籍制度：①以民户为主体，其中上户和次户（即“中户”）⼀般是地主；下户负担沉
重的赋役，⼀般是⾃耕农或半⾃耕农，占民户的⼤多数。②佃户分为官佃和私佃。③除民户外，元代还有军户、匠户、灶户、医户、儒户等。
诸⾊户计：元代各种⼈户的定称。⾊是种类之意，计是统计之意。元代居民按职业划分为若⼲户种，常见的有⼗种，如民、军、站、匠、盐、儒、道等等。其中军、站、盐、匠等户是国家强制签充的，儒、道、僧是通过考试或者其他⽅式认可的，每种户都对国家承担特定的封建义务。他们的赋役负担各不相同，统称为诸⾊户计。其户籍划定后，世代沿袭，不得移易。反映出了对普通百姓的⼈⾝控制加强。
四等⼈制：元朝建⽴后，为保持⾃⼰的特权地位与维护蒙古⼈对汉⼈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统治，根据民族被征服的先后将全国⼈⼝分为四等。第⼀等是蒙古⼈。第⼆等是⾊⽬⼈，包括中亚、西夏、回回等。
第三等是汉⼈，指⾦朝统治区域内的汉、契丹、⼥真等。第四等，南⼈，指南宋统治区域内的汉⼈和西南各族。四等⼈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拥有不同的权利。四等⼈制是元朝统治者利⽤民族⽭盾及制造等级差别，来达到统治全国的⽬的。
赋役黄册：是明朝的户⼝册，每10年更造⼀次。明制，110户为⼀⾥，每⾥之中推选丁粮最多的10户为⾥长，其余100户分编为10甲，每甲之中推⼀⼈为甲⾸。每年轮流由⼀户⾥长统领⼀甲服役。户⼝册上载明各户的姓名、籍贯、丁⼝、年龄、⽥宅、资产数等，鳏寡孤独者附于册后，不派徭役。户⼝册由⾥长、县、府、布政使司层层造册，最后统报于户部。因送给户部的户⼝总册封⾯⽤黄纸，故称黄册，⼜因黄册是政府征派赋役的依据，因此⼜称赋役黄册。黄册的编制加强了中央对地⽅的控制。
矿监税使：是明代统治者为摆脱财政危机⽽派往各地开矿征税的宦官。从1596年（万历⼆⼗四年）起，明神宗派遣⼤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分往各地开矿征税。这些宦官⽆不疯狂掠夺，或借⼝开矿强占⼟地，或巧⽴⼯商税名⽬横征暴敛，甚⾄随意捕杀⼈民，处置地⽅官吏，引起了⼀系列城市居民反对矿监税使的⽃争。
三饷：“三饷”是明末征收的三种附加税，即辽饷、剿饷、练饷的合称。其中，辽饷是⽤于与后⾦作战的军费开⽀，剿饷和练饷则⽤于镇压农民起义。万历时期为与后⾦作战，每亩加赋银增⾄9厘，三年得银520万两，相当于全国总赋额的三分之⼀以上，称为辽饷；1637 年，兵部尚书杨嗣昌为镇压农民起义，
增派⽥赋银280万两，称为剿饷；1639年，明政府加派练饷730万两，⽤以⼤量练兵镇压农民起义。三饷的加派，使⼴⼤⼈民众深陷绝境。
带征与预征：带征指历年拖⽋未完的钱粮，于征收当年正额时带征若⼲份。预征是指应纳当年的赋税外，提前征收来年的⼀部分钱粮。征税时，地⽅官⼜往往趁机加派，满⾜私欲。赋税加征，使百姓不堪重负，被迫逃亡，⾛向对抗官府的道路。
明中期赋税制度改⾰：⼀条鞭法。
清代赋税制度改⾰：摊丁⼊亩。
耗羡归公：是清雍正年间推⾏的财政措施。1724年（雍正⼆年），清廷推⾏“耗羡归公”，规定⽕耗每两不过⼆钱，将原属官吏⾃⾏处理的耗羡银收归政府控制，⼀部分弥补官府亏空和补助地⽅经费，⼤部分分配给各级官吏做养廉银。⽕耗遂变为朝廷的⼀项收⼊。这⼀改⾰集中了征税权⼒，减轻了⼈民的额外负担，增加了外官的薪给，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积极作⽤，但州县官于征⽕耗外，⼜暗中加派，未能从根本上改善吏治。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即从春秋战国到唐代），户籍制度⼀直存在着⼀个基本⽭盾，即统治者⼀直把调节⼟地占有、征发赋税徭役与户⼝联系在⼀起，依照⼈头征收的赋税额度远远超过依照财产（主
要是⼟地）征收赋税的额度，这使得⾃耕农在丧失⼟地以后⽆法依靠佃耕地主的⼟地过活。加之佃农的政治社会地位⼀直没有得到确⽴，佃农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恶性发展，出现了地主贵族化的趋势，⽡解了封建统⼀国家存在的社会基础，所以出现了统⼀与分裂的周期性更替。⽽在封建社会后期（从宋⾄清代），统治者征发赋税的主要依据是资产状况，⼈头税在国家财政收⼊中下降到次要地位。再加上佃农地位的合法化，佃农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被置于封建国家的控制之下，地主贵族化的趋势得到遏制，地⽅分裂趋势不再成为中国封建国家⽣存的主要威胁。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即使是在王朝交替的间隙之间，也不再出现长时期分裂的主要原因之⼀。（王威海：《中国户籍制度——历史与政治的分析》，上海：上海⽂化出版社，2005年，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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