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再升一点。好了，这个高度就可以。赵丽，你上去试一下。抓住，转起来，转起来……脚背绷直，注意姿态。”
5月的成都，闷热的天气已经开始初见苗头。中午1点，成都杂技团的练功房内，十几名演员已经穿好练
功服就位，各自拿上道具开始练习起来，道具有的是油纸伞，有的是大鼓，有的是长凳。而赵丽在谢教练的指导下上了练功房内唯一的高空项目——吊环。
说是专业杂技演员们的练功房，却是由一间巨大的棚屋改造而成。尽管气温走高，棚屋闷热，但演员们已经习惯在这样的环境中训练。对于22岁的杂技演员赵丽来说，“吃苦”是杂技这一行当最不值一提的。
对于大众来说，杂技是一门兼具技巧、艺术、惊险与趣味的表演形式。但一些人在惊叹于舞台上杂技演员们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与技巧时，也会替表演危险动作的杂技演员们捏一把汗：绳子安全么？吊环稳当么？有没有保护措施，会不会摔下来？撞到、磕到怎么办？
4月15日，安徽宿州一名杂技女演员，因缺少演出必备的安全防护措施，在进行高空表演时从近15米高空坠落，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而就在该事件引起社会讨论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某影视城一表演飞车特技的男演员在演出途中发生意外，摔落身亡。
一面是精彩刺激的杂技节目，一面是时有发生的演出
事故。面对市场和观众越来越高的欣赏要求，杂技这门“危险的技艺”还能走多远？
从街巷到剧场：“赏技”更要“赏艺”
赵丽所在的成都市杂技团是全国有名的大型杂技艺术表演团体。1953年，成都市文化局牵头，将多个团体整合成了成都市大众技艺团。之后，成都市政府将该团纳入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并正式更名为成都市杂技团。
2009年起，随着中宣部、文化部明确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各地院团纷纷改制，成都市杂技团也完成了转型，与歌舞团、话剧团一同成为成都艺术剧院的下属单位。
在地方小型杂技团正慢慢解散、消亡的当下，市场上还存留下来的杂技团，要么是背靠资金雄厚的娱乐产业公司，要么有一定官方背景，并且有拿得出手的主打节目。
杂技的受众也开始变得有些“泾渭分明”。成都市杂技团行政副团长张华告诉记者，成都市杂技团的演出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演员们正在排练的大型杂技剧，适应城市中的剧场演出，还有一种就是作为背靠官方的地方文化艺术团体需要进行的下基层演出。前者有着极强的市场竞争彩，是近年来杂技院团或大型马戏团摸索出的一种新表演形式，而后者则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过去人们对杂技的看法与期待。可以说，在什么样的杂技团体，就决定了
杂技演员表演《顶碗》（图源：遂宁市杂技团）。46
演员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观众。
赵丽说，准备一场大型的杂技剧，剧院要筹划几个月甚至几年。现在杂技团正与成都熊猫繁育基地合作，准备推出以熊猫为主题的杂技剧，将杂技融入到剧情中。来观看这类演出的观众游客居多。
“现在的观众要求也在变高，这种舞台设计精美、融合了多种艺术形式的杂技表演其实是杂技面对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和观众口味进行的‘创新’与‘改良’。以前只要求杂技演员技术好，现在还得会表演、能舞蹈。”张华说。
如今在舞蹈机构做形体老师的崔慧兰曾在安徽宿州学习杂技，有着7年多的从业经验。在她看来，小型杂技团主要占领的是县城、乡镇市场。“虽然现在娱乐方式变多，但还是有观众喜欢看刺激的表演。这些观众要的是惊险、难度，杂技场景的布置、舞台的艺术效果并不是首要的。”
崔慧兰说，这类小型的杂技团主要承接商业演出，全国跑，和过去走街串巷的杂技艺人有些像。“规模较大、名声较响的杂技团不愁观众，但我们这种杂技演艺团体都是到处观众，有的时候搭一个台子就能演。”
广东某承接杂技演艺推广工作的公司经理卜贝晨告诉记者，一些小型民营杂技团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可能会成立小型的演艺公司，但更多的是有演出需求时，由一个中间人或介绍人联系节目所需要的表演者进行组队。“还有一种就是‘夫妻店’，或者‘个体户’，自己四处跑商演。观众们看热闹的居多。”
对于许多不太正规的非国营杂技团体来说，不稳定、安全意识淡薄、硬件设施不达标、管理混乱，是业内人士的共同担忧。“这些演出团体有大有小，小的在市场中占大多数，一般演出几场换个地方。至于甲方能不能提供符合安全条件的设施，有些小杂技团体顾不上考虑。这种游击队，地方也不好管理，安全问题全凭他们自己把握。”卜贝晨说，去地方演出，观众们喜欢的是刺激。有的高危演出还要在观众面前强调演员们没有安全措施，以增加感官上的刺激。
成都市杂技团的演员队长杨帆也曾听闻一些民营杂技团体的出价模式，“有的按高度、难度、动作的惊险度要价或开价，比如多升1米加多少钱，多做一些惊险的动作加多少钱。至于场地的设施、绳索、吊具能不能承受表演的强度，这些不是甲方关心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演员们自己把关。一些演员为了多挣钱养家糊口，就会去‘挑战’自己的极限。”有人离场，仍有人入场
中国杂技协会副会长、遂宁市杂技团团长童荣华告诉记者，尽管与过去相比杂技从业者的数量出现了减少，但在全国范围内，安徽、河南、河北以及山东、四川仍有许多人在学习、表演杂技。只是走的路径不同、可能拥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职业道路。
与许多私营性质的小杂技团以及个体户不同，像赵丽这样的杂技演员其实属于国企员工，工资较为稳定，同时严格按照杂技团的管理办法进行系统、稳定的训练。表演就是工作，而他们也需要像普通的上班族一样“打卡签到”，定时训练、排练。
在杨帆看来，国营、大型杂技团里的演员与许多人印象中“穷苦人家”出身的杂技演员并不相同。“我就是成都本地人，父母工作都还是比较体面。送我去学杂技，一方面是我小时候比较好动；另一方面他们考虑的是学杂技进入杂技团，以后有很多出省、出国演出的机会。我的父母觉得这能长见识、锻炼人。”
在来到成都杂技团之前，杨帆已经是一位有着丰富演出经验的杂技演员。12岁时，杨帆就被老师带去北京，在中国杂技团的杂技班进行封闭式训练。“杂技团的演员有一百多人，学生有几十人。全国各地的都有。训练虽然苦，但是有一套科学的训练方法，课程也经过设计，有成熟的培养方案。”
宜宾市酒都艺术研究院杂技团的陈思洋从八岁开始学习杂技，在这之前学习舞蹈，是一次偶然机会下，被杂技团的老师“发掘”，才转了方向，进入宜宾市杂技团学习。
据张华介绍，杂技团内的演员们一般都是“科班出身”，在专业艺术学校、职业学校的杂技班学习，并取得文凭，杂技团经过考察后，再通过正规程序进行招聘。
然而，同样一种职业，一些没有“科班背景”的杂技演员面对的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学习环境。
崔慧兰经历了民间杂技最为繁荣的阶段，她所在的安徽省，“马戏之乡”、“杂技之乡”的称号曾一度打响全国，在“风口”期，安徽一些乡镇成立起了大大小小的杂技团体与杂技学校。在临泉，还有一村35户
就有27支杂技团队的新闻。疫情前，临泉县拥有民间文艺团队1180个，其中杂技团队近千个，从业人员超过2万人，收入超过5亿元人民币。企查查数据显示，从区域分布来看，截至去年，安徽以1134家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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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企业排名第一。河北、河南分别有杂技相关企业376家、334家，位居前三。此后依次为山东、重庆、四川等地。
河北疫情怎么回事崔慧兰告诉记者，之所以民间杂技看起来这么“苦”，是因为本身学习的人家庭条件较差，走南闯北讨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错的出路。“这些人虽然不是‘科班的’，走的不是官方的路子。但他们为了养家糊口，愿意去学习高难度的技巧与节目。”
崔慧兰说，民间的杂技学校与“能拿文凭”的学校有所不同，教的东西很难、很刺激，“比如，看到国内有些观众对国外的高空表演感兴趣，民间的杂技学校很快就有人开始模仿。许多学惊险刺激项目的杂技演员，家里经济可能都有些困难，但难的项目一旦学成，变现很快，商演邀约也特别多。现在看高空表演的观众要求越来越高，演员们也在不断加难度。”
但谈及收入，无论是国营团还是民营团都面临着一定的窘境。某地方院团的在编演员告诉记者，去掉
五险一金，每个月固定收入在3000元左右，参加演出按场次、节目算提成，但收入看淡旺季。有的演员级别高，基本工资也高一些。“在不影响正常排练演出的情况下，还是有演员去外面接私活，有时候领导也知道，但没说什么。在外面演出的安全只能自己负责。一场演出能赚几百块。”
而私营团和个体户相比来说收入更不稳定，除了一些有名的大型民营杂技团，小团体、小公司基本没有五险一金，收入完全看演出量。
来自齐齐哈尔的包国兴在疫情期间退出杂技行业。据他介绍，个体户的演出，根据甲方要求，持续天数不定，一场几百元，一周的演出可以挣到三千多。包国兴说，虽然看上去比普通工薪阶层挣得多，但是极其不稳定，过去几年很多演出团体都经营不下去，演员们纷纷转行了。
“以前像我们这种家庭条件不太好，还有一些甚至有残疾的，被送到河北、安徽学校学艺。现在孩子生活条件好了，出路也多，所以民间杂技没有以前繁荣，都是些老演员在坚持着。但是有难度的项目很‘吃’年龄，有的人为了赚钱不顾身体也要演，最后落得一身伤病。”包国兴今年41岁，几年前她还考虑过让小儿子到七岁时跟着舅舅学杂技，被包国兴劝住了。
困难与机遇并存的杂技江湖
“现在市场上民营、民间杂技团大概占了九成。但是在这九成中，绝大部分是很难监管，或者说缺乏监管的。”面对庞大的市场，童荣华却并不感到乐观。“我们是杂技大国，却不是杂技强国。有些地方领导
杂技演员们在北京市朝阳剧场表演《转碟》（图源：遂宁市杂技团）。48
不重视，他们对于杂技的理解就像以前跑江湖的。但现在，杂技已经是一门融合了美学的艺术表演。”
童荣华还认为，改制后的公司化管理虽然打开了发展前景，但一些院团在改制后还没有磨合顺利，加
上学校教学跟不上院团发展的需求，一名从业者要从学生蜕变成合格的杂技演员往往需要院团继续培养两三年，“现在许多职业学校的杂技班教学要松散些，一些老师本身技术可能也不是特别拔尖。”
言及行业管理，童荣华表示，行业性的规范不是没有，但是效力如何还得另说。“小型的民营团体具有分散性、临时性。从流程上来说，一个团到了一个地方表演，需要提前和当地有关部门报备，这样当地才能启动相应的程序进行安全、工商以及税务管理。但是最近的一些事故，有的就是没有报备。一些小团体卖票，走账都是私账，不走公账，当地工商部门也很难进行定价监管。”
作为有一定危险性的表演，监管难往往意味着安全问题多发。
童荣华长期带领遂宁市杂技团在北京朝阳剧场驻演。童荣华说，专业、规范的杂技演出团队都配有
专门的安全员，知晓该团表演中哪些节目、环节最容
易出问题，在相应的点位都要做细致的检查。“我们一
般要求团队到演出现场后，先做安全检查。用几厘的
钢丝，演员体重要多少载重，吊点要用绳子缠多少圈，
这些都要经过计算、测试。我们用的滑轮、滑轨都要
再进行加工，像超高的大飞人、空中飞人项目，要用激
光尺来检查安全网是否对点。”
“所有的保险、高空装置都由我们的专业人员装台，每周检查安全保险绳，定期更换保险带、保险扣。”
宜宾市酒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宜宾市杂技团团长吴
红说。
“设备是一方面，演员是另一方面。我们平时对演员的核心力量、肌肉力量的训练一刻不放松，而且是有
规划地训练，让演员保持最佳的力量状态。此外，我们
为每位演员购买了保险，这是最基本的。”童荣华说。
但崔慧兰告诉记者，民间演出中许多个体户，除了演出时的安全保障工作不够健全，对于购买保险也
不够重视。“一方面是组织者为了省钱、省事，不主动为
演员购买保险。另一方面，有些演员们认为项目有把
握，就没有买保险。”
“哪怕是地面演出也存在危险。”崔慧兰回忆，有一次参加某开幕仪式的商演时，临时搭建的台面仅仅
铺设了一个薄薄的木板，自己与搭档直接踩空陷了下
去，“我的腰受了伤。”
面对社会上的看法，张华认为，因为一些事故，人们对杂技总是带着有眼镜。“杂技的一大看点就是
它的惊险性，练杂技的过程中一点伤不受，没点磕磕
碰碰那是不可能的。但因为一些事故，就将整个杂技
行业一棒子打死我觉得不恰当。至少在我工作的这
几十年中，我们从未出过意外，也没听说过正规院团
出过什么大事故。”张华说。
童荣华说，杂技的发展之路有起有伏，尽管现在杂技团看上去不像以前那样“遍地开花”，但市场体
量仍旧很大。“实际上，杂技的市场体量超过了川剧、
越剧这样的地方剧种，带来的表演收入也很可观。
国外表演场地以马戏场、大棚居多，有高空项目的优
势。但中国杂技历史悠久，在现代也有自己的特
。”谈及杂技未来的发展，童荣华认为中国杂技不
只要继往开来，还要立足本土特进行杂技剧目、节
目的开发。“安全保障到位了，制度保障好了，节目质
量上去了，才能得到观众的认可，从业者才有发展的
信心。”（本文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民间杂技
演员展示高
空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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