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
城市与疫病：民国内陆城市突发性公共
卫生事件的政府应对西安疫情源头在哪
——基于1932年西安数据的分析
吕强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西安710122）
摘要：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疫情遍及全国，最早于1930年在上海爆发，到1932年7月蔓延至西安。
通过统计西安地方档案得知，这场产生了严重危害，共计造成937人死亡。疫情发生后，西安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西医防治措施，包括疫苗注射、防疫宣传、封锁隔离、设立医院、禁食生冷食物以及清洁公共环境卫生等。然而，研究表明，由于疫情传播迅速，加之防治条件简陋、居民卫生习惯不良以及社会迷信盛行等诸多因素，导致死亡率高达71.5%，反映出政府干预与防治的效果不太明显。回顾这
场疫情，从中可以汲取一些历史经验，为当今政府更好地应对城市疫情提供借鉴与启发。
关键词：1932年；西安城市；政府应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西北地方媒介传播西医防疫思想研究”（18CXW016）。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2X(2021)04-0001-09
收稿日期：2021-09-14
作者简介：吕强（1983-），男，甘肃张掖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西北防疫史、媒介史。
1932年，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经历了一场大范围传染的疫情。这场灾难波及陕西多个城市，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就是省会西安。当时的对于陕西来说属于外源性疫病，本土居民抗体的缺乏，再加上传统中医在诊断上的不足，导致疫病的传播异常迅速，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危害。目前学界虽然对1932年的这场疫情有所关注，但主要集中于探讨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如张萍撰写的《脆弱环境下的瘟疫传播与环境扰动——以1932年陕西灾害为例》和《环境史视域下的疫病研究：1932年陕西灾害的三个问题》[1-2]，从环境史的视角探讨1932年陕西的爆发同陕西省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这场是在1932年北半球中纬度地区极端气候背景下发生的生态灾难，也
是陕西自然生态环境脆弱、民众认知缺失、人营养不良的特殊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所共同导致的结果。刘炳涛在《1932年陕西省的疫情及其社会应对》中梳理了1932年发生的原因、流行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措施[3]。本文则是在此基础上，将研究范围的空间选取具体化，并将疫病史与城市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探讨。通过梳理1932年在西安的流行趋势、危害状况和地方政府应对措施，可以了解疫病流行对城市近代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凸显出政府干预对城市疫情防控的客观影响，从而为当今城市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提供启示，进而提升各级政府的应对能力。
一、传入西安之时间
1932年西安爆发的“”是一场全国性的疫灾。这场疫灾最早于1930年8月在上海爆发，至9月时疫情开始流行，共计死亡12人，死亡率达14%[4]。随后，开始蔓延并出现全国大流行的态势。至1932年6月，《大公报》称“已由天津、北平蔓延至河南和西北等地”[5]。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向西扩散，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于1932年6月17日专门致电陕西省民政厅，要求陕西地方政府填造周报表，每周通过快邮的方式送至内政部卫生署报备：
陕西省民政厅鉴：近据报上海、南京、武汉、芜湖、泰县等处发现真性，死亡颇多。其余各省市虽未据报告，但发生症之处，当亦不少。为力求随时明了起见，特拟定病人周报表式，送请
查照。即希转饬所属各市县，将每日发现病人数及死亡数等，按表填造，逐周用快邮代电径送来署，以期敏捷，内政部卫生署十七日印①。
从这一电报的时间上看，至少在1932年6月17日之前，国民政府尚未接到来自陕西地方政府有关流行的报告。据此推算，此时陕西各地应尚未发现的大规模流行。而史实也印证了这一推断，据当时陕西地方报刊记载，陕西最早发现疫情是在1932年6月19日，发现地点位于潼关县。首名患者是从来自河南的商旅车队中发现的，“随后又陆续发现了同车几个患者”[6]，他们随即被送往医院，并上报政府。这是有记载可知的最早传入陕西之时间。
那么，又是何时传入西安？从现存西安地方档案与报刊文献来看，在1932年6月19日首次传入陕西潼关后继续向西蔓延，到了7月初，已蔓延至陕西东部各县，华阴、华县和临潼均死亡甚多，一度出现尸横巷野，哭声载道的惨烈景象[7]。
据1932年7月1日《西北文化日报》报道，时任陕西省立医院院长的石振邦表示，“虎烈拉（）流行甚速，渭南地方已有发现，此项疫症，省垣（即西安）亦急应注意，本日省医院已发现和接收一名患虎烈拉嫌疑病人，但尚在检查中”[8]。由此可见，截至1932年7月1日，已经蔓延至渭南，并向西安逼近，同时还在西安发现了疑似病例。
7月1日后，继续沿公路、驿道等交通线向西安方向扩散，沿途各城、乡几乎每日都有因疫死亡的
报道。
至7月5日，上述报道中发现的疑似病人被诊断为病人②，至此，西安确诊首例。从潼关6月19日发现陕西首例患者，到7月5日西安地方档案明确记载传入西安，用时仅17天。
二、对西安社会造成的危害
从1932年7月5日传入至7月13日，西安城内的平民医院一天内共接收9个病人[9]，其中包括大学习巷回族居民惠老八一家6口，以及男、女小孩各1人。这表明已经开始在西安流行。到了7月18日，西安感染的患者继续增多，并出现首例致死病例：
本市书院门街住户周兰婷，年39岁，向在某茶馆做伙计。该女子于昨日早四时许，突偶患虎疫。当由家人送至临时防疫医院，该医院立即为其注射诊疗。但因疫势甚重，遂于上午十时身亡[10]。
随后的几天内，临时设置于城内的防疫医院连续接收患者21人，其中有5人死亡[10]。此后的7月21日至27日，患者人数突增，先后共计28人入院，其中死亡8人，死亡率已近30%，并伴有范围逐渐扩大之趋势，甚至已蔓延至军队，出现了多名军人染疫致死的病案。据《西北文化日报》报道，“21日赴院诊治者19人，致死者4人，闻前日患者7人中有3人为军人，今日患者19人中亦有17人为军人，27日又接收患者9人，其中4人死亡”[11]。
7月28日，的流行渐趋剧烈，开始向西安城郊所属各乡扩散。当时西安南郊所属“南乡各村先后发现疫情，记者今午赴各地探询，见西木头市、西大街、吉祥巷、头道巷等处均有发生虎疫患者，但死者尚未确闻”[12]。7月29日时，防疫医院当日接收患者2人，因病情甚烈，2人均告死亡，其中一人年龄50岁，居住于西仓，另一人年龄27岁，临时旅居于西大街华兴旅馆。至7月30、31日两天，西安疫情仍然严重，当天城内之骡马市、南门、端履门和降子巷等处均发现[13]。次日，西安城南村庄也发现患者20余人，其中死亡10余人，死亡率已达50%。
进入8月后，仍在西安肆虐蔓延，并带来了民众恐慌。当时城内罹疫死亡之报道不绝于耳，城外各乡村的疫情呈现出向北、向南及向西蔓延之趋势，并已流行于西安所属各乡，甚至波及至长安、鄠县和临潼等县。经统计，从8月1日到10日，西安城内涝巷、开元寺、印花布园、西华门、西大街、东三道巷、滴水河什子、大差市、北桥梓口、粉巷、小差市、樊村、兴龙巷和八家巷14处地点均发现有患者，死亡甚惨。其中，由于“街衢狭小，向不讲求卫生”[14]，导致涝巷疫情最为猛烈。这表明，1932年8月，已在西安城内呈现出大范围流行的局面，以致出现“虎疫流行本市，已成普遍，各街区小巷，无不发现”[15]，造成“死者触目皆是，罹难者尤多”的社会惨状[15]。
然而从8月12日开始，由于城内已成普遍，市民纷纷避疫于城郊乡村，这导致开始大规模向乡村蔓延。据记载，当时“西安虎疫流行，已日趋剧烈。死亡率日益增加，人多以为虑，避疫乡间，
而籍杜传染者，比比皆是。然乡间亦多发现虎疫，非讲求卫生，食物谨慎，实难防预”[16]。当日，位于西安城、乡结合部的龙渠湾、西北隅一带即报告有50余人染病，其中有十分之七为常住于城乡结合部的贫苦人民[15]。城区人口避疫、逃疫性的人口流动反而在客观上加速了向乡村蔓延的进程。
到了8月17日，在西安城内已出现减缓趋势，但在乡村流行甚烈。当时，城区仅在桥梓口、沙金桥一带出现染病死亡者，而乡村疫区主要分布在李家村、西甘河和水寨村等处[17]。至8月23日，西安城区的疫势已明显减弱，疫情逐渐稳定。据当时西安城内医生描述，“本市疫势，似以减杀一半，如媒介物稀少，即可渐渐不扑自杀”[18]。此后，随着北方气候转秋，气温逐渐转冷，致使苍蝇日趋稀少，疫势渐渐开始消杀[19]。到8月26日时，西安城内绝大多数患者已转变为经后一、二日便可康复的慢性虎疫，发病地点也缩减至涝巷和桥梓口等少数巷道[20]。在城内的减弱从8月底一直持续至9月初。至9月11日，西安城区疫情已日趋大减，出现病者日微，死者每日甚少的状态，市面已渐显，各地人士来省者亦日渐增多，出现商业逐渐恢复的局面③。
但与城区相比，此时乡村的疫情却尚未减弱。据陕西防疫处统计，“当时西安及其临县长安所属的乡村中仍在流行。每日死亡者甚众，乡民每日异常惊慌，逃往各处避疫者，不知凡几”④。这种状态一直延续至10月底之后，终随冬季的来临，天气进一步转冷而逐渐消失。
从1932年7月5日开始至9、10月间结束，在西安持续流行了近三个月，危及西安城、乡的绝大多
数地区，死亡人数不可胜计③，带来无法估量的危害。据统计，自西安发现以来，西安城乡民众染疫者共达1311人，其中937人死亡，死亡率高达71.5%[21]。这使成为国民政府时期西安死亡率较高的疫灾，还导致西安城内出现“南门东郭外的义地，新增许多坟墓，有的甚至直接抛弃于地上，以致此处尸体纵横，臭气熏人，行人远避，多绕道至小雁塔一带，而该地之李家村、人头园也因此受灾而死者颇多”的惨象[22]。
三、政府的治防措施
在清末传统中医治防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民国时期开始大力倡导西医治防的医理和技术，特别是到国民政府时期，政府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西医防疫技术的现实应用。在此背景下，1932年发生时，西安地方政府便开始以西医为标准，着手准备的治防工作，具体措施如下：一是疫苗注射。注射疫苗作为预防疫病的主要手段，早在清末就已传入我国。到民国时，注射疫苗已发展成为疫病预防的主要措施。1932年7月，开始在西安大范围流行，西安地方政府首次采用疫苗注射技术来预防感染。据记载，当时因城内各医院注射苗浆甚形缺乏，西安各界人士都呼吁政府应立即派员赴沪购办疫苗[23]，以备注射。鉴于西安疫情日渐猖獗，民众纷纷前往防疫院注射疫苗，西安临时防疫院还出现“偕老携幼，络绎不绝”的情况。据统计，7月29日该院共计为1000余人注射疫苗[13]。此后，疫苗注射成为西安治防的主要措施之一。
二是防疫宣传。宣传的目的是为了让民众了解疫病及防疫知识。在西安流行的过程中，最早提及防疫宣传问题是在1932年7月9日。当日在华阴县东源乡流行，危害极重，为防止蔓延，省府一方面派就近医师前往驰援，另一方面则命令该县政府立即广事宣传防治方法[24]。此后，为了防治、教化民众注重防疫，政府越发开始注重防疫宣传。
到7月29日，西安开始编印防疫小书以备防疫宣传。该书的内容主要有“通俗虎列拉预防办法稿本、虎列拉预防要义以及注意事项”等，两日内共印千份，除一部分留作西安宣传外，其余大部都分发给东路各县“以广防疫宣传”⑤。
进入8月，因天气炎热，病菌繁殖极快，对防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西安地方政府开始在编印防疫小书的基础上制定宣传标语，并进行防疫方法和方式的科普宣传。8月2日西安临时防疫院将制定的宣传标语“消毒方法、注意饮水、禁食生冷和严防苍蝇”提请省府民政厅审验⑤。至8月5日，省府民政厅批示，同意该防疫宣传标语。与此同时，该院院长杨鹤庆还向市民宣传防疫方法，主要包括：不食生冷食物瓜果、不接触污染含菌之物、不要晚上露宿及接近患病之人及少饮食、守清洁[25]。此外，杨鹤庆还提到了公众卫生的防疫问题，认为“清洁消毒是第一要务”[25]，并大力宣传推广“照方
单服十滴药水以救急，继请医师行生理食盐水静脉注射，兼行皮下注射樟脑油等强心药”的应急疗法[25]。上述两种防疫宣传形式相辅相成，贯穿于西安治防的始终，并在政府权力的要求下不断地推广和强化。
三是封锁隔离。1932年7月，在刚刚传入潼关，并呈现向西继续扩散的趋势时，陕西省政府为了防范沿公路、铁路传入西安，遂规定“西、潼公路中的各种汽车明令停驶，只准许邮政及防疫等公务汽车，经检查后通行”，同时也将陇海铁路闵乡、潼关一段停止通车”[26]。省府将公路、铁路和桥梁一直封锁至7月24日前后，因潼关虎疫稍有减弱后才准予通车。
在切断主要交通路线的同时，政府还对疑似病人进行隔离，以阻止疫病扩散。具体表现为：将发现的疑似病人单独放置在医院某一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并观察其病情，限制其自由，有时甚至对与病人有过接触的其他人都采取隔离措施，以防疫病扩散。
四是设立医院。早在1932年流行西安前，西安城内已有近代西式医院。西安最早的西式医院是由英国教会建于1901年的英华医院和由中华红十字会西安分筹建于1911年的红十字会医院⑥，但西式医院的大量创建是在民国时期，如1912年建立的红十字会医院、1916年建立的广仁医院。1929年，因陕西关中发生大旱灾，原中华红十字救护队在政府划拨的西安东南角三百七十二亩官地的基础上又组建了红会医院[27]。1933年，由杨虎城发起，窦荫三等组织创办的私立医院西京医院成立，同年，为应对，陕西省政府决定将原设在西安的西北陆军医院改建为陕西省立医院。除此之外，在流行前，西安还创建有平民医院和传染病医院。传染病院成立于防疫处设立之初，该院主要从事西安市所流行之各种疫病的统计、观察和诊疗业务⑦。
当时，上述西式医院虽存在医师紧缺，设备不足和规模较小的问题，但却在的流行中发挥了预防和的重要职能，并取得了积极效果，成为当时最有效的救治和预防机构。例如平民医院在流行时被改建为西安临时防疫医院，西北陆军医院被改建为陕西省立医院等。而像广仁医院、安多医院等私立医院也在流行期间积极承担社会义务，免费为民众提供疫苗注射服务。
五是禁食生冷食物。7月疫情盛行时，西安地方政府已发现食用生冷食物会导致感染，随即下令禁止民众食用，并在随后逐步取缔市内街边的饮食摊贩，以防止此类染病致死情况的发生。这从当时省府民政厅下达给各市、县的《注意夏令卫生》的公文中即可窥见：
勿吃生水及生水浸过的瓜果，生水中有各种生活的病菌和寄生虫卵，吃下去会发病。勿吃生水做的饮食物，例如生水做的凉粉、冰激凌、冰块、汽水等⑧。
由上述公文可知，当时政府已经从西医的角度来告知市民食用生冷食物会传染。此后，西安地方政府不断加强禁止市民食用生冷食物的要求。甚至从1932年7月25日开始，命西安临时防疫院负责，厉行禁止瓜果进入西安城区，即便是日常所必需的蔬菜，也要先经过临时防疫医院检查方能进入城区⑨。
六是清洁公共环境卫生。恶劣的公共卫生环境是西安蔓延的温床，这场疫情也促使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公共环境卫生对于流行病控制的重要性。因此，西安地方政府一方面积极向市民普及环境卫生知
识，另一方面也开始着眼于城市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从7月中旬开始，省府便令省公安局对西安城关范围内的区域进行大扫除，积极组建清洁队进行城市街道和公厕的日常清理⑩，并以法令的形式规定消毒石灰的购买方式和具体铺撒事宜。此后，西安地方政府时常举行公共环境卫生清洁运动，并组建清洁队专门负责西安城内各街巷的日常卫生。
四、治防效果及成因
从整体上来看，1932年的这场是西安首次大范围地采用西医医理和技术进行防治的疫病。面对输入性疫病，在市民普遍不具备抗体的前提下，政府的补救举措极为关键，但却最终导致了广泛传播、持续时间长和死亡人口多的惨状，证明此次的治防效果并不明显。因此，西安地方政府对防疫的干预不力，也是造成危害较大、治防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1：1932年西安病人治愈人数一览表
时间接收病人数痊愈病人治愈比例
7.5 8-9 0 0%
7.11 21 11 52%
8.4 8 3 38%
8.10 9 1 11%
8.11 40 7 18%
8.12 93 50 53%
…………无记载……
总计677 72 11% 资料来源：西安市卫生局：《有关卫生防疫会议记录等》（1932年8月），西安市档案馆，西安市卫生局档案，018/1/6。
由表1可知，此次流行期间，西安患者治愈数最高时的占比为53%，但其历时较短，仅有7月11日和8月12日这两日达到，最低时治愈比例为0%，而患者平均治愈人数的占比仅为11%，较低的治愈率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西安地方政府干预下的治防效果不佳。
事实上，造成这场防治效果整体不明显的原因是多元的，通过梳理相关档案等文献，并结合近代流行病学理论，笔者认为其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疫势快且危害重。陕西境内首次发现是在1932年6月19日的潼关，到7月5日时便已蔓延至西安，期间仅有17日，这说明这次传播速度极快。与此同时，这场的危害程度也很大。经统
计，在西安流行总计66天，造成1311人感染，其中937人死亡，平均每天感染22人，死亡15人左右，死亡率高达71.5%，导致西安城内出现“棺材涨价，棺材店生意极其畅旺，供不应求，以致夫妻同棺埋葬，更有父、媳同棺者”的惨烈社会景象[28]。
第二，政府防治不力。在流行之初，陕西省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的治防行动迟缓，造成开始大肆蔓延。一方面，1932年6月19日在潼关发现陕西首位患者后，直到6月28日时任防疫医院院长杨鹤庆才前往潼关“详细诊断患者，并将患者吐泄物用显微镜检验后才证明虎烈拉菌为确实病源”[29]，至７月１日才正式开会讨论对策，并决定“拟请地方政府将西、潼路汽车暂时停驶一星期”[30]。此时距离发现首例病患已过去10余天，不仅潼关疫情已蔓延，周边华阴、华县、临潼、西安均已出现患者。
另一方面，陕西省政府和西安市地方政府对于防疫经费也没有充分接济，这导致防疫工作进展缓慢，成效不大。虽在疫情初发时，西安成立了临时防疫医院等治、防机构，但却常常因经费无着，导致医师缺乏，部分防治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停工事件时有发生。而对于辅助医师工作的护士人员而言，防疫期间她们要深入一线全面接触病人，感染风险极高，但工资待遇和医师相比低的太多，故“导致医护数度罢工，以此情形而欲防治如火如荼之虎疫，自难收效”[31]。据《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8月8日的报道，在西安猖獗流行时，每日都有大量病人被送往临时防疫医院、省立医院等防治机构。在高危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使得许多医士纷纷向地方政府提出辞职，理由如下：
一、防疫院负责极大，而一切设备不完，并与防疫原则背谬，将来政府之斥责与社会之环攻，殊不敢应此重责，贻误将来；二、自防疫以来，医务工作时间每日夜竟达二十四小时，不特有限精力之人体，不克支持，即驱使牛马，于暑日炎天之下，想亦不能如是；三、现在工作极苦而薪水极微，按之人情事理均属不合[32]。
上述报道清晰地反映出当时西安医护体在设备不完善的条件下承担繁重工作、接受微薄薪水的现实状况，加上当时流行区域广、感染人数多的现实压力，极易出现医护人员大量离职的情况，导致许多患者求医无门，因救治不力而不治身亡。
第三，个体居民和公共环境的卫生状况不良。民国时期的西安是一座人口数量众多且密度较大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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