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的现实主义创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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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后负面舆情泛滥。如何把握好尺度，拿捏好真实与夸张、共情与焦虑之间的分寸也是创作者需要审慎思考的。
注意故事叙事节奏。《人世间》有50年的叙事空间，可以使作品完整细致地展现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从平民到市长，从家庭到社会，从城市到农村再到边疆，从普通百姓到高干家庭，从下岗工人到教授诗人，囊括了当代社会的多面，整部剧以一种进化的、向前的、涌动的、发展的叙事节奏展开。随着时代变迁，亲友邻里之间虽有冲突但情义却始终不变，生活也在日复一日的踏实勤劳中逐渐变好。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笑有泪的小故事让剧中人物在情义之间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平衡，书写出善良、勇敢、勤劳、奋斗的人民史诗，彰显出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的新高度。以后的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应当借鉴《人世间》，通过刻画具有时代烙印的百姓角，凸显时代对普通人的重要影响以及人对
时代发展的推动作用，以普通百姓的人生百味反映社会变革，放开视野，放开胆量，敢于创新，表现更多的生活现实，不辜负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充分运用媒体矩阵加强宣传。“沉浸式追剧”是全媒体时代影视剧推广的新概念，新剧上线的同时，都要在热搜榜上及时更新相关剧情话题，请演员以角身份与网民展开互动，并开设“实况聊天室”，设置话题，引发讨论，增强热度。如《山海情》播出期间，网民化身金滩村村民，时刻关心通水通电、蘑菇培育与销路等问题，在全民沉浸式追剧的环境下，每个人都是西海固的一份子。《扫黑风暴》播出后，观众则穿越到了“绿藤市”，“孙兴赶紧被抓”“心疼徐英子”等话题随电视剧的播出频频登上热搜，并引起对现实生活中扫黑一线英雄的崇敬，这是
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扫黑风暴”。通过线上微博热搜、抖音视频、图文、平台论坛等提高观众话题讨论度与互动性，线下海报、广告、路演、发布会等形式加强推广，给观众营造沉浸式追剧体验，让全媒体助力宣传造势。
结语
在众多电视剧类型中，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是最具中国特的影视类型，通过描摹个体、家族的命运兴衰，书写出百年沧桑变迁下的中国百姓生活史，表达传统中国的现代性意义。我国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走精品之路任重而道远，应当向《人世间》看齐，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紧围绕人民塑造
扎实的剧本，守正创新，把握好现实与艺术的尺度，注意叙事节奏，以平民视角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拉到特定年代情境中，以普通百姓的家庭关系表现宏大的时代主题，充分运用媒体矩阵加强宣传，更好地融入现代传播格局，进一步提高艺术作品的生命力，促进我国新时代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再上新台阶。(作者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栏目责编：杨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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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愿倍速播放，这部剧为何老少通吃?[EB/OL].人民日报评论,2022-02-22.mp.weixin.qq/s/NpKC 鄄QKXY6wz2XCfbmmHreA.
《人世间》的现实主义创作分析
阴张树云
卢长春
摘要：作为现实主义力作，电视剧《人世间》立足于普通百姓生活，纵向再现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横向铺展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极具广度与深度。作品内容聚焦普通人的命运，书写普通却又值得歌颂的平凡故事。创作以艺术真实性为出发点，灌注扎实细节，艺术再现了社会变迁中人民生活的温情风貌与气象，真正做到了为国家述史，为人民抒怀，深化了“家国一体”理念。
关键词:《人世间》现实主义创作
电视剧《人世间》改编自作家梁晓声的同名小说，从社会现实出发，描绘了中国社会五十年的变迁史，对现实生活的表现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以家庭叙事为主体，着眼于普通人的命运故事，书写普通百姓的精神风貌。作品遵循了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真实而深刻地展现了时代变迁中存有的温情与家国意识。
聚焦中国普通百姓现实，着眼于生活广度与深度的开掘
电视剧《人世间》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将镜头聚焦于文艺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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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通过现实主义手法展现了一部平凡温暖的百姓生活史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史，实现了对于现实生活广度与深度的开掘。
时间跨度大，内容展现广。从纵向层面看，电视剧《人世间》时间跨度大，描绘五十年的社会变迁。该剧从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逐步展开了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图景，这其中既表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与梦想，也直面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困难与挑战，立体化地再现了时代的沧桑巨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浓厚的人文气息。导演在剧中采用跨越式的手法以“年”为重要时间点，巧妙地围绕春节团聚、朋友欢聚等重大事件布局全篇，将五十年的历史凝缩到五十八集中，从而照见中国平凡百姓人家的年复一年。这五十年既是平凡家庭的奋斗史，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变迁史。
人世间周秉昆的结局
从横向层面看，电视剧《人世间》内容展现广，深入社会各层面。电视剧由于体量较大，易于深入表达。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坐标轴中，不单单聚焦于某个人物的命运史，而是面向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
内容以周家人的故事为圆心向社会全景发散，深入展现社会各层面，立体化地开掘社会变革时期的世间百态，展现历史洪流中各人的际遇，包括以父亲周志刚为代表的工人，以周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哥哥周秉义为代表的党员干部以及以骆士宾为代表的商人等社会阶层和职业体，同时涵盖东北、深圳、贵州、北京等文化地域，以凸显改革不是单方面的，是涉及各行各业、各个地域的，展现出在社会巨变中各阶层与国家的共进退，同呼吸，以至于观众在这部剧里都能到自己的影子产生共鸣。电视剧《人世间》由此从一家之微走向广阔世间，穿透洪流直达今天，通过真实感人的影像引发全年龄层的感慨，满足了更多观众的审美期待。
直面历史事件，意义深刻。一部影视作品的好坏，除呈现现实广度之外，还在于它对事件所剖析的深度，所能挖掘的价值。将半世纪的生活史详细描述是很难实现的，但导演对社会历史事件进行巧妙的取舍，有意识地选择一些时间节点，通过压缩和伸展个别事件来调整剧情节奏。
一、重点描绘“年”的时间节点，串联起五十年的生活。传统文化是中国电视建构“想象共同体”的必然之选，[1]
因此年
文化成为中国电视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年”在中国是仪式感的存在，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通过过年可以看出一个家庭以及人物的变化。《人世间》中的春节，短短七八天的故事用
五集时长来描写，并以“年”为时间节点，用“过年”串联起了以周家为代表的普通中国家庭半个世纪的生活。
一方面，剧中出现最多的情节是过年，这种场面至少呈
现了十几次，年复一年，生活条件越变越好，团聚的人却时多时少，从上一代风华正茂到饱经风霜，从下一代少不更事到长大成人，真实地展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另一方面，“过年”意味着团聚，也就意味着人物矛盾和冲突的出现，周志刚、周秉昆等人物的戏份在这时开始交织在一起，所以剧中周秉昆与父亲的几次争吵都是在春节发生的。最激烈的一次矛盾是周秉昆觉得父亲瞧不起自己，春节在火车站不欢而散后，以至于父子俩几年都没有联系，真实反映了父子俩之间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
二、灵活展现历史事件，塑造工人不屈本。饶曙光曾言：“现实题材作品要更贴近现实、贴近人心。”现实主义电视剧直面现实问题，聚焦普通百姓的生活，让观众可以了解社会及其发展历程。电视剧《人世间》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彩，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再现了重大历史事件，关注时代激流中普通人的命运起伏。剧中涉及知青上山下乡、国企改革、工人下岗等事件，工人家庭的命运随之跌宕起伏，真实地再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所走过的艰辛历程。
该剧对于历史事件的呈现，没有回避现实的真实性，也没有违拗时代的主题，对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
潮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是国企最艰难的时期。在剧中，工厂积压大量产品，胶鞋厂只能把鞋子交给工人去卖，东北上千万国企职工被迫下岗，各种因改革产生的极端事件时有发生。举步维艰之际，作为领导的周秉义，不断帮助国企与南方企业合作。作为普通人的肖国庆，下岗后进入军工厂当没有编制的门卫，一身正气赢得了军工厂的信任，但因为没有编制提前退休，之后以蹬三轮为生。虽然剧中的下岗职工在生活的重压下有许多不幸，但是他们不甘心被命运摆布，顽强地与生活作斗争，也让观众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产生由衷的敬意，凸显了当代工人阶级顽强的本，这些本随着时代变迁依旧熠熠生辉。
立足普通人的故事袁书写社会的变迁
家族剧是在个人史、家族史、社会史的交融点上反映社会历史的本质。[2]电视剧《人世间》的特点之一在于立足家族反映社会的变化、时代的变迁，通过周家人的人生经历，书写社会的变迁，展现普通人所具有的美好品行，凸显普通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
聚焦家族时代命运，映射中国百姓生活。张斌在其著作《镜像国家———现代性与中国家族电视剧》一书中提到，家族剧就是以家族作为创作母体的长篇镜像叙事艺术。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家族的国家，儒家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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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重要准则和价值判断，因此“家”成为了一种艺术载体，在电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电视剧《人世间》主要描写的是从1969年到2008年发生在北方某省会城市棚户区“光字片”的故事，该剧以周家三兄妹的故事为主要线索，逐步展开了中国五十年发展变化的宏伟画卷，在描述周家三兄妹的感情、工作以及生活问题的同时，贯穿了知青上山下乡、大三线建设、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等历史事件。在五十年的岁月里周家人的命运与时代变迁始终交织在一起，以平民化的叙事表现普通百姓的生活，反映质朴、自然、平淡的审美品格。[3]导演选择从周家入手，通过书写家族的时代命运，进而以小见大地展现中国百姓的生活史，使得该剧表现张力十足。
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塑造典型性人物。对于典型性，恩格斯曾提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彭吉象也在《艺术学概论》一书中也讲到：“艺术典型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因此优质的现实主义电视剧离不开典型性的成功塑造。周家由周父周母、三兄妹共五个人组成，进而将家庭成员的命运放置到大时代的环境中予以打捞钩沉，长子周秉义响应国家号召成为第一批下乡知青，在江辽生产建设兵团服役后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北京大学，毕业后从政，最后选择从中央调回吉春市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秉”是指承受、接受，“义”是指仁义、正义、道义，讲究公平公正，周秉义就如他的名字一样，在大刀阔斧的改革中经历沉浮，始终坚守正义、洁身自好。导演将周秉义作为党员干部的代表，以此体现在时代发展进程中党员干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其次是二女儿周蓉，她有着良好的气质与修养，又极具个性与理想，为追随爱情远赴贵州山区，后考上北京大学并留校任教，随着婚姻破裂，这位追求自由的女性也慢慢发生了蜕变，最后通过努力重新到自我。周蓉是上世纪知识分子的缩影，始终保持着一种高洁的情怀，不会为丈夫诗歌获奖去拜托自己的老师，不会为分房子去请客送礼，宁可放弃投资人的投资，也要为贫困的贵州的教育发展尽一份力，折射出知识分子不世故、有理想与大格局的情怀。
小儿子周秉昆是全剧的核心人物，导演在他身上倾注的笔墨最多。他留守家中，是一名普通工人，与哥哥相比，在世俗眼光中是最没出息的孩子，后通过努力从一名工人成长为文艺工作者，经历下岗、“下海”和家庭巨变，却始终将所有的温暖都放在对家的守护上。周秉昆在松花江酱油厂举步维艰时
选择辞职去承包开饭店，后来还和白笑川共同创办了独立杂志社。周秉昆创业的成功并没有依靠当官的哥哥，而是靠自己的人品与责任担当。小人物的身上具有非同一般的
人物性格，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的人物性格，[4]周秉昆对平凡幸
福的坚守，体现出中国人对“家”不变的信仰。
表现人性之美好，凸显人物的韧性与美德。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众创造的，人民众是历史的主人。现实主义电视剧作为写人的艺术，致力于表现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际遇，于是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变化就成为了意义的载体。电视剧《人世间》从社会发展现状和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出发，用一部剧的厚度探讨作为历史主体的普通人的价值，其中代表之一是郑娟这个角。郑娟的丈夫涂志强杀人被判死刑，自己被骆士宾而怀孕，人生可谓跌入谷底，纵使有着悲惨的遭遇但依旧相信生活，选择隐忍坚强地活下去，始终保持一种韧性，使这个人物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在抗争的过程当中，还从当下性和真实性出发，反映出对普通人的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认同。另外，郑娟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形象也是美德的代表，当郑娟去周秉昆家照顾植物人的周母时，不在意别人的流言蜚语，细心照顾周母三年之久，每日按摩和照料才使得周母苏醒，观众从中感受到了一个隐忍坚强又极具美德的中国女性。
周秉昆这一艺术典型，作为共性和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艺术形象，最值得观众认可。编剧王
海鸰曾言：“每个独立个体的生命意义到底在哪里，不见得是为人类做出了多少贡献，而是为小家作了贡献。”周秉昆这一人物附着了导演对人性美好的所有期待，作为万千普通人之一，他一生坎坷，面对生活重压却如野草般坚韧不屈，没有耀眼的成就，却质朴善良，是对家庭付出最多的人，在周母生病时照顾并陪伴周母，在朋友危难之际，果断借房子让朋友住，展现出普通人所具有的人性光辉，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早已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典型”，而成为中国百姓在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中所共同凝聚和传达的一种理想状态：一个平凡的人生同样值得期待，一份普通的爱情同样值得赞美，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喜同样值得铭记。
精心打造影像细节袁追求艺术真实性
现实主义题材剧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追求表演自然化，追求人物语言生活化，追求影像质感，以还原生活本貌。《人世间》从“物”和“人”两方面入手，通过对物理空间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再现影像的真实性，从而真实反映社会变迁。
人物细节唤起情感认同。普通人物的平凡故事，往往有着一种强大的感染力。该剧聚焦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用事件塑造人物，注重普通人物在时代浪潮中的发展，表现出社会变迁中个人命运的起伏。电视剧不像电影那样压缩生活，而是从细微处塑造人物，展现情节细节。周秉昆这一人物是复杂的，他既坚韧又冲动，也正是因为冲动才进了监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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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书记在监狱劝诫周秉昆戒烟这场戏中，周秉昆熟练地把烟杵向鞋底，镜头清晰展现出因多次碾压烟头而在鞋底留下的痕迹，这种小细节的表现却异常真实，恰恰反映出周秉昆在狱中饱受身心的煎熬与挣扎，使得这一行为更加符合人物特点。在周父周母去世这场戏中，周秉义、周蓉双膝下跪，泪流满面，周秉昆却没有下跪更没有哭，而是一脸的震惊与意外，他难以接受父母已逝的事实，此时周秉昆没有哭声却达到了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把他的心理活动与应激反应具象化、可视化。周秉昆的形象也因此增添了更多复杂的彩，更具真实性，从而唤起观众的情感认同。
服化道还原时代风貌。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艺术的第一目的是再现现实。”《人世间》所展示的是一
个时代发展的缩影，将时代的发展变化渗透于剧中人物的吃穿用度之中，真实还原当代的时代风貌，能够增加影像的历史质感。剧中道具和场景的设置极其真实，将个体命运与宏大时代命运叙事同构，以艺术为支撑，将历史场景进行视觉化还原，符合观
众的审美体验。[5]剧中砖房、土坑、土灶、扫帚、小手绢、二八大
杠自行车等场景与道具的布置，真实还原出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东北的社会风貌，描绘出一幅东北世俗风情画卷。除了周家物件表现出的年代感之外，国企车床、国营饭店、集体林场等，也向观众真实展现出当时的时代风貌，代入感极强。家中物件的一系列变化，都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房屋的变化，“光字片”从棚户区到拆迁，都在记录着时代的进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世间》所讲述的历史具有客观性。
人物服装造型的设计能够表现出当下的时代特征和社
会面貌，[6]该剧的服装也体现出浓厚的年代感，毛衣、毛裤等
具有年代感的衣服成为时代的象征，真实再现了上世纪人们的穿衣风格，引发观众的共鸣。电视剧艺术中的服装是身体意象和影像审美的重要介质，既是会“讲故事的衣橱”，又是
“有意味的形式”，[7]社会不断进步发展，服装、穿衣风格的变
化则成为社会发展的鲜明特征。就周秉昆的服装而言，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深蓝棉服到七十年代的军大衣，从八十年代的皮夹到九十年代的中领秋衣，再到如今的网球衫等休闲装，服装一步步变化的同时，剧情也在一点点推进，时代也在一步步发展。
不论是从场景、道具的设置还是服装的安排，目的都是为表现出一个真实的时代风貌，既是给观众创造沉浸式的观感，也是对艺术真实的追求，这种艺术真实在保证影像质量与审美现代性追求上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描绘真实时代画卷袁构建时代精神镜像
电视剧《人世间》中的周志刚的原型就是原著小说作者梁晓声的父亲，梁晓声本人的经历也同样在剧中有所展现。柴伐蒂尼曾主张“生活即艺术”，即尽可能保持生活原貌，真实呈现生活。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剧，《人世间》通过把现实生活艺术化地复现于剧作故事中，让故事能够镜鉴现实，表现出温暖的现实主义底以及家国同构的时代精神。
物质社会的“温”与“情”，奠定温情基调。苏珊朗格认为：“艺术品本质上就是一种表现情感的形式。”《人世间》将叙事视角投向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并对主题进行艺术性的阐释，虽展现了生活的艰难，但温暖的现实主义底却总让人充满希望和力量，正如原著小说的题词一样“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8]这种温暖体现在人性之美上，“光字片”的人们在时代漩
涡中挣扎，却从未失去生活的勇气，最具代表性的是“六小君子”，他们抱团取暖，一人有难，众人相助。在周楠意外身亡情节中，周秉昆入狱，郑娟赶到美国领骨灰，于虹去家里帮忙打扫，她刚走，肖国庆夫妇也来了，看到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便知道已经有人来收拾过了。这看似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帮助，却将朋友之间的互助与深厚情谊体现得淋漓尽致。当然还有曲秀贞和“六小君子”的忘年交，曲书记作为一位老革命、老干部，与周秉昆等人亦师亦友，凸显出那个时代人情的温暖。不论是“六小君子”还是曲书记，每个人都在漫长岁月里或奋勇向前或坚韧忍耐，用温暖的现实主义的方式讴歌普通人的价值，展现出中国人骨子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也奠定了全剧温暖的精神基调，向逝去的时代致敬。
时代中的“家”与“国”，构建家国一体。中国价值观的核心是家国天下的共同体，家族史是浓缩的社会史，社会史是放大的家族史，剧中周家人的命运史和奋斗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社会的变迁史和转型史。张法曾言:“对中国文化作既分出层级又具有统—性的把握，可以用三句话：伦理中心、家国同构、天人合一。”在现实主义题材剧中，家庭命运与国家命运成为相互指涉的表意载体，《人世间》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将国家与时代的变迁巧妙地融入到周家人的命运变化中，例如父亲周志刚的工作反映的是上世纪国家的“大三线”建设，让观众透过小人物、微事件看到了大时代、大国情。在家国同构的时代语境中，用周秉昆等个体的命运唤起大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周家的家庭奋斗史来表现中华民族的成长历程，说明社会个体才是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的内生动力。电视剧《人世
间》秉持“为国家述史、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抒怀”的原则，带领中华儿女回望过去，眺望未来，在新时代语境下对家国进行现代性的书写，使现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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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8页)
义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对我国电视剧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参考文献:[1]赵娅军.传统文化参与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路径研究[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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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深刻表现草原生态恶化带给牧民的痛苦和无奈，通过叙事时间变化向1986年那段如画的锡林郭勒草原丰美景致敬，表述保护生态环境的拳拳心愿。
内蒙古电影持续秉承现实主义审美范式和新美学特征，既充分把握电影美学的限度，又掌握电影叙事时间的尺度，电影在被赋予审美映射能力的同时，也能够充分揭示社会现实，蕴含深厚的文化艺术属性。如秀美的草原景观，充分体现出内蒙古电影的现实主义美学特征，在德格娜执导的电影《告别》
（2015）中，德格娜通过个体化叙事时间特征将自身融入到电影的艺术创作中，一个迷茫的女孩与父亲构成电影的叙事框架，重在传递生命个体应当和合共生的理念。由张大磊执导的电影《八月》（2016）讲述的是呼和浩特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少年小雷在经济变革和家庭变革之间懵懂成长的故事，该影片荣获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和最佳新演员奖等奖项。电影以关注个体和关注时代为现实出发点，讲述了少年小雷内心由稚嫩到成熟的过程，在叙事时间特征上表现出上世纪90年代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社会现状和人的生存现状。由周子阳执导的电影《老兽》（2017）通过对个体的关注聚焦代际关系矛盾，对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失落、迷惘的精神状态进行深入反思，该影片荣获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原著剧本奖等奖项。由彭军执导的电影《海林都》（2019）讲述的是乌兰牧骑队员阿柔娜历尽千辛万苦抚育来自上海和江浙孤儿院多名孤儿、薪火相传乌兰牧骑事业的故事，影片演绎人间大爱，感人肺腑。电影锚定时代背景重现生活形态，将电影的艺术导向引领至感情渊源，不断在生活中寻生活本质，产生富有韵味的诗意和韵律。[7]
结语
电影是时空结合的艺术形式，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时间维度在电影叙事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内蒙古电影历经80年的发展，从早期通过“泛民族、泛民俗”的电影叙事，反映民族特征和民族状态，开始转变为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审慎思索，从茫然跟从文化主旋律，到本真还原草原生活，衍射草原文
化之本质。内蒙古电影在持续探寻中侧写自身的电影叙事时间特征，塑造贴近民族性文化形态、文化需求的跨银幕形象，其成果之丰富已成为中国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建构的民族化、景观化、共同性、个体化叙事时间特征，逐渐形成了内蒙古电影的叙事时间特。文章通过对内蒙古电影叙事时间特征进行探索，以全新的角度诠释新世纪以来内蒙古电影的叙事变化，时间在电影中的呈现方式更加具有表现力和感召力。在电影叙事过程中，可以通过对民族生存现状和社会现状的再现，在建构时间轴的过程中反映民族文化精神。(作者单位：呼伦贝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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